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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书业变迁

孙珏

2008-11-27 09:38:26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2008-11-18

　１.图书稿酬变革
　新中国建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国出版业实行的是基本稿酬制度。这是一种带有较强计划经济痕迹且具有行政强制色彩的稿酬制度。１９８０年５月２４日，中央宣传部转发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制定的《关于书籍稿酬的暂行规定》，适当提高基本稿酬，恢复印数稿酬制度。规定虽比１９７７年稿酬办法规定的基本稿酬有所提高（如著作稿每千字由２至７元，提高到３至１０元）；印数稿酬计酬比例仍然很低（如印１００万册，得到的印数稿酬才相当于基本稿酬的７０％，一些学术性较强的专业图书印数稿酬甚至只有几元钱）。１９９０年６月１５日，国家版权局公布《书籍稿酬暂行规定》，规定指出从７月１日起，著作稿酬由每千字６至２０元，提高到１０至３０元，翻译稿每千字由４至１４元提高到８至２４元。印数稿酬由原来的印１至２万册，每万册按基本稿酬的５％付酬提高到８％。１９９９年４月，国家版权局颁布了《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改以往政府指令性原则为指导性原则，对稿酬只提出相对的参考标准。《规定》提供了三种可选择的稿酬方式，即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版税以及一次性稿酬，并且明确指出一般情况下作者与出版社可通过出版合同自行约定付酬方式和付酬标准。随着稿酬制度的放开，出版市场相应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局面。版税制得到越来越多的使用。实践证明，这是一种能够有效调节出版市场的稿酬方式。

　２.出版人才成为高校培养目标
　自从１９８３年４月１日教育部批准武汉大学开设中国第一个图书发行学专业以来，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相继开设了编辑学专业，编辑出版专业雏形渐现。经过近２０年的发展，全国已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北京广播学院、南开大学、内蒙古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安徽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河南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河北大学、河北经贸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浙江大学、杭州商学院、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学院等１００多所综合性和专门性院校先后开设了编辑出版专业，其中相当数量的学校拥有硕士学位授权点。从全国情况来看，编辑出版专业的平均年龄虽不长，但已正式列为大学的二级学科，进入了学术殿堂，专业发展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并持续不断地为书刊出版、新闻宣传和文化教育部门输送了大量从事编辑、出版发行业务与管理工作以及教学与科研的高级专门人才。
　由于专业合并调整和原先的学校教学特色不同，目前全国开设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学校在招生和教学研究方面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新闻传播类（如北大、中科大、南开等）、信息管理类（如武大、南大等）、中文或历史类（如吉林师大、广西师大等）。这三类学校在课程设置上除专业基础课趋同外，或偏向新闻和编辑方面，或偏向营销和管理方面，各有千秋，俱出人才。

　３.书号规范与国际接轨
　中国于１９８２年加入国际ＩＳＢＮ组织，获得组号“７”。１９８６年由国家标准局颁布ＧＢ／Ｔ５７９５《中国标准书号（ＩＳＢＮ）》，１９８７年全面实施。随着国际标准书号标准的修订，中国标准书号标准在等效采用国际标准的同时，也不断修订。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历经４年修订的第四版《国际标准书号（ＩＳＢＮ）》ＧＢ／Ｔ５７９５－２００６正式实施，中国标准书号的位数由原来的１０位上升为１３位，修订后的《中国标准书号》增加了书号的显示方式和印刷位置的规定，并将中国标准书号的分配和使用原则直接列入标准。中国标准书号的使用范围也得以扩大，电子出版物等非印刷出版物都列入了使用范围。

　４.中文排版迎来光与电
　在历史上，印刷是典型的传统型产业。１９７６年８月，北京大学王选教授越过当时国际流行的第二代、第三代照排机，直接进行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的研发，１９８０年９月１５日，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排出了第一本汉字图书的样书——《伍豪之剑》，后命名为华光电子排版系统。１９８５年５月，华光Ⅱ型系统通过国家鉴定，在新华社投入运行，每日排印《新华社新闻稿》，后被评为１９８５年中国十大科技成就之一。这标志着中国的印刷业告别“铅与火”，跨入了对中国书业影响非同一般的“光与电”时代。

