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30年间，伴随中国的全面崛起，新闻出版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作为重要动力，同时也是受益者，新闻出版业从一个行业成长为国家软实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所来路径，一个个节点堪称从发展到壮大的新长征的重要脚印，正是它们彰显的产业逻辑使新闻出版业渐入佳境。

　出版
　告别“买书难”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走过了从“书荒”到“书海”的繁荣发展过程。改革开放初期，在“十年浩劫”造成“书荒”的背景下，读者对图书的需求如饥似渴，为买一本书排长龙的事在各大书店门前时有发生。为迅速地缓解巨大的社会文化阅读需求与书店无书可售的矛盾，当时的国家出版局曾召集北京、上海、天津等13个省市的出版局（社）和部分中央出版社，要求对“文革”前出版的图书进行审读、修订，紧急重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一大批书开始再度走进寻常百姓家，1500万册的图书极大地满足了如饥似渴的中国人，也缓解了当时图书供应的紧张状况。
　以后的事实证明，从重印这批书开始，大量中外文学作品得到出版和再版，“书荒”现象逐渐消失，出版业逐步走出萧条、荒芜的困境，而跨上初步繁荣、昌盛的新台阶，确实使出版业发生了重大转折。今天中国人真正告别了“买书难”的历史，分享着新闻出版业发展的成果，尽享各种阅读方式带来的阅读乐趣。

　集团化驱动现代化
　纵观３０年出版业改革，集团的作用是巨大的。它为出版业体制改革走出了新路。以集团化为特征，以行政干预和资产重组为主要手段，是中国出版业资本运营的初级阶段。从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开始，一部分省区市借助出版局与出版社分开的机会，自行试验组建出版总社或出版集团，对地域性出版资源和人力、物力资源进行力所能及的整合。1999年2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的出版改革迈入了新的阶段。此后，全国成立了多家出版集团，集团化成为出版业改组的方向。出版集团纷纷浮出水面，遍地开花，几乎各个省都有自己的集团，给今天的出版业种下了整合资源、打造大型出版传媒集团的希望。
　在２００３年第一轮国家文化体制改革推动下，很多出版集团及时完成企业改造，建成名副其实的法人治理结构，而资本控制式出版集团的形成，使得出版集团成员间的合作关系，由原来的行政控制，转变为以资本为基础的市场控制，更有利于形成企业内部的资本市场，可以通过市场的手段实现内部资源的配置。目前已有出版集团得国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先机，乘势而上，进一步完成股份制改造、上市融资，成为以资本运作为纽带的市场主体。

　立体营销刺激潜在需求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出版业在快速发展中又迎来了一个中国出版业最需要营销而又最缺乏营销的时代。而这时《学习的革命》的营销模式给出版业的营销带来全新概念，它以其独有的营销理念和大手笔的营销动作为出版业诠释了一个精彩的例子。
　1997年，科利华倾其物力、财力、人力等，不遗余力地开始在全国推广《学习的革命》一书，打出“投入一个亿，销售一千万”的口号。在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资金后，这本书在一年的时间里销售８００多万册，基本实现目标。现在看来，《学习的革命》在营销史上开辟了若干个“第一”：第一次为一本书做电视广告，第一次为一本书做展览等。
　《学习的革命》的成功给出版业带来了新的营销方式，也引发了出版业的立体化营销。此后，营销成为中国出版业的关键词之一。通过营销刺激出潜在需求，图书的策划要从选题开始、要贯彻到出书的全过程等等意识一直影响至今，也使中国的畅销书时代走向高潮。

　重组上市开拓新机遇
　2007年12月21日，辽宁出版传媒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这也表明政府在加快培育出版领域战略投资者方面有了新突破，出版业进入资本市场，做大做强即将成为现实。
　资本的大门洞开，沉寂已久的中国出版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事实上，改革开放30年来，出版业在经历了集团化、转企改制、股份制改造等阶段后，业务渐入正轨，出于扩张优势资源、增强企业竞争力的需要，必将谋求更深层次的行业重组和融资。可以预见，伴随着新闻出版业改革的深入，随着文化产业的比重不断提升，资本市场在这场改革中的积极作用将会不断显现，有助于实现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有助于新闻出版业各项体制改革的深入，提高市场竞争力。（记者 王坤宁）

　报刊
　真理标准讨论推动思想解放
　新闻工作者不但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记录者，也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改革开放从真理标准讨论起步，这场得到了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积极领导和支持的大讨论，从一篇1978年5月11日发表在《光明日报》第一版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当晚，新华社全文转播，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全文转载，紧接着全国众多的中央和地方新闻媒体陆续转载和报道，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6月到12月全国重要媒体发表了650多篇文章和报道，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这种情况在中国新闻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在一版头条刊登了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3月27日，《羊城晚报》详细摘登了这篇通讯。3月28日，上海《文汇报》和北京的《中华工商时报》也同时全文转载。3月30日，《光明日报》转载。随后，新华社发通稿，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载、转播。该文解决了改革开放如何进一步深入、怎样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如何迈向繁荣富强之路的问题。

