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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版权贸易中的六个“过”

叶路

2003-09-16 17:09:08 来源：

　■目前国际版权保护公约和条款明显对发达国家和强势文化有利，对发展中国家和弱势文化则显得过于挤迫和苛刻。这种环境还有进一步严格和细化的趋势。而中国国内的版权保护状况还不能令人满意，盗版等侵权行为依然严重，是谓“小环境过松”。
　■近一二年，引进与输出之比已接近20：1，对版权输出，出版界重视有余而方法不足，在观念和操作两个层面上都有问题。
　■由于版权所有人对中国市场的不真实预期和少数不良中介的垄断性操作，再加上部分国内出版社“无知者无畏”的或是带有烧钱性质、目的不在本业盈利的奋勇争夺，以及大陆的版权中介过弱，形成版税水平高于市场实际可接受水平的局面。

　中国的版权贸易，自上世纪80年代下半期开始出现民间自发的往来，如上海译文出版社正式签定版权授权合同，以支付版税的形式引进《斯佳丽》的中文简体字出版权，以及上海科技出版社的部分科技专著以版权授权的方式由施普林格出版公司出版英文版，等等。一直到90年代初《著作权法》颁布和中国加入两个国际性版权公约之后，中外版权贸易开始逐渐升温并以平均每年大于10％的增幅延续至今。我于1986年进入上海科技出版社，1993年创办上海市版权代理公司，1997年进入上海译文出版社，可以说是亲身经历了中国版权贸易从星星之火到熊熊燎原的发展过程。躬逢其盛，与有荣焉。思今抚昔，感慨良多。十多年来，中国的版权贸易有成功之处，也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成绩有目共睹，且来之不易，而解决好面前的问题，则更有助于中国版权事业的发展。下面就结合我个人的经验和判断，谈谈我国版权贸易中存在的六个问题。这六个问题恰好都有一个“过”字，遂简称为六个“过”。

　版权保护大环境过紧
　小环境过松
　不得不承认，目前国际版权保护的大环境，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太有利。尽管原始著作权的概念源远流长，但现代著作权的概念萌芽于18世纪早期的欧洲，以英国女王的名字命名的《安娜法令》是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在此后的近300年里，代表资本主义思想，以维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利益为主要闩的的版权法律，在欧美等列强的主持下，几经修订，日臻严格，遂成为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即两个国际性版权公约，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的部分条款。这些公约和条款，明显对发达国家和强势文化有利，对发展中国家和弱势文化，则显得过于挤迫和苛刻。中国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版权保护的大环境。而且这种环境还有进一步严格和细化的趋势。例如美国国会前不久通过的将版权保护期延长至作者身后90年的令人匪夷所思的法律，联想到欧洲许多国家已经普遍实行的70年的保护期，可以想见，一旦延长保护期成为国际性“规则”，通过用所谓的“无形的”知识产权来交换发展中国家“有形的”资源和劳动力——打个比方，用插科打诨的米老鼠和唐老鸭形象交换成千上万吨中国的煤炭——西方世界将从中攫取到多少血淋淋的利润?!这种日趋严格的所谓国际性“规则”的保护，无疑在为西方发达国家干着类似过河拆桥，上楼卸梯的勾当，发展中国家在这种“规则”下将永无出头之日。类似的有利于发达国家的版权保护规则还有许多，国际上的许多有识之士，包括欧美等国的专家们都已经在讨论版权保护过度的问题，因为过度的版权保护将增加知识传播的障碍，不利于人类的整体社会福利和文明进步。而强加在发展中国家和弱势文化头卜的所谓国际性标准，成为束缚他们发展的桎梏。我们千万不能把版权保护利版权保护的程度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所以，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目前的国际性版权保护公约和协定并不是天经地义的，对利益分配上有失公平的条款，必须逐条讨论和修改；对未来越发严苛的版权保护倾向，应该明确而且大声地反对并进行抵制。
　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的版权保护状况确实还不能令人满意，盗版等侵权行为依然严重。是谓“小环境过松”。小环境过松有立法方面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执法层面上的问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造成国内版权保护不力的根本原因。盗版年年打，但盗版犯罪不仅没有收敛，似乎有越打越多的迹象。以上海译文社为例，你随便到上海书城周围的小书店去走走，就会找到盗译文版的图书，这还是在我们眼皮底下，对国内其他省市的盗版我们更是鞭长莫及。我们也多次举报，甚至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追查乃至诉讼，力气不可谓不大，代价不可谓不高，有关执法机构也不可谓不努力，但查不到源头的反盗版无异于割韭菜，割到后来出版社疲了，也麻木了，所谓虱多不痒。地方执法机构由于不能跨地区追查，也有许多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苦恼。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民族文化的繁荣，需要有良好的市场环境，而版权保护就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方面。所以我们在争取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国际版权保护环境的同时，还应在国内加大版权保护的力度，尤其是要动用执法力量抓住两头，即源头和售卖者或购买者。我一直认为，既然盗版者已经要承担刑事责任，在抓两头的工作中就必须充分依靠公安的刑侦力量，前提是公安局要像抓人室盗窃、拦路抢劫一样重视缉捕盗版制造者，给予立案并在全国范围内动用刑侦手段进行侦察，这样才能挖出源头，从根本上解决版权保护小环境过松的问题，中再版权保护的小环境才会有所好转。

