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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出版不竭之源－－代表委员畅谈“出版创新”

作者：方菲

2007-03-16 17:06:20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2007-3-13

　建设创新型国家，要求文化创新、出版创新。创新出版产业并非一个深不可及的理论，很多出版单位已经在创新的路上前行，用实践证明创新的可行性、创新给书业带来的蓬勃生机。但无论如何，出版创新是一个在建设中的理论话题，需要身体力行者筚路蓝缕地开拓。两会期间，本报记者对此专访了杨牧之、聂震宁、汪继祥、王军伟、龚亚夫、苏士澍等代表、委员。

　像《大中华文库》、《中国文库》这样浩大的出版工程，举全国出版之力、举全集团之力共襄一件惠及民族历史的事情，是不是一种创新？

　新闻背景：外文出版社、湖南出版社和中国出版集团多家出版社共同打造出的《大中华文库》，把中国最优秀的文史哲作品、科技作品１１０种，以文白对照、中外文对照方式收入囊中。而《中国文库》则差不多汇集了五六十年代所有让人耳熟能详的精品力作。

　杨牧之：搞好出版集团的根本，一是导向，二是队伍，三是创新。没有创新，出版业就没有激情，没有生命。中国出版集团有着历史悠久的传统和品牌，但仍要推陈出新，否则老品牌总要黯淡、消亡，乃至被代替。我常常记起小时候家里买的王麻子菜刀，又重又笨，后来买了一把日本菜刀，又锋利又轻巧。这说明不创新，老品牌自然要消亡。
　创新需要学习，需要调查研究，需要了解读者和社会需求。卓有意义的创新工程更需要整合资源、拉动资本，甚至还要有相应的组织机构创新。
　外文出版社、湖南出版社和中国出版集团多家出版社共同开发的《大中华文库》工程就是这样。我们把中国最优秀的文史哲作品、科技作品１１０种，用一种完全创新的形式推向了世界。这套书打开以后，左右是中英文对照，左边又是古文和白话文对照。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形式。这套书现已出版５２种、９０多册、６０００多万字，算得上一个浩大工程。出版以后得到各界好评，温家宝总理写过两封信，高度评价这套书，认为“这部巨著的出版，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有益实践和具体体现”。季羡林、任继愈也都给了高度评价。不久前《大中华文库》举行向全世界发行的新闻发布会，在全世界引起很大反响，已先后有数位大使跟我洽谈交流合作的事情。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创新工程？千百年来中国没有人系统向国外介绍过中国传统文化，外国人更不可能系统介绍你的东西。所以出现很多对中国文献断章取义、歪曲丑化现象。连黑格尔都说“中国没有完整的哲学”。无论哪个意义上，黑格尔的话都没有证据，因为他不可能系统了解中国。
　近百年来很多有识之士想搞这样的工程，但是它没有能力、没有条件实现宏愿。在中国出版集团之前，中华书局很早就有此议，但它同样没有条件：没有外语翻译，没有财力，没有充足的资源。
　但我们做成了这件事。这是因为在出版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我们有条件能够整合选题资源，整合资本和人力资源，我们把国内国学大家丁望道、叶水夫、刘仲德、沙搏里、季羡林、金开诚、胡文仲、袁行霈、韩素音等请来做我们的学术顾问，为我们支招把脉，动员全国２４家出版单位共襄此举，同时得到国家部分财力支持，在出版内容上和出版形式上以及组织机构和出版规模上都完成了一次重大突破。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成立以来，可以说，正是因为出版创新战略使我们挺拔了主业，增强了出版实力，巩固和强化了品牌力量。像整合集团各个出版社优秀资源共同打造的出版工程《中国文库》，与“戏说”历史反其道而行之的《正说清史》、《正说清朝十二帝》，正在全国畅销的《于丹〈论语〉心得》的出版，都是出版内容的创新；与河南出版集团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相互利用品牌优势和渠道优势，是跨区域性的渠道创新；全国统一书目数据库的建立，则是信息管理创新。其中《中国文库》整合了集团内部各出版社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精品力作，加以修订；又约请全国出版社，把他们认为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推荐上来，从而使《中国文库》真正代表了当时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可以说，没有创新，就没有中国出版集团的今天。

