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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香山论剑：大发展要有大智慧

作者：刘昶

2007-11-19 14:16:47 来源：《出版商务周报》2007年11月19日

　11月14～15日，在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主办的2007·香山论坛上，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有关领导，以及全国各地13家出版集团和22家出版社的负责人应邀出席，可谓行业大腕云集。由于论坛召开时间距离刚刚闭幕的十七大不久，因此，十七大报告中关于文化产业的新论述自然成为讨论焦点。论坛以“文化软实力与出版创新”为主题，更是受到与会嘉宾普遍赞誉，认为该主题提出甚为及时和必要。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出版业作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大发展大繁荣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加之党和政府新闻出版管理部门高层最近发表的一系列言论，以及新闻出版集团整体上市的破冰，无疑均被业内人士解读为政府积极推进出版业改革和发展的强烈信号。
　十七大关于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论断，冲破了一段时期以来的沉闷空气，激发了全行业改革和发展的决心和勇气。与决心和勇气同样重要的，是改革和发展的智慧。此次研讨的主题出版创新，亦是出版业争取改革突破，应对新技术挑战，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实现出版业大发展大繁荣至关重要的手段和途径。要克服困难、突破种种难点，需要出版业有创新的意识、创新的方法和创新的能力。

　内容形式创新　
　据新闻出版总署统计数据，我国年出版图书品种数已经达到23万种，其中新书达13万种。从品种数量上看，我国已然进入出版大国行列，但大国并不等于强国。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聂震宁认为，评价一个时代的文化成就，如果说没有属于这个时代的原创性的作品，那么最终还不能说这个时代是文化建设的一个高潮时代，还谈不上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从这个意义上说，内容、形式的创新，对出版业来说是非常紧迫的。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裁李朋义亦认为，我国的出版物中，真正反映人类思想创新、科学发展、技术进步以及文艺创作等方面有影响的还相当有限，与我们国家的经济地位不相适应，与中华民族泱泱五千年文明史的地位也不相适应。
　在讨论内容形式创新话题时，与会者几乎无一例外提到的一个例子是于丹和她的《于丹〈论语〉心得》。与会嘉宾认为，如果抛开学术上的争论，那么，该书可以算是出版业内容形式创新的一个成功的典范。吉林出版集团董事长周殿富评价该书，“把《论语》原著与心得合并为一，用时尚流行又不游离主题的现代语言去讲我要说的人生哲学，相得益彰。”山东出版集团董事长王兆成分析，该书受到社会关注和众多读者的青睐，除了是受益于央视强势媒体支持外，更深层的原因是该书找准了传统文化与选题创新的连接点。
　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总经理王建辉认为，出版内容创新是组织创新与个人创新的组合。对于目前的内容文化创新，一切理解过于简单。往往强调对学术的贡献，创新主体并不是出版社，而是学者。因此，出版单位要从产品线的组织创新来规划内容创新，组织创新的效能远远大于个体。

　体制机制创新
　相对于内容形式创新，体制机制的创新无疑更复杂、更具难度和挑战性。近年来，出版业一直扮演着文化产业改革和发展的急先锋角色。截至目前，全国500多家出版社中，已经有100多家出版社转制为企业，并成立了 24家出版集团。但这条道路其实走得并不平坦，由于配套政策不完善，具体实施过程充满曲折，各种“中国特色”的问题层出不穷。从河南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邓本章提到的一个具体事例中可窥见一斑。河南出版集团在转企过程中，为了争取某项政策，两年间竟然跑当地政府相关主管部门100多次。
　现行的管理体制滞后于出版业的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且与政府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也渐难一致。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副社长胡守文提到，我国近30年的改革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与时俱进，但我们出版界的一些管理条例多少年都不变。他说：“出版界最近这些年发展很快，所以有必要审视过去一系列条例规定，是不是和现在的形势发展有了差距，有没有约束我们出版生产力的发展，这么说不是要摆脱出版管理，而是要随时应变不断创新，在管理面前发展也是硬道理。”胡守文提出：应该重新思考书号管理办法的有效性，以及异地办刊限制性政策和限制丛刊出版的有关规定是不是符合出版的规律。他同时建议：废止行业当中跨越式发展战略的提法，使我们出版行为和出版实践能够有一个理性的回归；在行业宣传当中“变强变大”取代“变大变强”的说法；强调集团化和多样化发展并重。
　周殿富认为，西方的许多出版单位附属于大型的传媒集团，而所谓的独立出版社规模都不大，独立的、单一的出版业态到底有多大的发展前景，值得考虑。出版业去搞房地产、搞旅游开发、搞楼堂馆所，甚至投资证券市场，固然不合时宜。但是，要想进入相关文化产业，却又没有通行证。按介质管理文化产业的思路不打破，怎么能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聂振宁认为，中央提出体制机制创新，要培育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为出版企业提供了极大的发展机遇，将会对整个出版行业产生很大的推动。但现在还面临着一个难题，如何处理文化与产业的关系。现有的出版业统计和评价体系，只是单纯地建立在经济学层面上，没有对文化贡献的统计和评价。没有一套适合出版行业的统计和评价体系，是当前出版业发展的一大瓶颈。这个难题尽管现在仍然无解，但是也得要有这样的意识，就是“文化产业体制机制创新，必须是既体现文化责任，又反映了产业状态，这两个方面应该是我们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龚莉在谈到政府管理方式创新时，同样提到评价体系的问题。她认为，政府目前在推进实施“走出去”战略时，只有简单的以数字统计作为评价体系核心，是不全面的，还应该真正考虑文化的影响力。在世界出版机构实力排名中，排在前面的根本没有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但是又有谁能忽视他们？
　另外，广东出版集团总经理王桂科建议，出版企业既有市场一般属性，同时也有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其管理不能简单套用《公司法》，而应借鉴国外“特殊法人”，实行特殊法人管理。

　传播手段创新
　“我们出版业面临的一个极大的问题是，现在数字化出版和网络化出版的主力不是我们出版业，而是IT业，是技术提供商，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耻辱，同时也是极大的危机。当然，网络出版、数字化出版，没有中国传统出版业的进入，始终是一个跛脚；同时我们传统出版业没有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出版，也是跛脚。只有这两只脚真正合并起来，才能使网络出版、数字出版进入新兴的技术行业的合作和创新，这方面应该引起业内的高度重视。”聂震宁的这番话是目前我国数字出版的真实写照。
　实现传播手段的创新，不是在传统出版流程基础上的修修补补，而应该立足于整个出版企业流程的再造。社科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认为，传统出版社发展数字出版，最重要的是要构建一个数字出版的流程和环境，“不要认为排完版以后，留下了电子文本，就说我已经开始做数字出版了，其实这离数字出版差得远了”。
　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出版，尽管在业内已普遍被看作是趋势，并且受到了高度的重视，但其赢利模式或者说商业模式应该是怎样的？至今无解。中国人民大学总编辑周蔚华认为，要找到赢利模式的切入点，关键是要从需求出发，在当前网络环境下，人们其实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后现代的阅读方式，许多人阅读不再是寻求知识，而是寻求快乐。
　另外，周蔚华也提到在网络环境下的出版，实质上是知识管理，其生产组织、管理、销售与传统出版有所差异，因此也涉及出版企业流程再造的问题。

来源：《出版商务周报》2007年11月19日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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