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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栖专家纵谈出版改革

杨为民

2003-08-21 16:50:40 来源：

　党的十六大提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产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这为我国出版产业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应当说，与经济领域改革相比，我国出版业改革亟待大力推进与深化，进一步解决体制、机制滞后、产业集中度低、市场竞争力弱等诸多问题。在当前，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出版产业，需要学习和借鉴经济领域改革的成功经验。为此我们特邀三位国内出版业和经济学界的两栖专家，就出版改革的话题进行探讨与研究，现将其主要观点整理刊出，供大家参考。

　建立走向市场的出版营销体系
　何志勇(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经济学教授)认为：长期以来，我们的出版活动与市场脱节严重，有些出版物生产出来后不是进入市场，而是进入库房，造成浪费。这种状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出版社没有建立起一套以市场为取向的出版营销体系，而这一问题的根子就在于出版业一直忌讳“市场取向”，担心这会导致出版社因迎合市场而出版低级趣味的东西，引起错误的舆论导向。现在看来，这个担心可能没有必要。因为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制经济，实际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出版业是有法律法规规范的，不以社会效益为前提就难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是有严格管理的市场，出版导向不正确的东西实际上难以长存于市场，因而也就没有收益。正如经济领域的改革一样，最初我们也对市场的弊端看得比较重，在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过程中，市场确实出现过许多假冒伪劣的东西。所幸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态度：不是关闭市场，而是对假冒伪劣的东西给予坚决的打击。在打击过程中，各种配套性的法律法规日益完善，市场秩序日益规范，社会经济也日益兴旺发达。再回过头来说，即使在今天我们对出版导向管理十分严格的情况下，市场上也有不少有害出版物出现。对此，我们采取的仍然是坚决打击的方式来保持出版物市场的健康繁荣。所以，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市场取向，而在于如何强化管理，健全法制。在出版业，除了少数专业性的出版社和学术性很强的出版物外，大量的出版活动，不仅后半段的工作，包括设计、制作、发行等要直接面向市场，就是前半段的工作，包括选题的组织策划等也同样要在考虑正确的舆论导向的同时，考虑读者导向、市场取向，从而使出版社整个运作与读者需要相吻合，与市场接轨。

　建立新型的政府与出版企事业关系
　贺耀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认为：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加上我们一直忽视出版的产业功能，因而我们的出版管理也具有很强的计划经济色彩，存在着诸如政企不分，管办不分，职责不明，对微观出版主体干预过多、过细，而在营造全国统一、公平、竞争、有序的大市场方面显得乏力，管理手段单一等问题。改革开放20多年来，虽然我国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在不断改革，但是在出版管理方面，有些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依然不能完全适应出版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正因为如此，党和政府把转变政府管理职能作为当前出版体制改革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要求，出版宏观管理要着眼于为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出版市场体系提供切实的法律和管理保障，着眼于为出版业创造改革和发展的良好的外部环境。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出版业行政隶属体制，使出版单位(无论目前这些出版单位是企业或者是事业单位)逐步成为我国图书音像市场的市场竞争主体；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规划其发展。要研究出版事业在企业化管理中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问题，要研究什么是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文化产业发展体制，要研究什么样的管理体制才真正有利于出版业为巩固我们的主导价值观和主导意识形态服务。
　当前，改进政府管理体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改革政府对出版社的管理方式。对公益性业务要通过国家的积极扶持和倡导，使其快速发展起来，当前可通过出版社部分所得税返还集中的资金，建立和充实文化发展基金，重点扶持此类出版物的出版和发行。对经营性业务则鼓励出版社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去运作、去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就是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要加强宏观调控。加强对出版领域的宏观调控，当前尤其要做好出版单位的结构调整，积极支持有发展潜力和实力的出版单位快速发展起来。为此，要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
　(1)要大力支持和鼓励强势出版社的发展，由强势出版社主导我国的出版潮流，巩固我国的主导意识形态；
　(2)借鉴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经验，加快对出版行业的整合和调整，加大出版社之间的资源配置乃至重组、兼并试点；
　(3)逐步放开出版事业对其他国有经济的准入限制，适当允许其他领域的国有经济进入出版领域，并进一步整合社会出版资源；
(4)进一步加强对出版事业的宏观调控，改变政府职能，加强监管，依法行政，特别是在结构、布局等方面建立有效地审批制度。
　何志勇认为：经济领域的改革使许多国有企业重现生机，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政企分开，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使企业在竞争中发展壮大。在出版业，由于长期单纯强调出版的意识形态特点，政府对出版单位一直实施保护政策，基本上是一种政企、政事不分的体制。这种情况，一方面使政府管得过多，管了许多不该由政府管的事情；另一方面，出版单位又过多地依赖政府的保护，出版单位事实上成了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附庸，既缺少自主经营权，也缺乏自主经营的积极性。发展壮大出版产业，必须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使出版单位与政府管理部门脱钩，改变目前政府与出版单位这种“父子”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新型的政府与出版企事业的关系。这里需要解决三个层次的问题：一是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重点要转向行业监管和创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上，政府机构不再直接干预出版单位经营管理事务；二是要进一步确立出版单位的法人地位，在坚持正确出版导向的前提下，使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谋发展；三是在政企分开后，需要设立新的出资人机构来行使所有权，以解决国有资产所有者长期缺位的问题。这一点是过去出版业比较忽视的。如果国家所有权不到位，就会给“企业内部人控制”留出空间，那么，国有资产和效益的流失就在所难免。设立这个新的机构，要按照“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原则，对出版单位既要管资产，又要管人、管导向。