　汪继祥内容提供商将从被动式的服务转向个性化的主动服务，这种变化是出版形态升级换代的变化。
　出版形态是一个可变因素，在技术进步前提下出版形态变化是一个常数，这使得出版产业必须不断创新。我们关注到最近几年国外大的出版集团形态发生很大变化。首先网络出版已经如火如荼，网上出版比例越来越大。科技出版以前重在推销产品，现在转为全方位提供科技信息或个性化服务，更多运用数字技术或网络技术进行传播。这种变化在他们大的传媒集团和专业出版集团已经逐步走向成熟了。比如爱思唯尔集团，他的图书和学术期刊比例，后者已经占到７０％，斯普林格全部新书和期刊都可在网上在线查询。这些出现在西方的事情，看似遥远，其实信息对科技的快速传播，压迫与挑战会随时发生。
　但问题在于，一些出版社领导对这方面的发展趋势了解不够，对今后影响的预测不够。从专业出版角度来说，应该把上述数字技术运用提高到新技术进步条件下，出版社形态将发生的本质变化——从以图书期刊纸介质为主转向二者并重再到以网络传播为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内容提供商从被动式的服务将转向个性化的主动服务。这种变化是出版形态升级换代的变化。谁能看见这个前景谁就能够争取主动，谁就能在未来新一轮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顺应这个变化，科学出版社从去年做出规划，用两年时间建成中国专业类出版最大的网络平台。我们每年出版学术期刊２００多种，图书６０００到７０００种，是全国综合性最强、出版规模最大的专业出版社。我们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数字出版中心，跟国外大的传媒集团洽谈发布平台的共建模式。我们的方针是在战略上调整为一个平台、两个中心。利用这样一个数据平台，建成把国外优秀科研成果引进的中心，建成把国内优秀成果向世界发布的中心。目前这个计划已经开始实施。我们希望能够联合更多的有出版资源的出版社，或者是国外大的传媒集团合作来推进这件事情。将来建设成的这个平台，不光是中国科学出版集团的出版资源可以在这个平台使用，而且可以使更多的专业出版社的出版信息也能在这个平台上发布。大家共享共赢。

　王军伟过去只做书，做产品，现在我们以做出版为主，但更注重于服务。高教社把这定位于“教育服务”。
　近年来，高教社一直致力于机制体制的创新。
　目前正致力于打造集团化构架的左翼与右翼。左翼是出版业；右翼是发行、印刷、软件等跟传统出版业不同的产业，将它们整合在一起，叫做“畅想集团”。其中“蓝色畅想”已经运行了，印制公司也已经运行。还有一个“学林网”，做软件、网站和软件开发。这是出版产业的延伸拓展。
　传统出版业自身已经发生转变，高教社正经历一个由出版商向服务商身份的转变。过去只做书，做产品，现在我们以做出版为主，但更注重于服务。高教社把这定位于“教育服务”。我们在全国主要省市建立了２０多个办公地点，下决心成立省式教学服务中心，即跨行业跨区域经营。很多业务地点已经离开北京，在这些地方经营的不全是图书；而是做教材推广、为老师办培训班、开推广会；除了纸质教材，很多都是软件、教学包、教学平台。
　如４Ａ平台：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针对任何人的一个软件平台。校园的教学工作平台：上面有网络课程，考试系统、教学检测系统。整合好的内容上了这个平台，可以直接进印刷厂成书，也可以直接作为网络课程送入网站。所谓“一鱼多吃”。从不同形式找到盈利点。这在世界上目前都处于领先地位。各教育服务中心给安装这样的平台，以维护、充实教学内容。这是个反馈系统，如某个大学需要什么教学平台，立刻把信息反馈总部，总部重新打包做出来。市场不仅要书，还要书后面大量的教学资源、服务手段。一个学校做不了，而我们可以把全国最好的教学资源整合起来，最好的教学手段整合起来，再服务于学校。这就是我们敢于创新的理由和条件。

　龚亚夫图书生产首先是创新产业。在这样的行业里创新，必须基于科学的研发。
　创意产业不仅指出版，也包括音乐、美术、建筑等等，与此相关，都具有创意性。图书生产首先是这样一个产业。在这样的行业里创新，必须基于科学的研发。人教社历来有研发传统，有专门的研发机构。每五年承担一轮课程教材的国家课题。研发课题都跟发展中的未来市场需要紧密结合。
　比如网络教学，已经给学生学习方式和学习环境带来革命性变化，我们却还习惯于讨论在自然环境中掌握语言还是在课堂上借助语法掌握。实际上在网上学习已经很难说是哪一种方式。这就必须进行深入的研发。我知道在香港、在国外，很多人都在研究网络教学，开发手机学英语课题。下一代手机将变成掌上电脑，速度、容量成倍增长。怎么适应它的变化，怎样与出版业结合？这些需求不应该再说“十分遥远”了。新的技术，网络、数字、手机注定将给学习带来革命性变化。但问题的核心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我们研究运用这些技术手段掌握学习语言规律和学习模式的内容。如果这方面基础性研究都没有，你还按原来传统学习方式出书，不过是把教材搬个家，从课堂上搬到网络上、手机上罢了。
　假如我们的出版变成学习内容提供商，出版社编写内容的人，必须了解两个领域：不仅掌握语言学习的规律，还得了解在特殊学习环境下，承载语言学习的载体运动规律和两者之间相互制约影响的规律。上述都是人教社重点关注研发的领域，但目前还只达到对教材内容试验、比较、语言文献研究阶段。上述要求的制高点，人教社仍有很大攀登的空间。