　报业集团加速集约化步伐
　1996年1月15日，经新闻出版署批准，我国第一家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正式成立。从此，中国报业步入了集团化发展的新阶段。经过10多年的探索与发展，报业集团已经成为我国报纸出版的主导力量，报业集团在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体制机制的改革、经营方式的创新上都为报业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积累了经验。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成立了40多家报业集团。报业集团的发展加速了中国报业从粗放走向集约、从单一走向多元的进程。

　转企改制解放生产力
　报业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化，使阻碍全行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逐步解决。目前已有上千种经营性报刊完成转企改制，40多家各类报业集团实现事企分开。如《中国证券报》、《中国保险报》、《电脑报》、《中国计算机报》、《机电商报》、《国家电网报》等改革试点单位均已转企改制。
　此外，《家庭》又迈出了转制中的新步子：即国有独资公司出资人权利由群团行使。转企上市方面，自《北京青年报》经营部分香港上市后，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入主上海新华股份，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粤传媒上市。截至目前，我国已有包括成都商报社的博瑞传媒、中国计算机报社的赛迪传媒等5家报纸出版单位的经营部分上市。

　技术创新升级传统报业
　新闻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传播技术的支持。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等当代高新技术的发展，衍生出新的传播方式，同时，报业传统产业的升级也随之拉开序幕。新闻出版总署启动的“数字报业实验室计划”，已经在九大报业创新领域，即报业数字信息资源平台、报纸网站、电子商务平台、电子阅读器、移动采编系统、户外数字媒体、手机报、手机二维码、多媒体数字报刊确立了一批数字报业创新项目和实验基地。

　商业广告促产业壮大
　1979年1月新闻界重新出现的商业广告，犹如一只报春的燕子，向人们欣喜地报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到来。而广告又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迅速成长为报刊业的“主要支撑”。同时，广告也在无形中促进了报刊业的变革，如由于广告激增而促成了“周末版”和“扩版潮”的兴起。目前，广告在经营方式、制作方式上都不断更新，使得全行业一直站在了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目前，报刊广告由1979年的几百万元增加到目前的一年近400亿元，增长了1000倍。（记者 曹亚宁）

　发行
　1979—1988
　拓宽渠道开放搞活
　1982年对于发行业是个重要的年份，有书业专家甚至认为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书业近30年的发展轨迹与当前的发行格局。这年7月，文化部发出《关于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在全国组成一个以国营新华书店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转环节的图书发行网，这就是著名的“一主三多一少”。这一政策的出台，打破了新华书店对图书发行权特别是批发权的垄断，出版社开始享有图书的印数权、总发行权，民营书业亦就此开始萌芽。
　1988年5月，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出《关于当前出版社改革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推行“三放一联”，即放权承包，搞活国营书店；放开批发渠道，搞活图书市场；放开购销形式和发行折扣，搞活购销机制；推行横向经济联合，发展各种出版发行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这一政策的出台，被视作图书发行体制改革进入第二阶段的开始。
　经过10年的改革，我国发行市场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多种购销形式并存的局面，书店不仅开始开架售书，更定期举办各种规模的书市和展销。

　1989—1998
　发行集团浮出水面
　1996年6月，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培育和规范图书市场的若干意见》，提出深化图书发行体制改革，要以培育和规范图书市场为中心环节，明确了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的发展目标，图书发行体制改革进入了第三阶段。
　事实上，除了早行一步的部分地级书店先锋外，1995年，湖北新华书店集团、辽宁省发行集团就已相继成立省级发行集团，1996年，河北省新华书店集团、黑龙江图书音像发行集团、北京市新华外文发行集团等成立。1998年，以新闻出版署批准广东新华发行集团、江苏新华发行集团和四川新华发行集团为全国发行改革试点单位为标志，发行集团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各地新华书店通过组建发行集团，整合资产，统一了财权、人权、物权，降低了风险，增强了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在这10年中，我国书业两大盛会——北京图书订货会和全国书市（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也经过历次调整，确定了名称，形式基本固定，展会内容更是从最初的简单销售，发展成为集订货、展销为一体，品牌形象展示也渐露雏形。
　与此同时，民营书业迅速壮大，开始成规模发展。上世纪90年代初，一批“小而精”、“小而专”且往往带有浓郁文化气息的标志性民营书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刷新了民营书业的形象，成为发行业新生的有机力量。