　在出版业引入现代企业制度
　贾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社长高级经济师)认为：利用“两权”分离的特性，既可以把原来企业中的国有资产实现最终的国家所有，同时又可以构造千万个独立的市场主体。
　我国出版社的体制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企事两非和政企不分。企事两非就是我们常说的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这种管理体制使得出版社不可能实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政企不分则表现在：一方面政府管理部门对出版社的经营业务干预过多；出版社难以自主决定经营活动。另一方面，出版社为获得资源、产业和市场区位优势也习惯于依附管理部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版体制也将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原先“出版资源——产业——市场”的一体性将会发生倒置，即成为“市场——产业——资源”。要理顺出版社与政府管理部门的关系，要增强出版社的市场竞争力，就必须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实现国家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分离，形成科学合理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制度，使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三方的权利得到保障，行为受到约束。从而使出版社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何志勇认为：在我国出版业的改革中，由于受制于出版单位的事业性质而长期回避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问题。实际上，我国出版业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模式，并没有把出版单位完全限制在“事业”的性质上。应该看到“企业化管理”才是出版单位的实质。从出版社的运作来说，除了极少数专业性非常强、要靠国家财政补贴的出版社之外，出版社与一般企业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有人认为二者有根本的区别，区别在于出版社要以正确的出版导向和社会效益为前提——难道一般企业不需要以社会效益为前提?因此，出版业引入现代企业制度并没有客观上的障碍，关键是我们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里还要看到，当前许多出版集团的建立，已经在出版社事业性质问题上改革了一步，建立起了本来是“企业联合体”的出版单位联合体。出版业引入现代企业制度，核心是构建法人治理结构，使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开，形成明确的委托——代理关系。这既有利于形成有效率、有制约的决策体系，又有利于建立面向市场、充满竞争的经营管理机制，避免出版单位内部的无序状态。
　贺辉敏认为：出版事业既往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体制，是一个过渡体制。它在我国近20年的出版事业发展中曾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对于改变过去那种把出版事业完全看作是意识形态的做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新的形势下，除了极少数具有公益性出版任务的出版单位外，绝大多数从事出版事业的单位首先应该是出版企业，这应该成为它最根本的定位。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真正解决出版单位的发展动力问题、运行机制问题、体制保障问题等。只有把出版社作为企业，出版社才能真正面向市场，公平参与出版市场竞争，才能真正按照市场规律和规则运行，真正反映其经营的业绩或绩效，对出版社的评价才有公平的标准；才能建立在出版领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出版社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才能保证出版社的规范运行。因此，明确多数出版社的企业性质已成为出版体制改革的急迫任务，应尽早加以解决。
　高校出版社在新一轮改革与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体制和机制问题。例如，高校出版社与所在高校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高校出版社在继续作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中，是否可以积极推进委托经营?是否应该推进实行现代企业制度?高校出版社的发行部门是否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造?如何改造?所有这些问题都要求高校出版社必须认真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处理得好，对于高校出版事业的发展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如果处理得不好，势必影响和阻碍高校出版社的发展。目前，高校出版社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是来自社会上其他出版社改革与发展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则是出版社自身改革与发展要求带来的压力。我认为，出版社也应积极借鉴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经验，加快出版社的改革与发展。
　贾杰认为：出版业的改革同样也要解决公有制、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如何相容的问题。长久以来，由于出版事业的特殊性，其资金来源结构单一，对于融资，未重视，也没有开展研究，因而出版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出版事业发展受到限制。2002年加人世贸组织后，外资进入的步伐明显加快。出版业是投资回报率高的产业。其改革与发展，需要必要的财力支持，并通过多元的投资主体规范冶理结构，引入先进的管理经验，检验改革的成果，评价企业效益，监督企业行为。随着改革的深入，在出版产业的多数环节纳．入市场化运营后，出版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和发展壮大并非不能实现。当然，要纳入政府部门的宏观管理之中。