　苏士澍运用最现代科学技术，与最古老的文化艺术结合，碰撞出新的火花——这应该是文物社创新出版思路的途径。
　文物出版社是专业局限性很强的出版社。多年来，我们专注于高精尖考古文物读物出版，但是随着文化市场的悄然变化，我们决定转换原来的出版思路，开拓视野，在保证社会效益前提下，尽量多出一些普及性文物读物，以满足社会各界需要。
　随着盛世收藏升温，百姓鉴赏收藏的品位需要不断提高。但是藏品有真有假，读者呼吁像文物出版社这样有一定权威性的出版社，多为他们提供鉴赏藏品的读物。文物社正在编写的《玉器鉴赏图典》就有这方面的意义：从古至今各种著名玉器尽收书中，用精美图版呈现出来，并配有专家点评，相信会有相当市场需求。
　现代科学技术在文物鉴赏和考古挖掘上大放异彩。文物社正在运用新的科技手段完成出版产品的换代。目前我们正在对１００多件国宝级古书画，进行复制出版。国家进行财政补贴购买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投入到《万岁通天帖》、新收购的《研山铭》、国家花重金从国外买回的《出师颂》等进行国宝级复制，现在已经初见成效，有评论称，复制水平已经超过日本，达到世界领先地位。运用最现代科学技术，与最古老的文化艺术结合，碰撞出新的火花——这应该是文物社创新出版思路的途径。

　聂震宁出版产业本质上是内容产业，社会赋于它责任和理想，也提出了产业经营的任务。其意识形态、文化属性与产业属性是矛盾统一体。为此，产业定位、产业结构、产业内涵均需创新。
　发展包括出版产业在内的文化产业，是十六大提出来的一个新任务。一方面要繁荣公益性出版事业，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经营性出版产业。“出版产业”概念提出来的时间并不很长，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处在从过去的出版事业管理模式向出版产业管理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因而提出产业创新十分必要。
　过去我们曾经把整个出版业当做出版事业来对待，强调其公益性属性，对产业属性强调不够。现在建设出版产业，必须一方面坚持它的意识形态、文化属性，一方面要很好地研究它的产业属性。要切实研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如何形成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产业的内涵和外延。
　我国出版产业处在形成和建设过程，并不是相对完善的产业；必须在改革中发展，在改革中创新。出版产业本质上是内容产业，社会赋予它责任和理想，也提出了产业经营的任务。其意识形态、文化属性与产业属性是矛盾统一体。为此，产业定位需要创新，产业结构需要创新，产业内涵也需要创新。
　首先是产业结构需要创新。各种介质出版物的生产经营正在处于互动和发展中，对产业结构将发生根本性影响，我们必须把握住创新的主动权。就内容而言，从以教材为主逐步转化为教育出版、大众出版和专业出版的合理结构，这个转化过程需要创新。
　产业组织需要创新。当前，集团化建设是产业组织创新的重要内容。在集团化框架之外的中小型出版社如何经营发展，需要创新。此外，物流配送、连锁经营现在还只是雏型，统进分销，信息反馈，供货回款等问题都需要通过创新来解决。
　产业制度需要创新。政府对作为产业性质的出版组织如何宏观管理和指导，需要深入研究。过去出版业是事业管理，而产业管理应当有市场经济特色，又不能脱离意识形态、文化的管理。哪些是政府要管的，如何依法管理、依法行政？哪些可以通过行业组织来协调、约束，需要完善哪些行规建设，要尽快形成共识。中观上，政企分开是趋势，主管单位要有所调整。这也需要创新。在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中国出版集团得到国务院授权，行使出资人权利，但有些出版集团并没有完全解决。管理制度需要创新。微观上，出版产业组织内部的经营管理要科学有效地进行，逐步形成集约经营模式，形成“双效”考核制度，也要创新。
　出版产业人才需要创新。我们现在主要是在出版业内部发现和培养人才。应该有更开放的人才视野，有更合理的评价体系。现在出版产业人才是匮乏的，如多媒体人才、产权经营人才、中介组织人才还很缺乏。出版产业是内容产业，需要更多内容生产人才，要会创意、会策划、会设计，有组织生产能力，会做案头工作，更多地要成为复合型人才。尤其是出版产业的领军人才，那种讲政治、顾大局、懂出版、会管理、善经营的复合型将才、帅才，更为产业所急需。“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只有创新，出版产业人才才可能发现和培养成新型人才。
　出版产品需要创新。一是内容产品的创新，一是服务产品的创新。内容产品体现着出版产业的核心价值，内容创新是出版产业出发点和归宿，拥有最为广阔的空间。服务产品体现出版产业的服务能力和实现水平，包括渠道创新、营销创新、技术创新等，都是出版产业紧迫任务。
　出版产业市场环境需要创新。出版产业一直呼唤整治市场秩序，净化市场环境，但仍需管理创新。特别是一般盗版、盗印和非法出版案件主要属于自诉案件，需要受侵害主体提出权利主张。可是，作为被侵害主体的出版社，要去发现侵害人，寻找案件证据，成本很高，案件胜诉了，却赔钱了。能不能使得这类案件更多地成为公诉案件，非法出版者不管盗用了谁的名义，也无论出版社知道与否、是否介入、是否主张，出版行政管理和司法部门一旦发现案情，都应该管起来。可以这么说，有什么样的产业环境，就会有什么样的产业效益。
　还有出版文化要创新。出版文化创新包括价值观创新、道德观创新、行为准则创新等。我们要用创新的精神来全面研究出版产业各个环节的价值观、道德观和行为准则。这是全面的创新。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2007-3-13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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