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旧力量催热市场
博达、安德鲁·纳伯格、大苹果这3家版权代理商进入国内时间最早,也最具影响力。博达目前代理的语种以英文、日文为主,也代理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欧语系作品,同时在我国台湾图书的版权代理上亦颇具实力。安德鲁·纳伯格目前在中、东欧地区设有七家独资分支机构,代理欧美作者及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优秀作者、出版社的丰富的图书版权资源。大苹果则与我国台湾和中国大陆的1000余家出版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每年向他们输出多位欧美重量级作家的图书版权。
经他们的手,每年进入国内的图书版权数不胜数。他们的工作,简单说来即是替非中文图书在国内找到合适的出版社,授权成功后,由出版社翻译、编辑、出版、发行、销售。作为中间人,他们站在授权人(国外出版商、作者)的立场,但也要兼顾被授权人(国内出版社、其他版权代理商)的利益。每成功完成一笔授权,他们可从授权人处按照事先约定的比例收取佣金。
这是版权代理商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但绝大多数时候,单笔佣金极为微薄。
某版权代理商负责人透露,他们单本书的版税平均在2万元左右,一般按照10%的比例抽取佣金,拿到手的只有2000元。不过相比为数众多的出版商,以及他们每年推出的浩如烟海的出版物,版权代理商仍是少数,因而每家代理商少则握有几十家,多则握有数百家、上千家客户,让他们可以通过提高代理数量来保证收入。同时,他们也会争取代理单本或某系列被公认的具畅销潜力的作品。这些大项目带来的收入往往抵得上几部、几十部作品的收入。
但这也意味着更激烈的竞争,尤其是在国内大大小小的版权代理商逐渐增多,个人性质的版权代理商、出版社和民营图书公司设立的版权代理部门层出不穷的情况下,前几年较少出现的畅销书版权的竞价大战正逐渐增多。
一些新进者表现出极强的发展势头。日本创河集团于2010年3月在上海成立的创河(上海)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曾成功为现代出版社拿下东野圭吾《盛夏方程式》一书的版权。2012年4月,该公司在北京开设营业所,代理了2013年暑期档电影《大明猩》的同名图书,并与测绘出版社尝试合作出版,收获不错效果。
厦门凌零图书策划有限公司利用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以及人脉优势,在代理台湾图书上表现突出。《你要经得起你所受的苦2》、《眷村》、《货币之王比特币》等书市场反响尤佳。
提升服务重精且专
这是一场资源争夺的游戏。说到底,一家版权代理商依赖的不外乎是掌握图书版权的量的多少。安德鲁·纳伯格、大苹果、博达三家版权代理商在国内版代市场耕耘多年,这方面无疑处于领先地位。而创河、厦门凌零这些相对后进入版代商,对新鲜事物的尝试持更高热情成为共性,由此也争取到不少合作对象。
创河北京营业所所长庄晓丽说:“我们可以快速、直接地与日本出版社对接,从而避免与其他版代公司做二次代理,甚至三次代理。”快,是庄晓丽颇为自豪的一点。同时,他们也在做专、做精。根据中国出版社的需求,创河会专门代理一些生僻的、专业的日本出版社,甚至为一本书去开拓新的日本出版社。
一直以来,版权代理商就在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服务能力。这依赖于十分明晰的内部组织结构,和一只分工明确、踏实高效的团队。安德鲁·纳伯格北京代表处的团队共有9人,分首席代表(1人)、版权销售(5人)、版税结算(2人)、技术支持(1人),业务范围、工作职责十分明确。博达采取扁平式组织,其在北京的办事处由主任徐维光负责,下设业务及行政两大区块,前者负责版权协商,后者负责合约制作、版税结算、样书寄送。
