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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减负系列报道（一）：教材出版利润有多大

王波　姚一宪

2003-08-22 15:44:34 来源：

　教材在业内业外人的眼中一直是一块诱人的大蛋糕，曾有这样的说法，出版社只要有了教材，就可以高枕无忧地躺着赚钱。于是乎，没有教材的出版社羡煞有教材的出版社，业外人士也认为教材出版是一项高额利润的产业。一时间，教材限价、降价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鉴于此，为了减轻广大中小学生、尤其是贫困地区学生的家庭经济负担。2001年1月，新闻出版署发出了《关于做好2001年中小学教材供应工作的通知》，对黑白版教材的征订、供应，降低原材料成本，推广经济适用、优质廉价教材，加强经营管理，严格控制成本等问题做出了规定。此规定出台后，各地中小学课本相继降价。
　此后不久，2001年10月，国家计委、财政部、新闻出版总署联合下发了《关于中小学教材印张价格中准价等有关事项的通知》，对教材正文印张价格，选用教材用纸，核定教材封面、插页价格，核定教材零售价格等作出严格规定。要求各地价格部门要在国家统一规定的印张中准价上下5％的浮动幅度内重新核定教材价格，按照成本费用利润率不超过5％的标准核定教材封面、插页价格。至此，有关教材价格、教材利润的限定尘埃落定，但是对教材出版的上游环节——出版者而言，由于限价、限利而产生的新的矛盾逐渐浮出水面，教材出版不再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同时还可能蕴藏着巨大的风险。那么，在几经价格调整之后，如今教材出版的利润究竟有多大呢?

　教材价格下降了几成?
　经过上述两次政策性调控、大规模的降价，我国中小学教材的价格呈大幅度下降的趋势。据有关权威统计：2002年春季的教材价格比2001年秋季降低5．69％，比2001年春季降低13．33％，降价总金额为6．42亿元。新闻出版总署2002年的一项统计资料也显示：全国新闻出版系统图书出版单位实现利润比2001年下降了11．1％。下降的利润主要是按照“中准价”核定中小学教材价格所致。
　如果说上述数据还不足以说明教材价格的变动情况，那么，从新闻出版总署计财司每年发布的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出课本的销售情况。1998年全国销售课本90．58亿册，354．33亿元；2002年全国销售课本90．82亿册，462．24亿元。2002年比1998年课本销售数增长了0．27％，销售金额增长了30．5％。五年间，图书平均每册价格为：1998年4．51元，1999年4．84元，2000年5．37元，2001年5．90元，2002年6．19元。课本平均每册的价格为：1998年3．91元，1999年4．14元，2000年4．61元，2001年4．92元，2002年5．09元。由此看来，2001年和2002年课本的定价涨幅已小于其他图书，但从数字推算来看，课本似乎仍有一定的利润空间。
　在北京，2001年初北京市物价局和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曾发布《关于北京市2001年秋季中小学教材价格的通知》，对中小学教材价格进行下调，调价幅度约7．4％，降价金额约1600万元，每册教材平均降价0．44元，每个学生减轻负担2．35元。2002年春季，北京市的中小学生教材再一次价格下调，平均下降幅度为4．5％，降价金额在1000万元以上。
　在陕西，2001年秋季和2002年春季也两次降低中小学教材售价。2001年秋季教材价格平均下降幅度为8％，2002年春季教材价格平均下降幅度为17．1％，这两次降价后，全省学生家长减少课本费用支出6431万元，平均每个学生减少支出11元。
　那么，现今教材价格究竟高不高?以北京市某小学一年级课本(下册)为例，数学(北师大版)：16开彩版，6．75个印张，价格为7．65元；语文(北师大版)：16开彩版，7个印张，价格为7．85元；英语(人民教育版)：16开彩版，4．75个印张，价格为7．60元；音乐(人民音乐版)：16开彩版，4．25-个印张，价格为5元；美术(人民美术版)：16开彩版，2．5个印张，价格为4．80元；科学(人民教育版)：16开彩版，4．5个印张，价格为4．90元；品德与生活(北师大社与长春出版社合作出版)：16开彩版，4个印张，价格为5元。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书从选编设计到纸张选用和印制，都非常精美且耐磨、耐折。
　这样的价格究竟高不高，记者询问了几位家长，得到的答复几乎一致：不贵，可以接受，比市场上相近材质的同类书便宜多了。也许，这个答案只是业外人士的一面之词。记者又询问了有关业内人士，得到的答复同样也是：不贵。