　建立和完善出版单位的市场退出机制
　何志勇认为：长期以来，政府部门对出版企事业单位更多的是通过“放权”、“政策优惠”等激励方式来激发活力，而较少关注通过“破产”、“并购”等约束方式来强化外部压力。这种仅有激励，缺乏约束的机制是不利于企业健康发展的。市场经济的实践证明，如果一个行业的市场主体不是有生有灭、有进有出，那么就容易成为一潭死水，缺乏活力。目前我国出版业正面临这样一种状况，由于竞争不充分，缺少必要的淘汰，落后的、经营不善的出不去，新的也就进不来，所以，整个行业缺乏生机；出版业建立退出机制与一般行业有所不同，需要从意识形态导向的正确性和产业发展状况两方面加以界定。在以往的实践中，只有单纯因为出版把关不严出现问题而被撤消的出版社，而没有因经营不善；资不抵债而破产或被兼并的出版社。要使出版单位在竞争中壮大，不仅对违规出版单位的处罚以及退出要规范化、法制化，而且对经营不善的出版单位也要有一个通过破产、兼并等形式使其退出市场的政策底线。经济改革的经验说明，破产和兼并往往是及时化解矛盾的有效机制。我们要发展壮大出版产业，就必须在出版行业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并同经济领域一样，建立有效的市场退出机制，形成优胜劣汰、充满活力的健康业态。

　深化三项制度改革，
　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微观运行机制
　贺耀敏认为：在现代社会，人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只有充分解放了出版生产力，调动于广大员工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激发了在广大员工中蕴含的发展活力，出版社的跨越式发展才能实现。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真正做到培养人才、吸引人才、用好人才，就必须加大人事、劳动和分配三项制度改革的步伐。在劳动制度方面，要加快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使出版社有较大的用工自主权。要实行全员竞争上岗制度，对竞争未能上岗的员工实行培训，经培训仍不能竞争上岗的职工，依法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做到能进能出。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要对各类人才尤其是管理人才实行公开招聘，竞争上岗，择优聘用，做到能上能下。在分配制度改革方面，要建立以岗位工资为主要形式的工资制度，应把工资和业绩、贡献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做到工资能增能减，从而形成职工能进能出、管理人员能上能下、收入分配能增能减的机制。薯律古完善的人才培养和使用机制，在分配上，向优秀人才和关键岗位倾斜，以伟大的事业凝聚人才，以崇高的精神鼓励人才，以真挚的感情关心人才，以较好的物质待遇吸引人才，营造一种尊重特点、鼓励创新、信任理解的宽松的企业文化环境。
　贾杰认为：企业内部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重点内容，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迫切要求。这几年，我社以推行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为重点，以搞活内部分配为关键，激励与约束并重，以激励为主，在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方面也进行了一些尝试和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效。(1)进人实行聘任制，老人老政策、新人新政策。下一步我们准备实行同工同酬。(2)干部人事上实行聘任制，一级聘一级，自由组合，竞争上岗。社里只聘中层干部，中层于部再聘工作人员。(3)在分配制度改革上，将职工个人收入逐步调整为档案工资、国家规定的津补贴、岗位工资和效益工资(奖金)四个部分，加大了岗位工资的比重，同时加强了绩效考核。
　随着出版业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仍有大量复杂的工作要做。进行细致的工作分析，制定科学合理的岗位责任；不断完善聘任、聘用制，实现聘任、聘用制度的正常化、规范化；量化、细化考核指标，建立与岗位、分配挂钩的综合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建立有效的分配激励机制，以按劳分配为主，技术、知识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可参与分配，充分调动全社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深化三项制度改革，建立起真正富有活力的出版运行机制，增强应对激烈竞争的出版市场的能力，加快出版社的发展。