　1999—2008
　瞄准资本快速发展
　连锁经营、股份制改造、网络、外资、上市、兼并重组……最近10年，随着无数新名词的出现与应用，我国发行业驶上了快车道。
　以2003年7月出台的《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为标志，发行体制改革进入第四阶段。这是一次对整个发行体制最深刻、最彻底的改革，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这场改革从新华书店的“事转企”开始。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从2001年起，批准四川、辽宁、广东和上海为发行体制改革试点集团；2003年中央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后，江苏、浙江等6个新华发行集团被确定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单位。至今年10月，天津新华完成转企后，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基本完成了事转企改制任务。股份制改造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2006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2006年10月18日，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借壳上市”，成为我国出版发行企业第一家上市公司；2007年5月14日，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2007年12月，深圳发行集团与海天出版社、江苏新华发行集团与海南省新华书店进行了兼并重组。发行企业开始在资本舞台上翩翩起舞。
　在这10年尤其是《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颁布后，民营书业摘掉了“二渠道”的帽子，以平等的姿态与国有发行企业同台竞技。另外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网上书店也在这10年中出现，分别成立于1999年和2000年的当当与卓越就是其中的代表，以其独特的运营方式影响着整个业态的走势。（本报记者 杨晓芳）

　印刷
　在大出版业中最早对外开放
　1978年，我国第一家“三来一补”印刷企业——深圳市印刷制品厂成立，后于1982年改为中外合资企业——深圳嘉年印刷厂。1983年前后，一批外商投资印刷企业相继在广东成立。在1981年前后，民营印刷企业的身影也开始显现。
　随着国家政策对印刷业的逐步开放，印刷业已发展成国有、民营、外资三足鼎立的局面，形成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产业带。其中珠三角地区得益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香港印刷企业大举内迁，已成为我国印刷业最发达的地区。

　激光照排掀起二次技术革命
　1987年，《经济日报》采用汉字激光照排系统进行试点。当年12月，国家经委对之进行的国家级验收报告说：“《经济日报》是世界上第一家采用计算机——激光屏幕组版、整版输出的中文日报。”1988年《经济日报》年排字量比过去铅排提高了2倍，排报种数增加了4倍，产值和利润翻了一番。
　《经济日报》试点成功，在我国印刷界尤其是报界很快掀起了应用激光照排技术的热潮。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全国1500多家报社、重点书刊印刷厂全部采用了激光照排系统，我国印刷业终于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实现了印刷技术的第二次革命。

　规章发布促印刷业走向监管时代
　1988年，由新闻出版署等五个部委制定的部门规章《印刷行业管理暂行办法》发布。《暂行办法》确定了印刷企业准入的审批制原则、分类管理的原则，建立了行业监管、治安管理、工商管理三位一体的监管体系等。
　《印刷行业管理暂行办法》的发布，标志着中国印刷业监管时代的正式到来。虽然《暂行办法》还需不断完善，但其确定的一些基本的监管制度、原则却延续至今，构成了我国印刷业的主要监管框架。根据《暂行办法》，改革开放后针对印刷业的第一次治理整顿于1989年9月展开。

　村办企业上市开创先河
　1994年，由村办企业发展而来的上海界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功上市。改革开放为界龙创造了发展环境和机遇，使界龙由乡镇企业嬗变为现代企业，成为拥有26家企业的集团公司。
　界龙实业是全国第一家村办企业上市公司，被誉为“中国农村第一股”。在印刷行业，第一家上市企业并不是界龙实业，而是1993年上市的武汉长印。但武汉长印之后更名并转向文化行业，而界龙实业已发展为包装印刷业的龙头企业。如今，印刷业上市公司名单拉长，有东港安全、劲嘉彩印、鸿博印刷、合兴包装、安妮股份等，还有天津磁卡、茉织华等包含印刷业务的上市企业，甚至还有出现了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第一家中国印刷企业——青岛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管理条例”引发外商投资热
　1997年国务院颁布出台了《印刷业管理条例》。针对日渐崛起的外商投资印刷企业，《条例》允许设立中外合资经营印刷企业、中外合作经营印刷企业，但禁止设立外商独资经营的各类印刷企业。伴随着1997年《条例》的是1998年底至2000年对印刷业规模更大的清理整顿，整顿共压缩印刷企业3.3万余家。
　2001年8月，修订后的《条例》颁布。《条例》扩大了外商投资印刷业领域，“允许设立从事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的外资企业”。伴随着2001年《条例》的是当年9月新闻出版总署等部门启动了整顿和规范全国印刷市场秩序的大规模行动。
　印刷业监管的主要法律依据由部门规章升格为行政法规，反映了政府对印刷业监管的重视和进一步规范印刷业监管的努力。1997年《条例》和2001年《条例》对外商投资印刷业的开放领域不断扩大，这表明了中国印刷业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未来。《条例》的出台和修订之后都得到了市场的积极反馈，并由此引发了外商投资的热潮。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2008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