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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龙活虎生力军－－论大学出版社的现状和发展态势

吴培华

2003-11-21 13:47:06 来源：

　11月的羊城，第3次迎来了中国出版业的重要方面军的聚会——第十六届全国大学出版社图书订货会。笔者欣喜地看到，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出版的大舞台上已不再是一个配角，它已经成为中国出版界发展势头最为强劲的一支生力军，开始成为左右中国出版业改革进程的重要力量。

　起步虽晚潜能巨大
　大学出版社除了人大社和华东师大社等少数几个社成立较早以外，其余的都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逐步建立起来的。20多年来，大学出版社在坎坎坷坷中走过来了，从一支不被重视的力量，从一个常常被人遗忘的配角成长起来了。可以这样说，在它成长的轨迹中，我们也分明看到了中国出版改革发展的历程。
　(一)初创时期(1979年一1988年)
　除了人民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在50年代建立出版社外，我国的大学出版社基本上都是在70年代末以后开始建立的。至1988年，大学出版社发展到79家，年出书6025种，发行码洋1．1076亿元。在初创时期，大学出版社的员工队伍主要是由从教师队伍转岗和从教育管理部门调入的人员组成，对于编辑出版工作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一切从头学起；在经济上主要是求生存，因为很多出版社从它一成立起，就实行了独立核算，学校的投入很少。1979年外研社成立之初，仅七八个人，30万元的启动资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年8月筹建，学校下拨开办费才两万元。因此，大学出版社初创阶段不仅在出版业务上承受着重压，同时在经济上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地方出版社局社一家的情况下，大学社根本不可能得到重视。相反，在出书范围严格限制、出版业务一窍不通的现实面前，很多出版社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交上了昂贵的“学费”。
　然而，教育产业的迅猛发展，全国人民重视教育的大文化背景，既为大学出版社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又为大学出版社开创了永不衰竭的市场。因此，大学出版社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它一旦起步了，所表现出的发展潜能也是其他出版社不可比拟的。
　(二)发展积累时期(1989年一1996年)
　经过了10年的初创时期，大学出版社开始进入了发展的轨道，也有了自己的团体——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这预示着大学出版社作为群体将正式在中国出版界登台亮相。1989年3月，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在武汉举办了第一次订货会，尽管当时参展的出版社只有47个，到会的书店也只有78个，图书品种大约8000多种，订货码洋350万元。但是它的意义完全超出了这些简单的数字，这是中国出版界又一支方面军的初次亮相，正式宣告将参与中央军和地方军的竞争。此时的中国出版界还没有意识到这支年轻的队伍将很快使中国的出版界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因为它还很弱小。第一个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新书也仅147种，发行码洋3000万元。
　在这一时期，早期组建的部分出版社，开始进入了资本(不仅仅是经济概念上的)原始积累阶段。他们利用高校出版社在人才资源和作者资源上的优势，开始与中央直属出版社和地方出版社展开了竞争。同时，一批新的出版社先后成立，到1996年的第八届大学出版社订货会，参展的出版社已经达到100家(含当地参展的出版社)，展出品种1万多种，到会书店达300家，订货码洋达到1个亿。尽管这一阶段的大学出版社实力还很弱，还不足以成为中央军和地方军的对手，但是她依靠着自己所特有的优势，在资本、经验、队伍、品牌、特色、出版理念等方面脚踏实地地做着积累工作。今天能量的积累，正是为了明天的喷发。
　(三)快速增长期(1997年一　)
