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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出版社需要坚守自己的使命--访中山大学出版社社长祁军 - 出版人物志 - 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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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人物志
高校出版社需要坚守自己的使命--访中山大学出版社社长祁军
记者:孙莉薇
2011-03-16 11:31:33 来源:《新华书目报》2011年3月11日
中山大学出版社社长 祁军
祁军这个名字,在出版界的名气远远不如他在南方MBA教育界那么响亮。这位运营管理领域的知名学者,现任全国经济数学和管理数学学会副理事长,同时也是中山大学物流管理专业的老师,但他现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就是中山大学出版社社长。2009年至今,不到两年的时间,祁军已经从初来乍到的出版业门外汉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出版社社长。严谨的工作态度,缜密的思维方式,让他对我国高校出版社发展有着更独到的见解,为高校社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前不久,《图书馆报》专访了这位经济数学专业出身的社长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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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阳春白雪变成下里巴人
今天的出版界如同社会环境一样浮躁,很多以教材和学术专著为根本任务的高校出版社,纷纷将目光投向大众图书和畅销书,追求短期效应,而将高校出版社的根本职责抛于身后,这所涉及的是高校出版社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问题。
谈到高校出版社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祁军认为,在信息时代,教材仍然是高校出版工作的重点。但传统的教材概念是可以改变的。过分强调教材的重要性是不对的,而丢掉更不行。现在人们阅读的方式既有浅阅读和深阅读。网上的阅读大多是浅阅读、短阅读、快阅读、泛阅读,而教材是深度的阅读,是精阅读,是学生学习能力提高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教材不是不重要了,而是教材的形式更加多元化了。对于高校出版社来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坚守自己的特色,也就是把大学的教材、专著做得更好。
有一种说法认为,教材、学术专著属于“阳春白雪”。而在市场经济的大潮里,人们所需要的是一种“下里巴人”的味道。这就使得大众图书非常畅销,教材、学术专著遭受冷落。祁军认为,很多畅销图书短期轰轰烈烈,但必定是昙花一现,高校出版社急功近利是很不合适的。
很多时候,高校出版社虽然应该更多地强调“阳春白雪”,但更重要的是怎么把“阳春白雪”变成“下里巴人”的味道,让高山流水也在大众环境中流淌,把优秀的作者、专家的意见、专业的想法,变成通俗的读物,呈现在大众的面前,这是高校出版社的重要责任之一。
当然,对于高校出版社来说,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出版教材和学术专著。祁军认为,无论到什么时候,高校出版社都必须坚守自己的特色,但是风格和方法可以有所改变。据祁军介绍,长期以来,学术性的专著、教材在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图书中比重占到70%。
虽然图书馆业务近一两年略有下降,但仍然是很重要的一块。中山大学出版社一直是将图书馆作为很重要的市场来开拓的,其大部分产品都能配送给图书馆。
数字化不能一蹴而就
数字化是出版产业发展的一个大的趋势,作为出版社如何应对,祁军谈了三个方面。他说:“数字化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数字化的管理系统,怎么把编印发流程的管理系统做出来;二是数字化的营销系统,怎么利用新媒体营销我们的书籍;三是数字化的出版系统,怎么做更多数字化的内容、提供数字化的服务。对中山大学出版社来讲,我们的定位还是要一步步来,既要坚定不移地走数字化,但是也不要急于求成,想一蹴而就。数字化的投入很大,不考虑时间、成本、进度和效果的话,数字化走得太快,可能成为陷阱。”
据祁军介绍,中大出版社2006年已实行电子书与纸质书的同步出版,2007年电子书的销售额位居广东省第一,同年还荣获了全国性的“数字出版先锋奖”。而对于当前的数字化工作,祁军说:“我们会在最近一两年,将数字化的管理系统进一步整合完善,更多使用数字化营销的手段,而数字出版也已经纳入我们的发展计划。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数字化,这是我们的一种战略。”
改制是一把双刃剑
中山大学出版社是我国事转企比较早的出版社之一,是第一批改制试点的单位。谈到中山大学出版社作为试点单位的转制经验,祁军说:“对于出版社来说,改制是一把双刃剑,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会。作为出版社来讲,更多的是要面对市场。”
