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东湖之滨，珞珈山上，武汉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合作框架协议正式签署。从高教社社长苏雨恒的视角来看，这一纸协约的意义并不止于一次合作。对于高教社而言，这种新型的校企合作模式是一种战略考虑，是一次体制、机制上的安排。甚至于，它的深入、有效推进将服务于整个出版产业的转型和发展。

　　形势革新：特色化校企合作成为需要

　　早在今年6月份，高教社和武汉大学的合作已在酝酿之中。在教育改革、文化改革、出版改革的新形势下，教育机构与教育出版机构的合作始于共同的基础和需要：教学机构和教育出版机构有共同的知识、文化、教育属性，在社会角色定位上有很多相似、相通之处。高校在进行人才培养包括从事相应科学研究的过程中需要开放办学，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传导出清晰的态势：教育将面临综合改革，包括高等教育的办学体制机制、教学质量提升、人才培养模式等各方面，教学活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需求越发强化，校企合作不失为上佳选择。与之相对，教育出版机构在文化体制改革、数字化转型升级、转企改制后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多重压力下，在资源建设、人才培养乃至战略发展方面需要和拥有教育资源、人才培养实力、科研能力的教学机构有所联合甚至是融合。事实上，出版企业与高校合作的案例在国内外屡见不鲜，但合作又各有定位和特点。

　　高教社与武汉大学各自的特色优势为双方的个性化合作提供了基础：作为新中国最早成立的专业教育出版机构，高教社经过近60年的耕耘奋进，已经发展成为以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及社会教育等教育类、专业类、科技类出版为主，产品形态涉及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及期刊的大型综合性出版社，在国内单体出版社中竞争力名列前茅，是全国优秀出版社、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出版单位，1000余种出版物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五个一”工程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优秀教学成果奖及优秀教材奖，是惟一获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创意金奖”的国内出版社，2013年全社主业发展以净发货码洋29.2亿创造历史最高水平，在社会效益、经济实力还是生产组织运作等各方面都表现出领先风范。在今年迎来120周年庆的武汉大学成为高教社首个校企合作对象，在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尤其具有独特优势，特别是在编辑出版相关学科领域的教学研究历史悠久，基础雄厚，其信息管理学院堪称国内首屈一指的信息管理教育与研究机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专业是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在历次学科评估中列全国第一。今年正逢该学院出版学专业创设30周年，这一专业的前身正是武汉大学与新华书店总店合作建设的国内第一个图书发行学专业，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教学资源、学术科研能力等方面具有扎实的基础。

　　高教社和武汉大学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结合发展实际和远景，在新的合作模式下构建双方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教学培训互动、活动举办等立体化合作内容。目前，部分协议内容已进入初步操作阶段。在框架协议签署的同时，武汉大学校长李晓红为高教社社长苏雨恒颁发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兼职教授聘任证书；双方共同创设“武汉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教育出版研究中心”，高教社先期投入资金200万元；高教社作为主办单位之一，与武汉大学、美国佩斯大学共同主办了在武汉大学举行的“数字时代出版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国际研讨会”，国内外数十位来自政府、出版企业、高校等领域的人士分别发表主题演讲；学生实习基地建设工作正在进行，武汉大学教师为高教社员工的定制培训已经举办首场专题讲座，这在出版业中并不多见。

　　转型发展：战略观成为合作出发点

　　“战略性布局”，这是苏雨恒此次武汉之行反复提及的一个表述。在出版产业转型升级的棋局之下，校企合作正是高教社为推动精品战略、数字化战略、人才强社战略三大发展战略特别是数字化战略和人才强社战略的实施而布下的“棋子”。

　　苏雨恒认为，出版企业存在的价值和本质就是要选择、组织、生产和传播优而精的文化内容产品，即使在产业转型升级时期面临技术、平台、运营等各种力量的冲击时也要保持的清醒认识和长期坚守，精品战略即精品立社；在数字化时代，传统出版社势必要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否则就会被边缘化、非主流化甚至遭到淘汰，数字化战略实为数字兴社；而无论是精品打造还是数字化转型，人才都是根本动力，所谓人才强社。三大战略作为高教社转型升级的三驾马车，其内在的系统性和逻辑性为“校企合作的战略布局”提供了合理性。

　　企业转型升级首先要人的转型升级，这需要培养、培训、吸收新力量等多种方式进行。根据武汉大学和高教社达成的框架协议，武汉大学将为高教社在职人员提供出版硕士、工程硕士和博士等学历学位进修机会，同时为高教社中高层管理人员和出版技术专业人员的培训提供支持，武汉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将成为高教社充实人才队伍的后备力量。从数字化转型而言，仅以由武汉大学、美国佩斯大学联合主办的“数字时代出版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国际研讨会”为例，该活动已经初步具备品牌影响力以及良好成长性，高教社通过框架协议成为活动主办方之一，并承担研讨会议论文集出版工作，无论从国际化作者、选题等出版资源的直接获取还是从国际前沿数字领域的信息集纳及相关合作的达成甚或机构品牌传播等各方面来说都会有所受益。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高教社也将通过校企合作持续深化教育出版机构对于教育的服务。协议规定，武汉大学在高教社设立学生实习基地；武汉大学聘任高教社符合聘任条件的专家和管理人员作为武汉大学的兼职教授，兼职研究员或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兼职导师，联合培养研究生；建立双方的人员交流机制，武大每年不定期选派教师到高教社调研，高教社不定期选派高层领导和业务骨干到武大授课。这些协议内容的实施对高校教学科研可提供新的活力和思路。

　　事实上，高教社与武汉大学的合作仅是高教社校企合作的“第一炮”。总的布局是，高教社将根据地域特点以及高校的比较优势再选择几个合作对象，考虑业务发展和人才队伍的结构，不排除与职业院校的合作。总的思路就是将这种校企合作的模式推广开来，放大战略布局的效应。

　　行业责任：为产业提供智库型动能

　　“我们希望把这样一个研究中心发展成一个具有较高能力引领，形成一定品牌影响，对整个行业的改革发展起到基础性作用的研究机构。”苏雨恒这里提到的研究中心便是协议下武汉大学和高教社联合设立的“武汉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教育出版研究中心”，该中心将开展教育出版方面的研究、教学、培训和咨询工作。初步构想是，双方成立管理班子，设立专家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根据教育、出版发展需求设定研究课题。此外，双方还将建设博士后流动站，以充分发挥企业和科研院校各自的优势，促进产学研相结合，加速科研成果产业化。

　　苏雨恒认为，数字化条件下的出版业转型升级是一项系统工程，会面临很多困难、问题和矛盾，这些都需要系统、深入的研究。高教社推动的校企合作中一项重要目标，就是以研究成果来解决高教社甚至是全行业发展中遇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数字出版的产品体系，数字出版条件下出版企业体制机制、业务流程规范如何建立，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OOCs）对教育教学乃至教育出版的影响，等等。因此，校企合作下的研究不会是“钻到象牙塔里”的“空对空”，而务必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对于企业乃至产业发展起到实际的指导作用，真正成为助推行业发展的“智库”。

　　“校企合作不是以短时间内的经济效益转化为目标，它的效益是长远性的、间接性的，甚至是隐形的。如同一个人的成长性教育一般，它的效能很可能要在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是更长时间之后才能有所显现，这也正是它的战略意义所在。”苏雨恒说。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3年12月0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