在此基础上,一些版权代理商尝试为合作对象提供不一样的东西。厦门凌零就制定了为企业量身打造,开展品牌营销的策略,利用图书来提升企业影响力及竞争力。他们还与我国台湾业者共同策划成立凌零出版社,推动该公司在两岸图书出版和版权贸易业务上更加便捷、高效地发展。
精细化是他们一致认可的方向。安德鲁·纳伯格北京代表处主任黄家坤表示,今年他们将为国内出版社的编辑提供更丰富的资讯和营销材料。同时,她也十分关注每天的各类新闻。“国内的新闻热点往往都会引发翻译书选题的热点。”
抓住社会脉动,发现其中可能的出版选题,是版权代理商必需做的功课,这也是提供精细化服务的一个表现。厦门凌零的总编陈忠坤今年关注支付宝对金融和银行的冲击,国际货币汇率,货币增贬值,国际军事、政治、经济等热点话题。在他看来,尽管两岸的社会、金融环境有别,但时事热点却具有很大的共通性。他说:“只有紧跟热点,以最快的速度促进签约出版,才能收获最佳市场效果。如果热点已过,这类图书也就没有出版的意义了。”
陈忠坤举了一个例子,2012年他们曾代理一本名为《林书豪给年轻人的12件礼物》的图书。初拿到选题,正值林书豪在NBA大红大紫,台湾出版社也非常配合地答应了国内出版社的条件并很快签约,但由于国内出版社的评估、审核花费了大量时间,最终导致该书错过最佳出版时机而流产。对此,他不无遗憾。
诸多难题亟待解决
这从侧面反映出版权引进近年来尽管热度不减,但版权代理商仍然面临由于国内版代市场不成熟、不规范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黄家坤透露,他们最头疼的是外汇管制下造成的版税支付严重拖延。一般中国出版社需要至少60天才能支付版税,这个时间对版权代理商而言实在太长了。“这些年一直如此,甚至有更慢的趋势。”她感慨道,“对于‘走出去’,外汇体制的制约已经变成对外版权贸易的突出障碍。”此外,很多出版社没有出版管理数据库,在提交版税报告时计算比较困难,不仅耗时长,数据也不精准。
陈忠坤认为这是目前国内市场诚信体系不佳的一个表现,而诚信则是版代市场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他提及很多出版社付完首印版税后就“沉默”了,很难监控是否加印、加印多少,这导致很多国家和地区授权大陆版权的欲望不高,或漫天要价。“对他们而言,可能就打算只收一次版税。”
不可否认,国内出版社目前对版权贸易还不是很熟悉,尤其是版权输出,积极性不高。在此背景下,出版社编辑针对自己感兴趣的图书,还需写申请、做论证、经过各级领导签字,导致整个流程为时过长。最终结果是意向图书很可能被民营图书公司拿走,或拿到后已错过最佳出版时机。
签约成功后,版权代理商也得不时处理图书不能在授权期内出版等问题。黄家坤说道,部分出版社购买版权的图书不能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出版,甚至一些书5年授权快要到期,还没有出版。“这是目前中国出版特别普遍也很突出的问题,已经引发了不少权利人的很大不满,甚至产生经济赔偿。”
庄晓丽则更为关注相关数据的及时、准确披露,譬如每年版权引进输出的具体情况、某本书在各渠道上的具体表现等。迄今,并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渠道可供获取相关信息。
同时,作为一个从业4年的版权代理人,她对目前国内各大展会的意义持保留态度。“如果是新人去参加,还可认识很多合作对象,但要说真的在展会上签约多少本,这并不见得有多少。”这个观点得到了陈忠坤等受访者的认可,他们在双方有意向时会选择电话沟通,网聊,面谈等,并不愿过多采取参展的方式。
不过除了各大展会,这些版权代理商似乎并没有更好的机会与业内同行见面。庄晓丽坦承目前与同行的沟通基本为零,大家似乎都藏着掖着。“我期望媒体或者相关单位能组织一些交流会,大家坐下来互相聊聊、相互学习,共同把这个市场做大。”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4年03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