　５.科技书出版难引起关注
　科技专著出版难，一直是困扰出版界的一大难题。１９８８年６月山东科技出版社在全国率先设立“泰山科技专著出版基金”并于１９９２年１１月建立基金会，“八五”期间筹集资金５２３万元。基金设立６年来，有８６个选题获资助并陆续出版，其中《水库群调度与规划的优化理论与应用》一书所反映的成果应用于实践后，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在水电站调节和调度方面，比常规方法增加电力４～１０％，可节约国家投资５．８～６．３亿元。此后１０年，科技出版基金迅速发展，全国有２０余家专项科技出版基金，１０余家包括资助科技著作出版在内的综合性图书出版基金。设立科技出版基金是我国出版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在我国目前图书市场调节机制还未健全，大多数科技图书还不能按成本和质量定价的情况下，建立科技出版基金是促进科技学术著作出版繁荣，缓解科技出版难的一条重要并且有效的途径。

　６.挂历出版由盛转衰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文化市场的开放，人们对高档印刷品的追求加剧。在８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初的“挂历风暴”之前，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很难看见精美的全彩印刷品，铜版纸也是闻所未闻。逢年过节，相互赠送挂历成为非常流行的时尚。一本成本在２０元以上的挂历，最高可以卖到５００元，利润之大，令人咋舌。而这盛行一时的历史时期，被人们称为“挂历大战”。然而，这种曾经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代表着时尚与品位的特殊文化用品，在１９９０年代末期走向衰落。市场上挂历销售旺季一年来得比一年晚，销售周期一年比一年短，近年几乎绝迹。业内人士分析市场衰败的原因，首先是挂历的实用性正在逐渐减弱。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挂历的价值首先体现在日历功能，而现在，手机、电脑等现代化的工具使翻查日历成为简单方便的事。其次，现在人们对新时尚的追求，也使挂历的装饰功能相形见绌。值得注意的是，由追逐利益引发的“挂历大战”，出版发行上的无序竞争加速了这一板块的衰落。

　７.中国加入版权公约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我国同时被接纳为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和《国际版权公约》组织成员。这两个组织是目前国际上最为流行、非常通用的版权组织，加入后就意味着中国版权市场要真正与世界接轨，更加有效地进行知识产权保护，也为华文出版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中外文化的平等对话提供了条件。据介绍，１９９３年通过授权在国内出版的图书从几百种增加到１０００多种，１９９７年突破３０００种。此后，国内的图书及相关版权贸易活动日益频繁。

　８.书业三大年度盛会渐成气候
　１９８５年８月１３～２３日，首都出版界发行协作会联合首都一批社科出版社，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了首都第一届社科书市。１９８７年５月７日～６月７日，首都第三届社科书市暨第一届首都社科图书交易会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幕。次年，为吸收外地出版社参展，更名为“全国图书交易会”。自１９９３年第六届交易会转战中央党校校区内，一直延续到１９９７年第十届，交易会也于１９９７年由中国版协和中国发协两家联合主办，版协经营管理委员会协办，同时更名为“北京图书订货会”。２００８年订货会的展位总数已达１９１２个，比２００７年增加了８７个，参展的出版社内地共５２４家，港澳台地区１００多家。
　１９８６年９月５日～１１日，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举办了第一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ＢＩＢＦ），此后每两年举办一届。从１９９６年第六届ＢＩＢＦ开始，逐步改由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教育部、科学技术部、文化部、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联合主办，中国出版集团中图公司、环球新闻出版发展有限公司承办。随着中外版权贸易的迅速增长，两年一次的举办频率已经不能满足需求，因此从２００３年开始ＢＩＢＦ改为每年举办一届。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７日～２１日，第一届全国书市在北京举行。该届书市共设１７个展销处，占地１２００多平方米，书棚面积３０００多平方米，集中展销近几年全国各出版社出版的图书１３３１０种。１９８９年第二届全国书市相隔多年再次举行，市场反映良好促使全国书市之后开始形成一年一届，各地城市“申办”的模式，规模和市场效应巨大。２００７年又正式更名为“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至今已经举办了１８届。
　如今，这三大展会，已经成为中国书业最为重要的三大年度盛会。