　教材定价是怎么来的?
　讲起教材，必须讲到这样一个大背景，那就是教材出版正面临着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旧有的正在使用的教材必须根据新修订教学大纲修订送审，经教育部审查通过后方能继续使用，但也只能作为过渡性教材逐年淘汰，到2005年之后将全部启用按新课程标准编写的新教材，而且教材出版发行也打破了过去的垄断格局，全面引入竞争机制，实行一纲多本，有条件有资质的出版社都可以出版教材。这意味着，旧有的教材出版体制和秩序全部被打破，教材将按照新课程标准全部更新换代，教材市场也将重新被瓜分。
　那么，一本新课标实验教材的定价到底是如何来的呢?我们不妨解剖一只“麻雀”。
　某社编辑出版的某套国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从小学到初中共计18册，按照国家规定，从新教材的立项申请到出版发行收款，要经过的步骤程序和涉及的工作事项大致如下：立项申请的前期筹划准备工作——立项申请——立项申请获得批准一组织专家学者及有关人员组成编写组进行教材的编写－－将编写完成的该教材报送教育部基础教育教材审定工作办公室审查——审查通过－－编写、编辑出版——到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区进行该教材的宣传推广，并争取得到选用(因为可能同时还有几套相同的其他出版编写单位编写的该教学科目的新教材与之竞争)——对实验区使用新教材的教学部门人员进行教学培训——组织开发及发行部门对各实验区报来的新教材订单进行汇总整理，安排印刷，并由发行部门按照规定的时间、地点、数量，通过铁路、公路等货运部门安排发货及收款等诸项工作。
　进行上述工作相应的费用开支如下：学科研究启动工作经费；编写经费、修订费用、工作室建设、研究课题、培训专家酬金以及编写人员稿费；实验区的实验指导经费、培训会议费、往来差旅费；相关设备购置费用(车辆、电脑、彩色复印打样机等)；社领导及编辑、职能部门人员工资薪金等支出；业务招待费；办公场所的购建或租赁支出；办公费用；发行费用，以上诸项费用投入大约需要1500万元左右。
　如此之大的投入，那么，费用回收情况如何呢?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教材的利润率控制在成本费用支出的5％以内，假定每册定价8元，72折发货收款5．76元／册，扣除增值税款0．663元／册，实际收入5．097元／册。由此，可以用这样一个公式得出每年毛利，即每本出版发行100万x18本x0．24元=432万元。所以，编一套新教材投入的费用，如果情况好的话，以每本出版发行百万册以上计算，大约需要3—4年收回投资。这是最理想化的状况。实际上还要考虑到，在教材多样化要求下，各个版本的教材在一个地区选用的比例问题。
　因此，从理论上可以这样说，一套教材在开始使用的头几年不仅赚不到一分钱，而且还是赔钱的，至少要到5年左右时间才能收回成本开始赢利，并且是微利。