　从1997年开始，出版界一方面展开了关于中国出版产业化发展与集团化发展的大讨论，一方面在政府的撮合下，开始了组建出版集团的试点。这一新的形势，深深地触动了大学出版人敏感的神经，大学出版社顿时有了一种在被挤轧中求生存的危机意识，利用自己的出版资源优势、队伍素质的优势、学校品牌的优势，在上一个阶段积累的基础上，一批大学出版社开始崭露头角，外研社、上外社、北大社、清华社、人大社、北师大社、广西师大社、东北师大社等一批出版社显示出了中国大学出版社强劲的发展势头。进入21世纪后，他们更是以咄咄逼人的态势，跻身于全国强社的行列，下面一组数字足以佐证。
　据不完全统计，到2002年，大学出版社共有员358428人，占全国出版社总人数不到20％，年销售总码洋66．44亿元，出版图书34322种，其中新书16195种，重印18127种，实现销售利润11．02亿元，占全国出版行业总利润的21．66％。销售码洋超亿元的已达18家，2003年将达到22家，其中外研社今年发行总码洋将达到11个亿。从下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大学出版社前进的步幅。
　部分大学出版社销售码洋统计　单位：亿元

出版社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3.5	3.92	6.16	8.1(总码洋)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83	3.0	3.5	4
清华大学出版社	2.66	3.11	4.61	5.4
北京大学出版社	1.66	1.8	2.15	3.06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3.4	3.09	3.9	5.5
人民大学出版社	2.21	2.05	2.5	3.8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12	1.16	1.8	2.4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2	2.31	3.5	4.2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86	2.01	2.4	3

　如果说，在上一个阶段大学出版社还刚刚崭露头角的话，那么，在这个阶段，大学出版社与中央军、地方军三分天下的局面已经形成，其中一批强社已经站在中国出版业的前沿，无论是改革的思路、出版的实力、发展的势头，都可以与中央军、与地方军中任何一家出版社相比美，它们在新世纪的起跑线上，已经取得了骄人的辉煌战绩，并正显示出越来越强的生命活力。

　优势独特活力四射
　在短短的20多年的发展中，主要以服务高校教学科研为宗旨的大学出版社，依托大学得天独厚的学科和人才优势，抓住机遇，扩展空间，各自以不同的发展思路，走过了举步维艰的初创阶段，完成了自身发展道路上的“三级跳”，进入了良性循环的发展阶段，而一些发展迅猛的大学社则以其高速发展的势头，跻身于全国强社的行列，成为中国出版界一支不可忽视的充满活力的生力军。
　(一)品牌与特色的形成构建了大学社参与竞争的独特地位
　高校是人才密集、知识密集、信息密集的地方，这就决定了大学社有良好的作者队伍和充足的作者源；在未来我国出版物的发展方向中，高技术和高文化将是未来出版物中两个十分重要的支撑点，而这两个支撑点离开了高等学校这样的人才基地是无从谈起的，这就为大学出版社以品牌和特色作为参与竞争的“王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大学社这一先天的优势决定了他们参与竞争的立足点将首先体现在从高校教材建设、知识传播到文化传承、文化积累、知识创新的转变上，大学社的精品意识与品牌意识也因此将在更高层面上得到展现。尤其是一些名牌重点大学的出版社更会利用自己的学校名称与学科优势，以学术为本，积极组织标志性的品牌图书和骨干工程，占领学术研究的制高点，打出品牌，打响品牌，以此来快速发展自己，强化自己在图书市场的辐射力。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全国著名学术重镇的出版社出版的专业图书已在全国的图书市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清华社、成都电子科大社、西安电子科大社等出版社的计算机图书已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人大社的经济类、管理类引进版图书引领了中国图书市场的新潮流；东北财大社、上海财大社的财经普及类、教材教辅类的读物已成为大众读者学习经济实务知识的首选对象；外研社、上外社、大连理工社的外语类图书可以与国内任何一家外语类出版社相比美；北师大社、东北师大社、广西师大社等出版社的教育类图书在全国有着极其广大的读者群；以出版汽车图书为主要任务的北京理工大学社已经跻身于“全国汽车图书五强出版社”行列；北大社、中国政法大学社的法律类图书无论在品种还是品位上都值得称道，复旦社以《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人口史》为代表的一批可以传世的巨著正显示出一个时代的学术辉煌。可以这样说，由于大学社的特殊处境决定了大学社较早地开始思考自己的发展思路，他们克服了先天的不足，紧紧抓住了自己的独特优势，以塑造自己的品牌、显示自己的特色作为参与竞争的第一步，应该说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战略是正确的。