　９.合资出版社出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合资出版社的出现是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中国出版业改革开放的一个象征和标志。万国学术出版社（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前身是１９８０年１２月成立的中国学术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６月与英国培格曼图书公司合资，改现名。该社是我国第一家中外合资出版机构。隶属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要编辑出版我国科学家、学者撰写的学术著作，在我国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和有学术价值的期刊以及重要文献等，以英文版形式向全世界发行。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则是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商务印书馆新加坡分馆、商务印书馆马来西亚有限公司于１９９３年共同投资创建的首家综合性合资出版机构。成立于１９９４年的童趣出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童趣公司）也是我国较早的合资出版企业，童趣的品牌与市场运作非常成功，成为出版行业“企业化”模式之一。

　１０.持证上岗制度开始实施
　上世纪７０年代末，出版业刚刚恢复，仍沿用多年习惯，以事业单位体制选人用人。而后来自人事部、新闻出版总署的“行业持证上岗”制度实施，书业有了用人规范。根据人事部要求，凡在国家正式批准的出版单位从事编辑、出版、校对、发行等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必须通过国家统一考试取得相应的出版专业资格，持证上岗。据悉，出版专业职业资格制度实行以后，初级、中级职称不再组织评审工作，用人单位可根据工作或岗位需要从出版专业职业资格持证者中聘用相应的技术职务。另外，对出版行业从业人员的管理也将发生重要变化：专业技术职务的获取途径由用人单位或行业内部组织的评审，转向国家统一考试；专业技术职务由评聘合一，转向资格与聘用分开；中初级技术职称由用人单位内部管理，转向全国统一的职业资格考试形式的社会化管理；没有取得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证书者，不得在相应岗位从事出版专业技术工作。

　１１.出版社联合体出现
　１９８８年，全国地方文艺出版社以全国地方文艺出版联合体的名义开展系列活动，只是相对松散，并不包括京版。随后，同样出于共同出击市场的考虑，上世纪８０年代末，山东、河北、江苏、河南４家美术出版社联合起来成立了联合体，共同组织订货会等活动，到１９９２年发展为１０家成员，并在此基础上成立行业协会，目前共有５４家成员，自２００４年开始实体化运作，注册成立“中美联书业有限公司”，并开办“中美联艺术书城”。
　人民社联合体也形成于上世纪９０年代初，由人民出版社（东方出版社）牵头成立，当初会员有４０多家，中间有过一段停顿，２００７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多家人民社高层又开始倡导恢复，同年便在浙江联合成立人民书店。成立较早且效益显著的还有华东六省少儿出版社联合体。
　最近几年，出版社联合体再次升级，陆续新成立的有中国旅游出版发行联合体、中国媒体出版社联盟、中国音乐出版物发行联合体。此前先后成立的经济类出版社发行联合体、中国法律图书出版发行联合会、中国出版集团发行联合体、中央文教类出版社联合发行体、中央部委出版社联合体、京版九联、社科十联、全国古籍出版社联合体、全国教育出版社发行协调委员会等也都一直在出版界活跃。

