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大学出版社绝大部分是在改革开放后建立起来的，在短短30多年时间里，100多家大学出版社从教育类图书开始起步，逐渐形成了以教育、学术出版为主，同时有选择地在一些大众出版领域拓展的基本发展模式。在近年来的全国出版社排名中，每年前10名中都有大学出版社的身影。很多大学出版社在不同的出版领域建立了自己的声誉，形成了较好的出版品牌。

    英美大学出版社在其早期发展阶段是以学术出版为主要业务的，但由于英美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在继续保持其学术出版传统优势的前提下，也开始了新的业务拓展。

    独特定位：学术性的非营利性机构

    和我国大学出版社不同，英美大学出版社都是经营性的非营利性机构。很多英美大学出版社有来自学校或社会的公益性资金扶持，同时政府对这些出版社也不征税。这种制度安排使得英美大学出版社可以将主要精力放在高水平的学术出版上，而高水平的学术出版则有助于强化和提升其所属大学的学术地位，这样，出版社就成为与大学地位相匹配的具有相当学术色彩的机构。

    以美国为例，绝大多数美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品种都不多，年出版品种从2种到2000多种不等，平均出书品种为80种。最负盛名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的出版社，它们的出书品种也就是在100种到500种之间。因此，美国的110多家大学出版社在美国全国的出版品种中只占6%～7%，销售码洋所占比例更低，大约是1.5%。如果从经济效益上看，大学出版社也许并不重要，但在美国科学研究、文化建设上，大学出版社的出版活动功德无量。自1999年以来，美国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和经济学奖得主的全部或者部分作品，至于所出版图书获得美国和国际奖项如普利策奖、美国图书奖的就更多了。

    英美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中能取得很高的成就，其中一个重要经验是学术著作出版的同行评议制度。这种以学术水准为导向的出版行为，很好地履行了大学出版社的学术职能，树立起了良好的品牌。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定价比其他出版社要低15%～20%，分给作者的提成更低，但很多知名作者仍然选择剑桥大学出版社来出版，原因就是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品牌效应。

    值得一提的是，英美大学出版社还有一个重要业务就是学术期刊的出版，为了保证这些期刊的学术质量，也往往要经过上述的严格评审程序方可出版。如剑桥大学出版社学术期刊要经过行业协会、剑桥大学学术委员会的评审认可后才能出版。剑桥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了320多种电子版学术期刊，66%被SCI、SSCI、AHCI收录（SCI、SSCI收录率为52%）。

    无奈选择：从象牙塔中走向市场

    我们在看到英美大学出版社上述风光一面的同时，也要看到这些出版社面临的经济压力。由于各类资助的减少和学术图书市场的下滑，英美大学出版社早在20世纪就已经面临学术和市场的两难境地。进入21世纪后，这一状况变得更为严峻。以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为例，该出版社经营收入主要来自该社出版的图书和期刊的销售收入，加州大学拨发给出版社的补贴只占其收入的一小部分，并且还在不断减少。此外，出版社的收入来源还有私人和组织机构的慈善捐款。2004~2005财政年度该社各种收入来源中，图书销售收入占68%，期刊销售收入占20%，大学补贴占7%，慈善捐款占5%。

    为了应对经济压力，大学出版社也从象牙塔中走向市场。成立于1514年的剑桥大学出版社，一直以高端、严谨的学术出版著称，到1970年也面临重大亏损。当出版社向剑桥大学提出需要财政资助时，被断然拒绝。处于困境中的剑桥大学出版社通过提高书价暂时渡过了难关。为了获得稳定可靠的收入，剑桥大学出版社开始拓展英语教学图书出版，从此创立剑桥英语教学图书品牌，从根本上扭转了出版社的经济窘境。

    除了拓展英语教学图书出版外，大学出版社还在更大的范围内扩大出书范围和读者面，如学术著作通俗化，选题紧跟时事、紧贴市场。一些出版社还依靠一些相关产业如办书店或印刷厂等来支持出版，或加入“营销联合体”，共同承担雇用销售代表的费用，以此摆脱经济困境。如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商业性大众图书目前在大众图书市场已具备一定的竞争力。出版社每年出版约80种大众图书，这些图书选题中甚至有日本流行文化产品，如漫画、电影和电子游戏。

    新举措：拓展数字出版业务

    英美很多著名大学出版社都注意到了数字出版的重要性，并着手此项业务。例如，剑桥大学出版社、耶鲁大学出版社、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和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都开展了相关业务，对已出版的经典著作进行数字化处理，实现经典著作的多渠道传播。

    在数字化业务拓展方面做得最好的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它被英国《金融时报》誉为“数字出版的先驱之一”。剑桥大学出版社能够对数字出版进行较大投入，不得不说和它从事英语教学图书出版、比别的大学出版社经济实力强有关。

    耶鲁大学出版社和多家图书馆合作，向他们提供部分书目的电子版图书，并建立了耶鲁大学电子书数据库。出版社还在自己的网站上设置了多种语言，供各国用户浏览。

    值得关注的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推出微电子书项目Princeton Shorts，从完整著作中抽取部分重要章节单独出版电子书。紧随其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和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也分别推出了类似的项目Stanford Briefs和E-Book Shorts。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与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的微电子书内容基本源于已经出版的销售情况较好的图书，挑选出核心概念、决定性事件和故事简介，对畅销书内容重组后形成微电子书。而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微电子书则完全来源于原创内容，读者对微电子书感兴趣后，出版社可以提供原创图书的按需印刷服务。

    这3所大学的出版社推出的微电子书的出版重点都是高质量的学术内容。之所以推出这种数字出版方式，是基于方便学术交流，同时，通过出版社品牌和图书核心内容获得关注，进而吸引读者购买完整版内容。

    2014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正式推出“普林斯顿遗产图书馆”项目，对曾经出版并再版的经典著作进行电子化集合。该项目将持续到2016年，届时将有3000余部书籍被收入。这些电子书将保留经典著作的原汁原味，但同时又将增添新的版式和封面设计，以增强对年轻读者的吸引力。

　　随评

　　大学社应保持好学术与市场的平衡

    大学出版社说到根本，其存在的意义应当是为大学的教学科研服务，应当是以出版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占据学术创造的制高点为旨归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大学出版社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而在这方面，英美大学出版社则有较好的表现。

    英美大学出版社最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是其学术导向的出版理念和举措，而数字出版方面的创新经验对我们也很有启发意义。我国大学出版社应当在高水平学术出版方面多下功夫，在学术出版中建立英美大学出版社已经运作十分成熟的同行评议制度，扎实稳步提升学术出版水平，使我国著名大学的出版社成为与大学地位相匹配的具有相当学术色彩的机构。

    至于英美大学出版社在最近几十年里开始的市场化举措，倒正是我国出版社的相对长项。由于我国大学出版社大多在建立伊始就直接面向市场，有不少大学社通过教育类图书的出版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收益。我国大学社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在继续做好教育类图书出版的同时，如何提升高端学术出版水平，保持好学术与市场的平衡。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2014-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