祁军认为,在当前的新闻体制下,传播行业逐步走向市场化,按市场经济的规则来运行。对出版社来说也是一样,由老的模式走向新的模式,必须有个转变,不转变就危险,转变就是一个机会。出版社走向市场,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为大众服务,才能更好地生存,这是个好事。否则就是“温水煮青蛙”,时间长了出版社还是没有大的发展,中国永远成不了出版强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出版社改制会是一个洗牌的机会,很多企业会经历改革的阵痛,尤其是对中小型出版社来讲,但同时也会有更多的机会和选择。
具体到改制之后的中山大学出版社,在中山大学出版社的官方介绍中,可以看到“中山大学出版社的主办单位是中山大学,主管单位是教育部社科司,出版业务接受广东省新闻出版局的领导。中山大学出版社是中山大学直属的下属机构,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在行政管理上由中山大学履行主办单位的职责,股权由广州中大控股有限公司代表中山大学持有,广州中大控股有限公司履行资产经营职责。”对这种看上去眼花、读上去拗口的所有制关系,祁军给出了他的解释。
据祁军介绍,从作为第一批改制试点时,中山大学出版社就由中大控股有限公司履行资产经营职责。祁军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出版社的产权管理的职责和业务管理职责是分开来的。我们业务管理还是属于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和中山大学管理,我们的产权和财务归中大控股及财务和国有资产管理处来管理,重大人事管理属于学校组织部。中大控股有限公司是履行资产经营职责的职能管理。中山大学出版社,从行政来讲是中山大学所属的单位,同时也是中山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不同管理职能由不同部门负责。”
祁军补充说:“教育部不同高校对于校办企业有不同的模式,很多学校由一个单位统一持有所有校办企业的股份,就像以前的财务处或者产业办,现在这个单位就是资产管理公司,也有学校没有变化,仍由财务处或国有资产办负责,这取决于每个学校的校情。形式不同,运作机制是一样的。”
祁军认为,高校出版社是一种特殊的校办企业,不能简单用几个经济指标来评价。首先,它履行着把大学的丰富的思想财富转化成精神产品的这样一种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其产品的社会影响力远大于其产品价格本身,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本好书会影响整个世界;另外,新闻出版行业本身的属性决定了高校出版社是必须有高校来主办,进行行政管理,其每一个产品选题都要符合国家的政策方向,所以国家对出版社有非常丰富的业务管理内容。而很多其它职能的管理内容可以由学校的其他部门履行。
因此,高校出版社在转制以后,采取哪一种体制,并不是说哪一种体制就绝对是好的。如果这样的改变会引起新的矛盾,那么这样的改变就是错误的。如果这个时候,大家能够尝试沟通和协调,这样的改革不妨试试看。
祁军介绍说,目前中山大学出版社这样看似复杂的管理模式,并未产生什么矛盾,主要是学校给出版社较大的自主权,并没有改变其业务管理体系,和国家的管理体制相匹配。新闻管理机构和学校的业务管理、学校的行政管理、资产公司的产权管理不同层次的管理层次清晰,各自履行职责,管理组织与职能扁平化,从而实现效率的最大化。
文化企业对自己更有挑战性
理科出身的祁军也是个低调的人,采访中很少谈及个人。说到自己,也就重复着这么一句话:“一个出版社社长入门需要两年,我还不熟。”而从以上他所谈到的问题,我们看得出,他已经可以举重若轻地承担起一名社长的职责。
而实际上,在中山大学,祁军首先是个老师,出版社社长是兼职。之前他做过后勤集团,也担任过科技型企业为主的中大控股有限公司(也是中山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的股权持有单位)的总经理,现在到了出版社,负责文化企业。从高校中的企业来讲,服务型企业、科技企业、文化企业三种类型他都做了。谈到心得体会,他认为,三种企业角度不同,但各有千秋。服务型企业以内部服务为主,师生满意很重要;科技企业以科技成果转化为主,成果先进性和转化的经济效果很重要;文化企业以知识和文化价值观传播为主,社会影响力很重要。
站在一名学者的角度,祁军认为,他比较喜欢文化企业。他本科学的是物理,硕士学的是管理,博士是经济学。对于这样的专业背景,文化企业的环境完全是另外一个圈子,祁军认为自己做文化企业更合适也更有挑战性。在教学上,祁军负责的专业教育的内容还在管理方面。他说自己之所以选择双肩挑,是想有一些机会去实践一下管理理念,在课堂上跟学生讲课的时候,能够多些例子,讲课有点底气。但他并不否认目前最大的精力还是花在出版社里,教学没有丢。
中山大学出版社虽然地处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但与北京这样的文化中心相比,珠三角地区文化产业链的经济效应并不那么强。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下,怎么走出自己的特色来,是祁军和中大出版社人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祁军说:“我们的发展方向其中一条就是走数字化道路。另外,中山大学出版社产品线很宽,是一个小而全的企业,不可能每样都做好,短时期内也不能作简单的取舍。因此会走合作的道路,和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以及产业链上不同阶段的企业建立不同形式的合作,只有走向合作和联合,才能走出小而全的困境。”
放眼未来,中山大学出版社会立足于大学,做好大学的教材和学术专著,从地域来讲,会立足于广东省的市场,立足于华南,然后走向全国的重点城市。中山大学出版社会建设成为一个有特色、有合作、有发展层次的出版社,出更多的好书给读者和社会。
来源:《新华书目报》2011年3月11日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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