　１２.老字号出版社延续中断历史
　新中国成立以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不少出版社因各种原因合并，“文革”期间很多出版社更被迫停止出版，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５１年与人民出版社合并，中华书局在“文革”期间被合并到商务印书馆，同时，中华书局被取消了建制。“文革”之后，一批老字号出版社恢复独立建制。１９７９年８月，文化部出版局党组批准，恢复中华书局的独立建制，三联书店也于１９８６年１月恢复独立建制。
　在此前后，还有像１９７４年８月音乐出版社恢复建制，改名“人民音乐出版社”。１９７９年，教育部批准成立北京大学出版社，恢复了北大社建制。而像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中国电力出版社更是分合数次。地方上，如百花文艺出版社得以于１９７９年８月恢复建制。这些出版社依据其原有资源及编辑出版上的优势，推出大批优秀图书，并很快成为书业的中坚力量。

　１３.书业效仿贝塔斯曼会员制
　１９９５年，世界传媒巨头贝塔斯曼进入中国，建立了上海贝塔斯曼文化实业有限公司。１９９７年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合资书友会，首次将风行全球的贝塔斯曼书友会的经营理念带入中国。会员制、精美的印刷邮册、买书折扣、邮购……这些都让中国读者感到很新鲜。２０００年，当贝塔斯曼宣布书友会会员数已达到１５０万人时，中国出版界一片哗然，并大喊“狼来了”。在国外新型经营模式的催化下，各地新华书店纷纷成立读者俱乐部——１９９９年，河南省店等开始建立读者俱乐部。改变了国有新华书店历来的实体店“坐商”销售方式，转而向读者俱乐部无店铺的销售方式尝试。贝塔斯曼虽然进入中国时间最早，但前期发展迅速。到２０００年前后，经过人事经营思路方面的变动，表现出水土不服，在网络书店越来越强势的现在，贝塔斯曼却一直在走下坡路。２００８年６月，宣布退出中国市场。

　１４.新闻出版总署成立，梳理法律法规
　１９８７年，新闻出版署成立。１９９７年１月２日，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了国务院第２１０号令发布《出版管理条例》，该条例自１９９７年２月１日起施行。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全面系统的出版管理行政法规，《条例》的颁布和实施成为新闻出版界的一件大事，意味着新闻出版领域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也是新闻出版事业健康繁荣发展的重要保证。随后新闻出版署于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２２日发布施行《出版物市场管理暂行规定》。２００１年４月，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升为正部级单位，名称改为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石宗源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兼国家版权局局长。此后，总署对书业各项管理法律法规进行梳理，建立起更为完备的出版管理法律法规体系。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出版管理条例》修订发布，次年２月１日施行，原条例废止。随后为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２００３年９月１日起施行的《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再次修订后于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起施行。随着出版市场的不断变化，２００８年初，《图书出版管理规定》等五个法规也拟颁布实施，《出版管理条例》等修订工作业已列入日程。

　１５.集团化成为改革趋势
　１９９９年２月２４日，我国第一个经中宣部、新闻出版署批准成立的国家试点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挂牌成立，中国出版业的集团化序幕由此拉开。此后，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广东省出版集团、辽宁出版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等纷纷亮相。在出版集团中，有的是以出版业为主业的出版集团，如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有的则是编、印、发一条龙，以出版为主业，科工贸一体化的综合性出版集团，如辽宁出版集团、山东出版集团等。此外，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批准的一些出版集团也不断组建亮相，集团化建设一时成为我国出版界的热门现象。２００３年９月，上海市委决定，调整加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原属市新闻出版局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等７家出版社加入集团行列，集团划归市委宣传部直接领导。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６日，经新闻出版总署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全国出版领域第一家股份公司——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宣告成立。
　同样，在图书发行领域，１９９９年４月全国首家以资产为纽带的图书发行集团——江苏新华发行集团在南京成立。集团公司由江苏省新华书店改制而成，被江苏省政府授权为国有资产投资主体，负责经营被授权的国有资产。随后，广东新华发行集团、四川新华发行集团、安徽新华发行集团、福建新华发行集团、广西新华书店集团等多家经由新闻出版署批准的发行集团陆续成立。到目前为止，全国共有出版发行集团４０多家。