　大学出版社在新世纪的出版竞争中，将更加坚定地走特色化、专业化的道路，因为在未来的出版竞争中，失去生存空间的将不是小出版社，而是没有特色、没有品牌效应的出版社。除了部分大社名社外，大多数的出版社应该走“小而特”、“小而活”、“小而优”的道路，创出自己特有的风格、特有的专业特色、特有的品牌图书及在品牌图书基础上形成的出版社品牌。那么，不管未来的出版格局与图书市场会有多大的动荡，中国的大学社都会有不可动摇的一席之地。
　(二)高素质队伍的形成积聚了大学社参与竞争的巨大能量
　出版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特质就是创新，因此，出版行业的竞争，首先是人才的竞争。20多年的改革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出版业存在的问题首先是人才匮乏。尤其是要应对加入WTO以后的出版竞争态势，培养和网罗各类人才是中国出版业的当务之急，因此，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就成了竞争最后的“王牌”。
　在人才的问题上，大学出版队伍表现出了它的两面性。一方面，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绝大部分是从教师岗位和教辅岗位转岗而来，或者是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毕业生，有着市场意识、经营意识不强的先天不足。可另一方面，由于大学社的编辑绝大部分都是各有关专业的教师，或者是经过深造的硕士、博士，他们学历高，有较强的专业知识和理论修养，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开放的思维方式，易于接受新鲜事物，尤其是面对知识经济时代高科技领域，大学出版人更具有站在科技前沿所应具备的敏锐的超前意识。随着在市场竞争中的摸爬滚打，市场意识、经营意识的不断增强，在21世纪的出版大舞台上，大学社的编辑们将会更加得心应手。大学社作为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载体，面对迅猛发展的高科技，与其他出版社相比更具有吸纳性，这不仅提高了大学出版社出版工作的科技含量，而且扩大了他们选题所涉及的领域，从而使他们在电子出版物和电子商务这些前沿领域中走在出版界的前列。
　据统计，大学出版社2002年共有发稿编辑3965人，其中具有正高职称的占8．95％，副高职称的占35．61％，本科学历占70．87％，硕士学历占23．28％，博士学历占2．7％，这一比例远远高于中央军和地方军。由于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普遍具有较高的学历和专业修养，在策划和组织高品位、高水准的图书选题时能与学者、专家在比较相近的平台上对话，因此与作者容易沟通，从而产生认同感，这也就是大学出版社近几年精品不断涌现的重要原因，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为大学出版社积聚了参与竞争的巨大能量，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三)大学出版社“异军突起”展示了中国出版业改革的发展模式
　应该承认，前一阶段中国书业的改革在政府的推动下跨出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步，从对“中盘”的呼唤，到“集团热”的形成，不难看出中国书业正急于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出版发展的路子。在中央社、地方社纷纷组建集团的情况下，大学社怎么办，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大学出版人思考的结果是走自己的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学社中一批已经完成资本、资源积累的出版社采取的是实现规模扩张，走内涵发展、自我裂变的道路。人大社在原社长王霁教授的领导下，在1998年就开始了出版社发展模式的变革，实行项目负责制，并建立了选题策划部和书稿审读部的新体制，在社内全面实施了e化管理，确定了财经、政法、人文、外语和教育五大重点作为五大支柱，通过内部扩张、自我更新，由一变多，由量变到质变，让每个支柱形成专业社的品牌与规模，达到规模化、集约化的战略目标。