　版权引进过多
　输出过少
　中国正式开展版权贸易统计是从1995年开始的。可以很明显地看出，1992年以前，版权输出还大于版权引进，但从这一年开始，版权引进大于版权输出，1996年以后，已经大于10：1。近一二年，引进与输出之比已接近20：1。问题不在于引进和输出品种数量的简单比较，因为当今世界，英语是国际语言，以英美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强势文化，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撇开意识形态的问题不谈，引进大于输出总体是正常的。问题在于：一方面版权引进太多，甚至可以说是有点过滥，而另一方面我们对版权输出却重视有余而方法不足，在观念和操作两个层面上都有问题。首先是版权引进过多的问题。根据我的统计，近几年来我国每年的初版图书如果扣除占70％的教材、教辅之后，一般图书中有1／4到1／3是引进版图书，这还不包括各种各样未买版权而以编译的面目出版的图书。我们如果去书店转一圈，直观的感受是引进版所占的比例比统计数据还要高得多。一个国家的出版物当中外来引进版图书占到这么高的比例，比较罕见。这一方面反映出我国译介外国文化的欠帐比较多，基础薄弱，另一方面就这么大的引进版数量来讲，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在引进版图书中，我们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平庸之作，比如有些财经、管理类书除了有个好听的标题，内容大同小异；有些所谓畅销类图书或空洞无物，或格调低俗，以至速朽。另外，我不知道国家是否做过统计，单就版税预付金而言，有多少引进版是能够达到盈亏平衡的，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可能一半都不到。所造成的外汇损失也是不小的。所以，引进版过多不仅造成版权贸易上的严重逆差，也是我国图书出版行业低水平重复的部分原因。再往深层思考的话，引进版过多还有没有一个危害我国文化安全的问题或者至少是影响我国文化发展方向的问题?文化研究者还可以就引进版与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独立性或纯洁性的关系问题进行研究。引进版过多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内出版社的无序竞争，这当然跟我国出版行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政府管理尚未完全调整到位、出版格局和市场机制尚未真正发挥作用有关，这是另一个大问题，本文不作进一步展开。
　在版权引进过多的同时，版权输出过少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前面已经分析过了，相对的多和少是正常的，关键是引进和输出之比达到20：1是不是还算正常?如果再深入分析一下这个比例，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版权输出的统计中占绝大多数的是输出到港台或东南亚的，我估计占90％应该是有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真正输出到欧美等主要国家的版权的比例将更加可怜——仅有200：1我们可以想象有一个陈列1万种图书的书店，本文分析的比例，可能其中只有12或13种图书是属于输出版权的，相对1万种来讲，这几种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与此同时，这个书店里有不下2500种引进版图书!版权输出过少是一个公认的问题，不需要作太多分析，关键是造成版权输出过少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领导不重视吗?肯定不是。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大会小会都要讲，每年检查出书工作也要重点落实。是中国没有好的作品吗?是中国作品在海外，尤其是欧美没有市场吗?都不是。造成版权输出过少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目前的运作模式和机制存在问题。我们目前的运作模式主要还是“公事公办”的模式，我们的运作机制有很大部分还是沿用了许多汁划经济时代的机制，这样的模式和机制下生产出来的产品怎么能够适应市场的需求?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改变我们已经驾轻就熟的模式和机制，以“公事民办”的模式和正确运用市场机制来明显改变版权输出过少的局面。其中我最推崇的模式就是由政府出资或组织成立官方或半官方或民间的海外出版基金会，以不多的资金通过赞助翻译者、补贴版权购买者或资助出版发行者的形式帮助中国作者的图书在海外出版发行。这样做可以取得三个效果：一是项目由民间或外方提出或策划，已经隐含着一定的市场需求，比我们来判断要来得准确，再经过一定的资格审核程序后批准，可以保证大部分输出版权的图书有较高的质量和能够进入主流社会；二是以一定量的资金发挥杠杆作用，带动海外的出版资金帮我们做好一定规模的版权输出工作，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三是政府仅起到引导和组织的作用，大部分情况下政府甚至根本不出面，这样也避免了西方许多带有意识形态陈见的读者的条件反射式的抵触。