　１６.网络书店出现
　上世纪９０年代末，网络迅速发展之时，美国亚马逊网络书店的巨大成功，激发了全球化模仿浪潮。由民营的科文公司、美国老虎基金、美国ＩＤＧ集团、卢森堡剑桥集团、亚洲创业投资基金（原名软银中国创业基金）共同投资建成的国内第一家大型网上书店当当网于１９９９年１１月正式上线，面向全世界网上购物人群提供近百万种图书、音像、软件等产品的在线销售。它的出现，无疑给国内书业的传统发行模式一个猛烈的冲击。次年１月由金山软件股份公司分拆，金山公司及联想投资公司共同投资组建的卓越网上线，主营音像制品、图书、软件、游戏、礼品等流行时尚文化产品。自此，当当网与卓越网走上“两雄争霸”之路，同时也开启了书业网购的时代。２００３年前后，书店经营者已经开始集体意识到网上书店对实体店的冲击，以及网上书店存在的商机，于是，纷纷涉水网上书店业务，或通过网络为读者提供相关服务。毫无疑问，实体店涉水网络与当时当当网、卓越网的刺激不无关联。

　１７.民营力量崛起
　２００３年９月１９日，文德广运发行集团在北京宣布组建成立，这是自２００３年７月１日《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正式实施以来第一家挂牌的拥有报刊总发行权的民营企业。该公司的成立，标志着民营资本终于名正言顺地进入了书业，在我国出版物分销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市场化改造进程中发挥不可取代的作用。在这之后，越来越多的民营书业企业获得了出版物总发权。这其中有一批以教辅书策划及发行为主要业务的民营公司，他们研发、发行力量雄厚，品牌突出，这些企业在获得出版物总发权之后，纷纷进行了业务重组、网点布局和渠道整合工作。

　１８.大学社兴起
　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之后，高等教育事业蓬勃发展，随之带来高等教育教学科研工作对于图书特别是教材出版需求的增加，而原有出版单位的生产方式已经不能满足这种需求，于是一批大学出版社在上个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纷纷建立。大学出版社最早只是作为学校的附属机构而设立的，但在随后的几十年时间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出版业中可以与原来的中央社、部委社相抗衡的重要力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一部分大学社，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由于抓住了新形势下文化教育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成长为中国书业的重要出版力量。

　１９.ＩＳＯ９００１首次在书业运用
　１９９９年９月９日，天鸿书业获得英国国家质量保证有限公司（ＮＱＡ）颁发的ＩＳＯ９００１质量体系认证证书，成为全国同行业中第一家通过ＩＳＯ９００１国际标准质量体系认证的出版物选题策划、组稿、设计、图书发行机构。之后又有一些出版机构通过了ＩＳＯ９００１体系认证，书业与其他行业距离缩小很多。

　２０.“招投标”推行
　２００１年８月开始，安徽省、福建省、重庆市三个试点省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国家计委制定的《中小学教材发行招标投标试点实施办法》进行了全国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招投标试点工作。２００２年，三地教材发行招标方案获得新闻出版总署的批准，之后推广到各省市。２００５年，国家发改委、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联合下发文件，从２００６年开始进行中小学教材印制供货权的招投标工作，招标范围主要集中在新课标实验教材的１１个省市，而在２００８年，中小学教材发行招投标工作在全国暂缓推行。
　长期以来，我国书业对教材过分倚重，严重制约着产业的正常发展。而从２００１年开始的中小学教材发行招投标工作，是政府主管部门对于出版业进行结构性调整的重要步骤之一，有效降低了课本占出版总印张的比重和占出版总码洋的比重，也促进行业转型。但改革中原创社的版权问题以及利润分配问题成为对该项政策进行调整改进的重要原因。