外研社在2001年就在工作室的基础上，组建了十大事业部，并且成立了8个独立法人企业，已经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出版集团，李朋义社长曾与笔者长谈过他的宏伟目标，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外研社在不久的将来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出版的“航母”。地处西南边隅的广西师大出版社已经成为拥有杂志社、印刷厂、大学书店、星级饭店、北京公司五个下属单位的初具集团雏形的立体经营结构，最近又在广州、上海、南京成立了分公司。北师大社以独资控股方式建立了五家独立法人公司，业务范围涉及IT产业、教育培训、合作办学、图书发行等。还有上海外教社、北大社、清华社……这种通过内涵扩张，自我裂变，在相关产、业的互动中建立以出版为中心的产业集团体系是今后最有活力、最有发展前途的出版模式之一。
　大学社与其他出版社相比较而言，它的内部资源十分丰富，不仅是人才资源、选题资源与信息资源、读者群体，而且还有设备资源、环境资源，所以大学社的优势便在于应如何利用高校内部的各种资源优势来发展自己。面对中央社、地方社以各种方式组建集团，试图制造中国出版的“航空母舰”的现实，大多数的大学社清醒地认识到，形成规模效应的目标是为了有足够的实力在竞争中获胜，但竞争是多元的，这其中既有出版集团之间的竞争，也有中小出版社的竞争。在美、德、法：英、日等出版大国，属“航母”型的出版集团屈指可数，绝大多数都属于中小型出版社，年出书几十种甚至十几种。它们正是以大社的规模优势去保证出版业的低成本，保证市场资料酉己置的效率，小出版社在其中起的正是拾遗补阙的作用，大出版社触角无法伸到的地方，就保证了小出版社的生存。我国大学出版社中的大多数所走过的道路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理念创新引领潮流
　高校历来是人才汇聚之地，文化积累丰厚，学术氛围浓郁，创新意识强烈，知识信息密集，大学出版入一旦在出版领域中由自然走向自觉，其本身的能量和优势就会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实践清楚地证明，今天大学出版入杓思想观念、出版理念正在成为推动出版改革的重要动力。
　(一)大学出版：从文化积淀到出版大学
　大学出版社经过了初创阶段和发展阶段的积累与探索，进一步明确了办社宗旨和发展方向，正在逐步显示出大学社所固有的优势。尤其是一批大社名社，他们重视学术文化的积累，按照“学术为本，争创一流”的办社思路，在积淀文化、提高品位、创立品牌上狠下功夫，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教授的“大学出版”应当走向“出版大学”的办社理念就是其中一例。他认为，世界著名大学的出版社注重自身的品牌经营，所以他们可以继学校的科研、教学之外成为代表大学学术成就、弘扬学术风范的“第三种势力”，所以它同时又成了出版大学，这是对外层面上的含义。同时，大学出版社以大学为母体依托，最有条件在第一时间内得到有关思潮嬗变以及学术创新的信息，而且还拥有一批了解科研和教学规律、熟悉课程设置的编辑人才，不仅使其承担起理论攻坚的“深度出版”的使命，也使其成为先进出版理念的策源地和高素质出版人才的培养基地，这是出版大学在对内层面上的又一种含义。由此，大学出版社就成了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出观念、出思想、出成果、出人才的出版大学，这也是其他社会出版社无法比拟的。
　这一出版理念无疑是中国的出版人尤其是大学出版人必须具有的，这样，历史遗产的整理、民族文化的弘扬、学术精品的面世、科研成果的转化就不至于成为空话。大学出版人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也是这样去做的。清华的《计算机科学技术百科全书》、南大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广西师大的《抗日战争史丛书》、苏州大学的“地方文化丛书”、北大的《十三经注疏》以及上海交大、华东师大、武汉大学、湖南大学；西北工大、中国矿大……一批代表国内一流水平的精品教材和带有标志性的学术传世之作在大学出版社问世，在国内外取得了强烈的反响。大学出版社正是基于这种理念，以自己默默的奉献，推动着中国出版改革的进程。
　(二)产学研结合：从理论的探讨到人才的培养
