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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汉籍：承先哲之志启后世之学

记者：孙梦姝

2011-10-19 14:07:52 来源：《新华书目报》2011年10月17日

　　什么是域外汉籍？过去我们常常认为，域外汉籍就是指流传到中国以外地区的中国古代的刻本、钞本、写本。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也无法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日本、韩国等国家把这类书叫作中国本或华刻本，原因在于他们也有自己的汉字书籍，也叫汉籍。这种在概念上达不到共识的现象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思考。在这个学科领域，我国学界还大多局限于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多专注于历史上的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或渗透。其实，这只是文化交流的一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即周边国家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和借鉴并反过来影响中国。
    正因为如此，域外汉籍的整理和研究才有了十分深远的意义。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古籍整理工作是一项功在千秋的事业，收集复制海外古籍又是古籍整理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早在1981年，陈云同志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要把国内失存的古籍珍本弄回来，搞不回来的也要把它复制出来”。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也指出：“失散在海外的古籍数据，也要通过各种办法争取弄回来，或复制回来。同时要有系统地翻印一批孤本、善本。”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了“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对“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性。过去，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我们对遗散海外的汉文古籍的整理工作重视并不够。对海外古籍珍本的整理一直是我国古籍整理工作中最薄弱的环节。域外汉籍珍本是中华文化的文脉在海外的延伸，是不同时代汉文化在东亚各国乃至世界各地遗留下来的层层积淀，因此亟需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直以来，影印古籍被认为是现今最具实用价值的保护古籍的措施。古籍珍贵，无法再生，人们想出各种办法保护古籍，比如建立高标准的善本书库，制作高清晰的缩微胶卷等等，但仍然有许多空间限制和设备条件限制导致读者使用不便，而影印古籍作为纸质载体，再经人为加工，使用起来可比原书更加便利，同时古籍的影印，基本上能保留原书的本真面貌，可以替代原书的阅读和研究功能。
    从近三十年取得的成果来看，汉籍善本有一些被影印出版，如《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和刻本类书集成》等。这有助于文献的保真、使用和留传，也为学术研究的发展奠定基础。
    还有一部分域外汉籍得到学者们的深度加工，整理并校勘、考证，亦有不少成果，如张伯伟《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这类著述对文献的保存和回归同样有重要的价值。另一部分学者则从浩瀚的域外文献中辑录有关中国的研究资料，如近年来出版的《韩国文集中的蒙元史料》《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韩国文集中的清代史料》三种著作辑录了朝鲜半岛大臣诗文中有关中国元明清三朝的资料，为研究中国历史打开了另一扇窗口，可佐证和补充中国本土的传世文献的史实记录。
    随着域外汉籍被引介回归的数目不断增多，有关域外汉籍的整理和研究也不断升温，国内渐渐形成了几个重要的域外汉籍整理和研究基地，如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域外汉文古文献研究中心、浙江工商大学东亚文化研究院、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等，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这也说明，域外汉籍整理和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正逐步走向成熟。南京大学的《域外汉籍研究辑刊》、上海师范大学的《东亚汉文小说丛刊》、浙江工商大学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复旦大学的《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都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学术机构和政府部门的支持下，近年来国内有关域外汉籍的各类学术研讨会渐渐增多。
    在港台地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陈庆浩先生与台湾学者合作，由学生书局出版了《越南汉文小说丛刊》《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等影印丛书，在海内外产生重大的学术影响。又有饶宗颐《星马华文碑刻系年》等著述体现了港台地区学者在文献整理方面的成就。
    域外汉籍的整理具有国际化的特点。台湾学者很早就注重与海外学者的学术交流。由台湾联合报国系文献馆发起的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从1985年到1995年，共举办过10届，并出版了若干论文集。
    总而言之，近三十年来，中国学人在域外汉籍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反观过去，这其中也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
    其一，这些年的域外汉籍整理多集中在文学、中医学等学科领域，而其他学科则稍显薄弱。事实上，域外汉籍文献按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法，经、史、子、集均有分布；按现代学科分布来看，经学、史学、宗教学等文史哲诸学科的文献均有涉猎，古代科技典籍、艺术典籍亦比比皆是。这对于拓展研究视野，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留传和各国对汉文化的吸收、融合、改造等历史过程均有莫大的帮助。
    其二，目前国内学者虽然在域外汉籍方面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对海外学者的汉学研究和汉籍整理方面的成果译介则稍显不足。海外学者的研究同样是域外汉籍研究的有益组成部分，而且往往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率先发掘汉籍、研究汉籍并取得成果。像《阿部隆一遗稿集》《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等海外汉学家的经典著述都未见国内出版，读者利用起来很不方便。
    其三，目前尚无有关世界各地馆藏域外汉籍的总目录。要把握域外汉籍的整体分布，首先要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目录，要遴选出最优最善的版本，也离不开一个完整的目录。域外汉籍的分布十分广泛，其范围可从中国周边的东亚、东南亚诸国一直到欧美各国；域外汉籍的数量也十分惊人。
    以韩国为例，仅1981年版韩国《奎章阁图书韩国本综合目录》就著录文献33088种，其中绝大部分为汉文古籍；1982年《奎章阁图书中国本综合目录》著录中国版汉籍6686种；2005年，韩国学者全寅初主编的《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著录与中国相关的韩藏汉籍12500种。再以越南为例，2002年，中越合作编纂出版的《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及《补遗》著录法国远东学院和越南汉喃研究院所藏的汉喃文献共五千多种，一万六千多册及神敕、社志等地方文献两千二百多册，还不包括汉喃院馆藏的近三万件汉文碑文拓片，也未包括越南社科院历史院、胡志明市社科院、顺化王宫等其他单位的馆藏汉籍。如果在各国各学科专家学者调查域外汉籍存藏概况的基础上编纂一套《域外汉籍国际联合目录》或《域外汉籍善本总目》，将使我们的域外汉籍整理事业拥有全局观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令人欣慰的是，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在古籍整理出版领域，国家的物质投入逐年增加，为域外汉籍的整理提供充分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十二五”科研规划和正在进行的理论创新工程，也对域外汉籍及其相关的课题予以重视。同时，学术界视野的逐步拓展，观念的革新也为域外汉籍的整理提供必要条件。此外，经济的全球化、科技的日新月异为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多种多样的交流渠道，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应该相信，中国人有能力在不久的将来取得更为丰厚的成果，成就一项惠及当代学林及后代子孙的文化事业。

来源：《新华书目报》2011年10月17日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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