　２１.两岸交流日益密切
　２００６年北京图书订货会首次邀请台港澳地区的出版机构参展，这是北京图书订货会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国出版界的“大团圆”，为其成为全球最大的华文图书盛会迈进了关键的一步。据悉，首次参展，台湾代表团有１３０家出版机构赴会，展出图书６０００多种，台港澳地区共有１４５家出版机构参展。订货会期间，台湾展区不仅展出了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的新书，同时还展出了多年前出版的文、史、哲类图书，为大陆图书馆补充以往不曾进口的相关出版物。事实上，两岸三地的出版业交流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就已开始，之后在版权贸易领域发展迅速，两岸三地在人员交流，开办实体书店等方面都有很大进展。

　２２.大书城涌现
　广州购书中心是广州市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以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组建的一个大型的图书零售企业。自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２３日开业以来，被誉为“神州第一书城”的广州购书中心，已为进店的７０００多万人（次）的读者提供了６２００多万册的各类图书，销售收入累计１５．６亿元。随后在１９９５年建成的北方图书城、北京图书大厦，经营面积均在一万多平方米以上。此后，各地的万米书城开始涌现，并形成书城效应。新华书店系统创建的大书城表现出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因此，尽管外资进入中国图书市场已达几年，但多倾向于引进或投资连锁业态，尚未出现投资兴建大型书城与新华系统大书城分庭抗礼的局面。

　２３.批销中心出现
　上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随着一般书出书品种增多，市场需求急升，省店原来的仓储面积不适应销售的需要，加上出版社自办发行等外在因素影响，此时期各种批销中心纷纷成立，进行现货批发。从分散的出版社将书集中到批销中心，再由批销中心销售至基层店，形成了一般书在批销中心进销发运一体的运作形式。批销中心的作用就是地方性的小蓄水池，是地域性的物流基地。过去库房管理是封闭的，入货、出货数目相等，批销中心库房则是向客户开放，现货到货速度比以前期货征订和看样订货都快，客户随挑随取，库存管理从静态变为动态。由于订货效果好，回款及时，业务量加大，销售额增加，硬件、软件不断升级，计算机管理被引进批销中心。比如中原图书批销中心为不同客户提供“星级服务”，对代理商在店铺管理、销售网点分布、规范上架、生动化陈列、合理库存、市场推广等方面给予实效的营销服务支持。
　但到２００１年，面对数量日益庞大的图书品种、小批量订货、退货率高等状况，批销中心开始向物流配送升级。

　２４.书店连锁业态推进
　上世纪８０年代，新华书店经营仍延续过去。之后，各地推进的连锁经营为新华书店市场化运营打开局面。一些实力雄厚的新华书店集团在省内连锁后，为营造更多的终端赢利模式，彻底打破了新华书店以前的划地经营、互不介入的封闭格局，用各种资本运作形式在多省市铺点。随着国际统一市场的不断形成，商业国际与经营规模化成了世界零售业发展的主流方向、我国图书发行业面临着外资强势抢滩与市场细化，买方市场萎缩的双重挑战、而连锁经营正是在这严峻的市场环境下实现低成本、高市场占有率的有效商业运作手段之一。新闻出版总署也提出了关于图书连锁经营“六个统一”的要求，即统一标识、统一进货、统一配送、统一信息、统一服务、统一管理。一些先行者如浙江新华、四川文轩、江苏新华等在连锁经营上都结合自己的特点有新的突破，实现连锁后销售业绩上升很快。