　中国出版业人才总量不足，总体质量不高，队伍群体结构不合理仍然是制约着中国出版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出版业所暴露出的种种弊端从另一个层面的意义上告诉我们，中国出版事业迫切需要有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这支队伍应包括三方面的人才：一是具有战略眼光的出版家；二是具有创新意识和竞争意识、精通出版业务的高水平的出版入；三是既有实践经验又有扎实理论功底的出版科研人才。而恰恰在这些方面，中国出版界的现状是令人遗憾的，人才总量不足、总体质量不高、高学历高水平人才比例偏低。据统计，在广东、上海、四川三省的出版单位从业人员中具有博士学历与硕士学历的比例分别为0．2％与4．7％。
　大学出版社由于它身处高校，对于学历、素养的要求一向比较高。尽管在开创时期，由于对出版业的不了解，市场意识、竞争意识不强，一度时期制约了大学出版社的发展速度。但是，高学历、高素养的基础，决定了大学出版人在经过一段时期的磨练、交上一笔不菲甚或是昂贵的“学费”以后，他们身上的能量就可能最大限度地挥发出来。也正因为这样，大学出版社对于员工的学历素养尤其注重，早在多年前，大学出版社引进编辑学历已经定位在硕士毕业生以上，营销人员中研究生毕业的也已不在少数，清华、北大、人大、广西师大、华东师大等一批出版社营销主管几乎都具有高级职称。本文前面的数据统计，可以清楚地看出其他出版社与大学出版社的差距。目前活跃在中国出版理论研究界的就不乏一批大学出版社的社长老总和编辑。
　具有人才优势的大学社已经把培养人才的历史使命主动担负起来了。目前已经有70多所大学开设了编辑出版专业，有10多所大学已经招收编辑出版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武汉大学已经有了编辑出版专业的博士点。相当多的大学出版社已经把产学研一体化作为自己出版社发展的内涵之一，建立起了编辑出版研究机构，出版社作为教育实践基地，直接参与出版人才的培养，这对于中国出版业无疑是一大福音。应当承认，大学出版人的这一理念是有前瞻性的，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三)版权贸易：从精品的意识到学术的眼光
　随着对外交流的发展，中国出版界越来越重视版权贸易活动，然而，在版权贸易中引进什么，是完全着眼于经济效益，还是致力于介绍国外先进的科技和文化?这是值得每一个出版人深思的。在我国的出版界，不乏一些引进版权不惜手段、宣传炒作不遗余力、真正价值不敢苟同的所谓畅销书。因此，在进行版权贸易的过程中，同样有一个导向的问题，有一个出版理念的问题。高等院校是我国对外进行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大学出版社有较多的机会、渠道去了解各种文化教育交流的动态，掌握国外教育、文化和科技发展的最新消息，从而有利于国外优秀图书的引进，也有利于我国优秀图书的输出。复旦大学出版社版权输出和上海外教社版权引进均名列上海市首位就是一个明证。显然，在这个问题上，大学出版社从一开始就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他们利用自己的独特优势，为中国的图书市场引进了一大批能代表国外一流水平的图书，清华的《大学环境教育丛书》、“国外工商管理硕士(MBA)优秀教材”，北大的《未来之路》、“全美最新工商管理教材”，人大的《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外研社的《走遍美国》、《走向未来》，上外社的“牛津系列”、 “朗文系列”，上海财大社的《金融投资译丛》，华东师大社的《心理科学名著译丛》，苏州大学社的《半导体器件物理与工艺》……可以这样说，在版权贸易的领域里，大学出版人的先进理念引领着版贸发展的潮流，大学出版人的眼光和贡献是值得称道的。
　在笔者结束本文之前，也必须指出，大学出版社虽然在中国出版业的地位已经确立，大学出版人的出版理念正在推动中国出版改革的潮流，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还有7．7％的出版社陷于困境不能自拔，23．1％的出版社还在温饱线上挣扎，也就是说，还有近乎三分之一的出版社还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此外，大学出版社多年来的痼疾——领导班子的频繁变动——仍没有得以根治，尤其是社长老总的岗位经常处于变数中，这极大地制约了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出版社作为学校的一个特殊单位，社长总编如果不是本行业出身的，笔者以为没有3年全身心的投入是没有发言权的。对这一问题笔者借此向有关管理部门呼吁，为了大学出版社的快速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社长总编岗位的稳定问题，这于大学出版社有利，于中国出版业的发展有利。

摘自：《中国新闻出版报》2003－11－19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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