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届全国大学出版社图书订货会（以下简称大学会）在阔别六年后又一次在青岛举行。此次的大学会参会的出版社有107家，参会书店1000家，图书品种近五万种。从参会社、参会书店数量和图书品种上看，这届的大学会都趋于平稳。自从第15届成都大学会之后，参会的出版社稳定在107家左右，而参会的书店除了第18届为1100家之外，其他各届均没能超过这个数字。从第21届开始，这五年来，参会书店均为1000家。图书品种数量由第一届的8000种，经过25年的累积，如今已是近五万种，并保持这个水平近七年。订货金额从第一届的350万元到第八届的成都大学会订货金额过亿，直至第17届武汉大学会的2.6亿元，但从第18届开始这个数据便不再统计了。

    从历届全国大学出版社图书订货会一览表里可以发现，许多选项都随着时间的推移数量在不断地增加，发展到近五年逐渐变得平稳，在短时间内很难再有所突破。因此，在大学会期间越来越注重论坛的举行，从此次青岛大学会可以看出，大学社的工作人员除了在展位上浏览之外，很大一部分都聚集到两个出版论坛上，一个是全国大学出版社社长会议，另一个是大学出版论坛。

    大学出版社在经历了转企改制、适应市场之后，如今又将注意力收回到学术出版之上。在全国大学出版社社长会议上，出版总署邬书林副署长指出，大学出版社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需要尽早找准定位，也需要审时度势，要引领学术风气。他强调了实施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重要性和对学术建设、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意义，并对如何推进学术出版规范提出了八条措施，希望能够打通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并为大学出版社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教育部社科司副司长徐维凡在阐述大学社的学术性时强调，大学出版社自成立之日起，就将为学校的教学科研服务，为学术积累、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服务作为办社宗旨，这是大学社区别于其他社会出版社的根本属性。

    那么大学对出版社的要求是什么呢？尽管这个问题从表面上看，似乎很容易理解，但这确实是个不好回答的问题。这就如同“大学出版社从所属大学那里到底应该拿多少资助才够？”这个问题一样，这些问题都可以纳入到同一个核心问题之内，即大学所创造的知识，以及所教授的知识如何能够被广泛的人群所享用？这是未来大学出版社商业模式构建中的首要要求，也是出版社自身在整合学术资源中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取得学术成果是研究型大学的核心功能，而学术研究要想具有影响力，必须拥有能够传播的途径，这个途径之一就是出版社的出版。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大学一定要作为出版社背后的机构对其进行支持。因为我们要看到大学出版社只是大学教师出版作品的渠道之一，实际上这个渠道也许还是其中比较不重要的。因为研究型大学各领域的顶尖人物，他们并不缺乏出版作品的机会。

    大学出版社在专门的学术领域里开展出版工作，而学术领域的界限又远远超过了其中的研究和出版社所属的大学。其实就某种意义而言，这对大学出版社是不太公平的，他们的市场极小。例如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的论著，不可能像《乔布斯传》或者J.K.罗琳的作品那样畅销。那些艺术、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的审慎、基于理论的长篇研究文字，也一样不会畅销。但所有的这些出版都是大学出版社学术公益的体现，可是没有人为这项公益买单，大学出版社并没有从学术界获得资助。除了这些高校的图书馆、研究者和学生，他们从大学出版社购买图书或者订阅期刊，算是为大学出版社提供了资金支持，出版社其余的业务都需要自负盈亏。

    其实如果所有高等教育机构都依赖大学出版社出版学术著作，并以此支持核心教学研究以及学术工作中升职和任期评定的话，那么大学出版社和大学就变成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国的普通高校共有2138所，可大学出版社却只有一百多所。很多学校拿出宝贵资源开办学术出版社，学术出版社又有自身发展的局限性，因此出版社处于尴尬的境地。

    对于大学出版社而言，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最可能有效的办法是将大学出版社的学科重点与大学的战略目标结合起来，进行连续性出版以及开放性出版，开源节流，积极与第三方进行合作。此外将论著与数字资料库整合起来，也会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艺术史专著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它要引用的不是少量的、出版社可以承担的美术作品，而是数百个作品，如果将出版资源进行整合，就可以通过网络得到作品的数字版权。目前谷歌图书搜索中的公版作品，为长篇论著提供了巨大的、尚未开发的机会，让长篇论著能够直接与数字化的文献资料互动，涉及多个学科领域：语言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以及全部的社会科学。

    随着大学出版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域和范围，以及大学社在学术出版领域里地位不断提高，合作和战略规划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大学社要与大学的研究特色保持一致，不要只当大学的印刷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