　２５.书业上市
　２００２年５月，湖南出版集团出资６０００万元收购了上市公司武汉诚成文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成为其相对控股方，实现连带上市，被认为是第一个涉足股市的出版集团，但八个月后它就将股权转手。不久“诚成文化”发生变故，湖南出版集团及时解套。２００６年１０月以上海新华发行集团为主体的“新华传媒”以买壳“联华超市”的方式上市，被称为发行业第一股，目前发展相对平稳。２００７年，在政策的鼓励下出版企业上市进程继续加快。５月，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国内第一家在境外上市的出版企业。２００７年１１月，辽宁出版集团整体上市方案通过了中国证监会的审批，一个月后将正式挂牌上市交易。该集团的首次公开发行（ＩＰＯ）是国内众多出版集团上市活动的首例，同时作为中国第一家将编辑业务与经营业务合并打包上市的出版企业。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８日，停盘两个月后，向安徽出版集团增发近１．２２亿股的“科大创新”一开盘即告涨停。而安徽出版集团在１０月将旗下的安徽科技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等１７家成员单位以借壳的方式实现“上市”。同时，重庆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江西新华发行集团、四川出版集团、广东出版集团等单位都已传出上市信号。值得思考的是，从总体情况来看，书业企业与公众公司在很多方面距离还比较大。如何尽快适应上市公司的要求，是书业企业在上市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２６.文化体制改革使社店巨变
　２００３年，中央确定９个省市、共３５个宣传文化单位作为文化改革试点，其中新闻出版系统有２１家。在这２１家中，除８个报业集团和报社之外，还有人民邮电出版社等７个出版单位和新华发行集团总公司等６个发行集团。至此，全国首家出版社改制被提上日程。除人民出版社、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社、盲文出版社等少数几家“公益性出版社”外，所有出版社都将进行“转企改制”的尝试。随后，中国电力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接力出版社社都先后加入了改制的行列。２００６年８月４日，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复，人邮社作为首批试点中唯一出版社完成“邮电出版有限责任公司”的工商注册工作，转企改制进入实质阶段。出版单位改制过程中存在的共性问题，诸如“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国有资产授权问题、老人中人新人问题、品牌延续问题等也逐渐浮出水面。
　发行领域，股权多样化和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使新华书店的改革彻底打破“三权上收”、“三权下放”的循环怪圈，走上不可逆转的不断深化的改革之路。新华发行集团总公司、四川新华发行集团公司、浙江新华发行集团公司、江苏新华发行集团公司、辽宁新华发行集团公司、福建新华发行集团公司以及上海新华发行集团公司等多家发行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５日，由天津市新华书店、天津古籍书店和天津外文书店共同出资组建的天津新华发行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揭牌。这标志着全国新华书店系统中，除西藏以外的各省级新华书店，均已完成从事业单位至企业的“转企改制”。

　２７.社店异地开公司、设店
　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出版单位为了克服人才、信息等出版资源比较贫乏的区位劣势，瞄准了京沪等有着丰富的人才资源和出版资源优势的“金矿”，纷纷进军外省，设立办事处或分支机构，抢占争夺出版资源的制高点。此类分支机构最普遍的模式就是以工作室或办事处形式出现，在管理上则作为分公司运作，实行全新的管理体制，大胆创新用人机制和分配机制，将员工创造的效益与收入捆在一起，充分调动了积极性和创造性，成为出版社深化改革的一块试验田。虽然这种发展模式在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就已出现，但几经波折，目前已有接力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明天出版社、江西美术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等几十家出版社在京沪设点，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尤其是目前，大学社第二轮转制试点工作启动，异地设点成为焦点问题，接力社、广西师大社的成功更是成为其中的范例。
　同样，一些实力雄厚的新华发行集团在完成省内连锁后，用各种资本运作形式开始尝试跨区域经营，探索更多终端赢利模式。２００３年１１月，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与民营资本合作，在江苏徐州开了国内第一家大型跨省连锁书店——博库书城徐州店，拉开了各地新华书店异地开店的帷幕。目前，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的博库书城已在上海、深圳、沈阳、徐州等城市建立了连锁经营网点；江苏新华发行集团也开辟了上海万卷、义乌万卷、大连万卷、贵阳万卷等多个跨省合作项目，并与海南新华实现战略重组。时至今日，新华书店开发异地区域市场的模式，大致可归为两类：一类以批发为主，如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另一类则以零售连锁为主，如浙江新华、江苏新华、北方图书城等就是此类模式的代表。

