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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出版：以文化理想驱动持续发展——访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

记者：孙京平

2004-06-08 09:03:50 来源：

在关于出版“深与浅”的辩论中坚持“深度出版”的阵营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可谓领军人物。他不但较早提出“深度出版”这个概念，而且领导复旦社力行之。“深度出版”何为？记者近日专访了贺圣遂。

浅出版：产业利润﹥文化追求

贺圣遂说，当初之所以提出“深度出版”这个概念，是因为他发现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产业观念的不断深入人心，追求经营规模和利润的最大化成为大多数出版社的发展目标，而出版产业本身所应有的文化目的和文化追求却日益减落。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了做大出版社，扩大规模效应，一些出版社降低自己的文化理想，不加选择地出版了大量文化品位不高、内容粗糙的图书。这虽然能满足一部分读者的一般阅读需要，但是却没有起到出版所应有的文化提升的目的。二是近年来图书市场上比较畅销的图书大多是舶来品。对本国文化进行认真观察、挖掘，有意进行出版的却很少，而后者需要出版社花很大精力、进行大的投入才能实现。

贺圣遂认为，当出版社把视点越来越多地投注于对规模和利润的追求，为经济利益驱动而热衷于短线做大时，便导致“浅出版”的发生。而这是舍本逐末，把手段当成目的，形成“快餐文化”，不利于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有鉴于此，贺社长表示，出版业在提供满足实用性需求图书的同时，更应该为读者提供更多体现人文关怀、提升精神的图书，满足读者对审美以及崇高情感的深层次需求，因为“文化创新和积累是出版之根，学术和思想是图书的价值之源”。出版产业是一种特殊的产业，在其走向市场的过程中永远需要关注图书的精神内涵，而不是单纯地追逐经济利益。

深度出版：为了持续发展

在商言商。贺社长认为，作为出版中人，对码洋和利润的准确当然重要，因为它是赖以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但是，出版人同时应该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忘记做出版的终极目的。贺社长认为，过度看重经济利益的单向发展虽然可带动出版业的成长，但通常不可持续。在出版界，追求码洋和利润者比比皆是，牺牲内容的仓促性出版，牺牲原则的迎合性出版，甚至牺牲理想的弃守性出版，在不同程度上均有存在，其中也不乏受到惩处者。这也正是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出版界不成熟的病相体现。由于这类出版人大多拒绝崇高、回避经典，走浅阅读、轻阅读的路子，所以是一种丧失文化深度的浅出版，在经济层面难免裹挟泡沫，而在精神态势中，又显现出肤浅和迷惘。

贺社长回顾近代以来的中国出版史，认为没有哪一家出版社单靠一味追求码洋数字而取得成功。比如，商务印书馆最初是以印刷起家的，但它后来在出版界大名鼎鼎，是因为请来了主张维新的饱学之士张元济，办起编译所，因为他们认识到赚钱不是终极目的，文化的传承才是自己天然的使命，所以出教材、编词典，即使“过去以为完全是为了生意经”而编印的《万有文库》，也没有离开普及文化、开发民智的抱负。以后，商务印书馆这种精神影响及中华、开明等书局、书店。这些出版社追求的正是传承文化的崇高目的，而它们的历史贡献，可以这么说，并不亚于一所一流大学的作用。其主事者之所以卓有建树，彪炳业界，也是因为他们能取法乎上，以尊崇文化内涵为出版经济之本，走出一条深度出版的弘富之路。

出版：高举文化理想大旗

贺社长认为，市场可以运作，文化是无法运作的，市场占有与扩大可以立竿见影，文化的传承扩充却需要潜资暗养。虽然“浅出版”有它存在的客观性，但无论历史的经验还是文化发展的需要都告诉我们，出版不仅是一种产业，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它还是一种文化事业，文化的导向者，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对文化理想的追求。一家优秀的出版社、一位真正的出版人，永远都会注重图书的文化提升功能，而不是迎合功能，这本是出版的首要之意。否则，离开了文化理想，离开了提升功能，只讲经济效益，出版人完全可以转而去做证券、做房地产。

当然，在图书市场竞争愈来愈激烈的今天，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常常存在不统一的情况，那是因为很多出版社的定位因市场的变幻而摇摆不定所致。一旦它们各自归位，完全可以实现两者在更高层次上的统一。

贺社长说，他非常欣赏欧洲国家的出版风格和阅读习惯。比如，在德国，无论是公园里、汽车上，还是咖啡馆里，随处可见阅读的人群，他们出版的图书是严肃的，阅读也是严肃的。出版建立在优秀的传统文化底蕴之上，对国家文化的发展和公民良好的教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是“深度出版”的典范，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贺社长希望，国内出版业的发展能建立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之上，多一些历史责任感、社会使命感，再度擎起文化理想的大旗，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国民素质的提高发挥更大的作用。

原载《新闻出版报》2004年4月7日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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