　版税过高
　版权中介过弱
　80年代以来，由于引进版的大量增加，竞争日趋激烈，导致版税——无论是预付金还是版税率都呈水涨船高之势。按说市场经济中交易价格的高低应由市场决定，旁人无须置喙，但是由于版权所有人对中国市场的不真实预期和少数不良中介的垄断性操作，再加上部分国内出版社“无知者无畏”的或是带有烧钱性质、目的不在本业盈利的奋勇争夺，形成版税水平高于市场实际可接受水平的局面。真应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句老话。这方面我建议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做一个调研，就是查一下中国引进版权后出版的图书中到底有多少是能够把版税预付金赚回来的?对这个问题，我个人的估汁是：国内引进版图书在出版后一年内能够赚回版税预付金的不到10％，在出版后3年内能够赚回版税预付金的不到40％，在整个版权授权的有效期内还赚不回版税预付金的，可能还有30％以上。当然，这些数据不一定完全准确，这里仅作为一个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来。造成版税过高的原因是：首先，版权所有人(尤其是初次与中国做生意的)经常会按照西方的图书价格水平再乘以中国的人口数量来估计中国的市场容量，往往会得到一个非常乐观的收人预期；其次，少数不良中介为了自身利益，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蓄意哄抬版税，尤其当他们有奇货可居时，更是狮子大开门，四处招标。更有少数版权中介，置委托人的利益于不顾，谁出价高就卖给谁，管他资质如何，信誉如何，这样就出现了许多错误百出、误人子弟的翻译书，出现了只有预付金而没有销售报告和版税结算的“黄鹤”式授权。再次，国内出版市场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从治到“乱”再到治，处于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周期里。至少目前，出版市场还是处于相对“乱”的阶段，各种原始竞争手段被充分施展，比如赤裸裸的跟风，比如超专业分工出书，比如恶俗的书名和盲目的炒作，等等，这些都加剧了对版权资源的争夺，炒高了版税价格。版税过高直接抬高了出版社的经营成本，加大了出版社的风险，而且版权授权如果简单地按价格优先原则来进行的话，也不利于对出版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
　造成版税过高的另一个原因是大陆的版权中介过弱，缺乏有效的竞争。版权中介对中国来讲还是一个全新的行业，从有这个概念到成立机构到运营，在中国大陆满打满算也不过10年。就短短的发展历史而言，版权中介相对较弱也属正常，但大陆的弱势给了海外版权中介机会，他们利用自己成立稍早或国际旅行比较方便或外汇收支比较方便的优势，提前卡位，阶段性地垄断了一批优质的版权资源，然后高价倒卖。就版权中介的本意来讲，他应维护委托人，主要是作者的利益，他要抬高价格也不应受到指责。但问题在于委托人的利益不仅仅是多卖几个钱，他们也同样关心他们的书在中国被翻译得好不好，装帧得怎样，是否有好的行销企划，甚至出版者在本国的声誉如何，等等，都属于作者的重要利益。另外，就是讲经济利益的话，作者也要通盘考虑眼前利益，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设想一本书的收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一次性付3000美元，以后分文全无，卖得好坏也不知道；另一种是预付1500美元，以后10午内平均每年作者还可以收到500美元和销售报告，如果你是作者你会选哪种?答案大多数应该是后者。所以，目前活跃在大陆的海外版权中介有些不能提供与其所收取的高价格同等水平的服务，不能全方位地照顾好委托人和被委托人的利益。具体表现在：一、谁出价高就给谁，不关心出版者的资质和能力，因而损害了授权人的利益。二、利用垄断地位要高价，把所有的风险都丢给出版社，使原本应该双赢的交易变成了“单赢”的游戏，损害了被授权人的利益。三、中介机构内部管理混乱，签个合同要等待半年甚至一年，样书、版权归属、版税收支报告永远搞不清楚。四、个别版权中介甚至丧失了起码的职业道德，有些作者明明已经与其脱离了代理关系，他就是不告诉你，让你在那里傻等或再去绕圈子找。更有甚者，他们对授权人隐瞒销售情况，进而侵吞应该付给作者的版税，自己却过着奢华的生活……这些都与国内版权中介竞争力不足有关，如果有足够的竞争，中介机构就不得不通过提高服务水平来保住自己的客户，类似前述的低水平服务就会减少很多，有个别的代理机构甚至就有可能开不下去。
　版权中介过弱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国内作者的版权代理几乎没有开展起来，进而国内版权贸易也几乎没有。判断一个国家的版权中介作为一个行业是否成熟，还是要看它在本国作者的代理服务和国内版权贸易的活跃程度，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我国的版权中介业确实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版权中介业的发育和发展需要哪些条件?国内作者的代理和国内版权贸易怎么来做?政府管理部门可以起些什么作用?这些问题留待下一篇文章来探讨，我也欢迎国内外有识之士一起参与讨论。

摘自：《中国图书商报》2003－09－12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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