　教材获利有几多不易?
　事实上，要达到上述所言的这种状态可以说是难之又难，发行100万套又谈何容易?在记者的调查采访中，所有的被采访者都是一种矛盾和苦涩的心态，感叹如今教材这碗饭不那么好吃了，其中的不易一言难尽。一套教材从能否被立项通过，到允许被使用，再到长期被使用并不断得到推广，这是一个十分艰辛的过程，投入的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很可能打了水漂；这其中有许多已知和不可预测的制约因素。
　比如，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教材中除课本外，还有许多诸如教师用书、教学卡片、课件、挂图、多媒体光盘等非主体教材，发行量很少，有的甚至只有几百本，这注定是赔本的买卖，但是作为教学的配套用书和辅助材料，出版社非出不可。
　另一个出版社的难言之隐就是，教材一旦定下价格，就不能轻易改变，而事实上是，教材的价格在一路下降，但与教材出版相关的纸张、印制等成本却在一路看涨，这就导致了出版社的利润空间在不断被压缩。这个以不变应万变的怪圈令出版社叫苦不迭。
　还有一个被出版社称之为无底洞的就是，教材的使用培训推广费。并不是说一套教材有投入就做得好，就一定能成功，重中之重还在于推广，这就是对教师进行使用新教材的培训，这是一笔巨大、但却不能节省的开支，实际上出版社一般都要贴钱搞培训，因为这决定着教材的使用情况，也就是教材的市场占有率。这可以说是一套教材的生命线。
　令出版社叫苦不迭的还有可怕的盗版盗印。盗印者除了纸张的费用外，基本不包括任何成本费用了，可以说是，坐收渔利。这些盗版书以大大低于出版社的折扣进入市场，让出版社根本无法与之正当竞争。
　还有一个结局就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结果却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甚至是血本无归。比如，北京出版集团出版的21世纪教材由于不可预测的客观因素，刚刚投入使用3年，就要被迫停用。如此一来，研发这套教材的投入成本都未收回，还谈何利润。
　此外，教材开发力度不够，教材编写质量不具竞争力，等等，都有可能使投入一去不回。
　从记者的调查采访看，现今几乎所有开发教材的出版社都是拿以前积累的资金往教材出版里贴，既然出版教材如此辛苦，如此利薄，又如此担风险，为什么还是有许多出版社愿意做呢?所有被访者的回答颇有些微言大义，他们说这是传统使然，也是职责驱使。因为传播文化、传承文明是出版社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尤其是有教材出版传统的教育出版社，如果不再出版教材，还能再叫教育出版社吗?既然选择做教材出版，看重的是长远利益，如果十年八年之后，开发的教材立住了，就会产生利润，虽然是微利，但毕竟还是相对稳固的利润。还有一点被大家看重的，就是通过做教材产生的品牌附加值，试想，如果一个出版社做的教材能够在广大师生家长心目中站稳了，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力将是一笔多么大的品牌资源。
　调查采访结束，记者产生了这样一个感觉，如今的教材出版就像一块烫手的山芋，看着可口诱人，但要拿稳了吃下去，还真不容易。这就是许多出版社看好教材出版，却不敢轻易涉足的原因，没有金钢钻，还真不敢揽这个瓷器活。

　调查思考：有关教材出版利润的调查结束后，心情有些矛盾，一则是喜，一则是忧。喜的是教材价格的确降下来了，这对于广大中小学生家长来说的确是福音，尤其是对于贫困地区的孩子，这也许就意味着他们迈入学校的门槛降低了，也许可能使即将失学的儿童重返校园。更重要的是，由于教材出版权的适度放开，各开发新教材的出版社都比拼着拿出最好的编写质量和服务质量，最终的受益者是广大师生和我国的基础教育事业。这于国于民都是功德无量的好事。忧的是这些开发教材的出版社还要坚持多久才能见到曙光，才能苦尽甘来?不知道如果坚持到无法再坚持的时候，出版社拿什么钱来再往教材里补，因为所有开发教材的费用都是由出版社承担，要知道出版社也是需要生存发展的。而且以目前形势来看，这种一刀切的限价方法似乎也有失公允，因为教材的价格是降了，但与之相关的成本费用却是日渐看涨。可否统一规定，用于教材出版的原材料，诸如纸张、印刷、装订等费用也给予整体优惠，或者是给予出版教材的主体出版社一些保护政策，这样也许会减轻一点他们的压力。

摘自：《中国新闻出版报》2003－08－18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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