　２８.海外出版公司在京沪设代表处
　１９９５年，美国西蒙·舒斯特国际出版公司在北京成立代表处，１９９６年开展工作，成为最早开拓中国市场的外国出版商之一。由于外国出版商不能直接进入中国出版领域，早年外国出版公司代表处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开展版权贸易。１９９７年成立的ＤＫ公司北京代表处，主要开展版权贸易，目前向中国输出的ＤＫ公司图书已达７００～８００个品种，并与多家出版社建立合作关系。全球最大的教育出版集团培生教育，其北京代表处的主要任务也是版权贸易和合作出版，在华业务量已从１９９９年开办之初的１００万美元增至２００４年的１０００万美元。国际领先的教育、信息及金融服务机构麦格劳·希尔，其中国代表处仅２００３年就授权５００种图书在中国出版。Ｗｉｌｅｙ中国代表处２００３年在中国的版权贸易超过６００个品种。２００６年８月底，哈珀·柯林斯集团开始在北京设立代表处。此后，哈珀·柯林斯集团与中国出版界的合作呈直线上升趋势。经过多年交流与合作，中国的出版环境越来越开放。随着合作的深化，中外双方的合作日益规范并取得双赢。目前，国内出版业的国际交往正在从单纯的“引进”全面的“合作”过渡。内容资源的全球化开发，使中外双方找到了共同的利益。中外双方开始共同策划，共同编辑，共同设计营销方案，谋求在全球范围内各自熟悉的地区出版发行，并促进一大批版权人成长起来，最早那批在外资机构历练的人，都相继另谋高就，成为中坚力量，中国的出版机构在耳濡目染中也逐步具备了全球视野。

　２９.书业出现兼并重组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７日，江西出版集团联合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重组中国和平出版社方案获批，我国出版业第一例真正意义上的跨地域兼并重组破冰，同时这也是首例由地方出版集团公司对中央部委所属出版单位进行重组改制。此外，吉林出版集团兼并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江苏新华发行集团公司投入现金２．３亿元，占５１％股权，海南省新华书店以全部净资产出资，占４９％股权，合资组建股份制公司——海南凤凰新华发行有限公司，都已尘埃落定，其所带来的影响不言而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产业的发展常常通过收购、兼并等资本途径实现。在促使存量资本流动的同时，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扩大资本规模，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传媒产业经营，提高市场竞争力。相关主管部门也表示，以跨地域、跨产业链上下游为代表的兼并重组在未来将成为大势。这也预示着，或许在未来几年，图书出版发行业就将迎来一个重新洗牌的时期，旧的格局被打破，新的格局逐渐形成，新一轮跑马圈地、抢夺市场空间和先机将成为竞争的重点。

　３０.图书“走出去”升级换代
　为扶持中国图书“走出去”，２００４年下半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新闻出版总署启动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每年利用书展、媒体、网站、杂志等各种渠道向国内外出版机构介绍推荐图书。政府在中国图书“走出去”方面给予了空前的支持。中外交流日益顺畅频繁。同样，出版社作为市场主体，在进入海外市场进程中也做了不少探索。２００７年９月，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协同下属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分别与法国博杜安出版公司和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出版社签订协议，在巴黎和悉尼注册成立合资出版社。同年３月，中国青年出版总社伦敦分社注册成功。而早在２００２年，中国外文局（又称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与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在美国合资成立了长河出版社。此前，也有诸如法律出版社、科学出版社等在海外设立办事机构，但总的来说，上世纪９０年代的这些海外机构在选题策划、出版方面的功能不显著。而近年，中国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开始通过资本运作，在海外设立真正意义上的出版机构，面向海外读者策划选题，开始平等地与国际出版业进行交流，从图书产品“走出去”，到机构实体“走出去”。而资本国际化、在海外直接组建出版实体，并购海外出版公司成为“走出去”战略的高级模式。２００８年７月，人民卫生出版社并购了加拿大知名出版商ＢＣＤｅｃｋｅｒ，成为国内第一家通过海外并购走向国际市场的国内出版社。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2008-11-18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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