　与时俱进，不断提高出版产业创新能力
　贾杰认为：中国出版业与先行一步改革的国有企业相比，缺少体制与机制的活力，更缺乏有效的竞争手段。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我们还刚刚开始。
　塑造优秀的出版社文化。海尔集团CEO张瑞敏讲过：“一个企业没有文化就等于没有灵魂。”企业文化，貌似不可琢磨，其实在企业内部如同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它是一个企业独特的并得到员工认同和接受的价值准则、信念、期望、追求、行为规范及思维方法。它的基本功能就是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凝聚力，使个人目标与企业目标尽可能一致，树立出版社的社会形象。我社非常重视自身的文化建设，强调员工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道德意识，强调市场意识和客户至上，强调敬业、法冶意识、团队精神、创新精神和追求卓越，强调员工与组织共同成长，不断提高全社员工的精神素质。
　我社还在探索建立学习型组织之路。学习型组织是一种能够不断自我完善的组织，它需要每一个员工都要不断地超越自我，以高度的责任感来从事自己的工作并不断完善。财经出版社在进行机构重组的过程中，有目的地赋予相应的分社和出版中心一定的终营自主权，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了明显提高。尽管在某些方面还不尽如人意，但毕竟使我社向学习型组织迈进了一步。
　善于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
　1．采用比较优势战略，利用财经出版社出版资源优势，发展有竞争力的出版物，放弃一些没有优势的图书出版，打造品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的出版物涵盖了财政、税务、会计、金融、证券、商贸、投资、世界经济等经济类学科，许多经济类学术专著、实务用书不仅形成规模，而且质量高、声誉好、影响大。
　2．加强印制集约化管理，合理优化配置资源，发挥规模经济效益。我社年出版码洋4亿多元，印制成本很可观，为了提高出版物的印制质量、缩短印制周期、降低印制成本，在采购纸张和选定印刷厂环节实行招标采购方式是一种理想的选择。
　3．强调市场营销。好的出版物不等于能够取得良好的市场业绩，出版物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有目共睹。能否实现出版物从出版社到市场“惊险的跳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营销战略。财经出版社从编辑部门到发行部门都有很强的营销意识，策划重点选题的同时就着手策划市场营销。
　4．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版单位的法律意识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学好法律就知道怎样运营，怎样是合法的，怎样是不合法的。第二，懂得法律以后，就可以用法律的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第三，依照法律实现出版社内部人员的关系特别是出版社与职工的关系的正常化。
　财经出版社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已经跻身于中国出版十强之列，最近，我们根据财经出版社的实际情况，慎重选择了“内涵式的发展模式”，并积极申报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的试点。我社以此为前提组织专门力量制定了2003年－－2005年的发展规划，通过内涵式发展努力实现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和更高的增长质量，争取在三年或者稍长一点的时间内，将财经出版社办成国内具有绝对优势、国际知名、多种媒体协同发展的财经类专业出版组织。

摘自：《中国新闻出版报》2003年8月20日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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