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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版：与大学变革同行

辛烨

2005-02-03 17:02:54 来源：

　大学出版社是大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尽管大学出版社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大学出版社的发展与大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大学的发展直接推动了大学出版社的发展。
　一、大学变革与大学出版社功能转型
　我国的大学出版社基本上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建立的，它的诞生顺应了中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需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高等教育开始复苏。1977年，全国高等学校录取27．3万人，1978年就增加到40．2万人。恢复高考后的高校百废待兴，急需建立一批以出版高校教材、服务教学科研为主要任务的大学出版社，于是，大学出版社应运而生。建立之初的大学出版社其定位和目标非常明确：为学校的教学科研服务，组织出版大学教材及辅助用书，出版反映学校学术研究成果的学术专著。大学出版社的定位决定了它的出书范围，这与当时高等教育的规模、学科结构有着直接的关系。可以说，绝大部分出版社都坚持了这一办社方向，形成了大学出版社在高校教材和学术专著领域的优势地位。由于各大学基本上都选用本校出版社出版的教材，因此，大学教材在各出版社图书结构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同时，一些大学出版社的教材不仅用于本校，相当一批教材被国内其他高校选用，有的还被教育部评为高校优秀教材。据1993年统计，大学出版社建社15年来，共出版大中专教材、学术专著约12 600种，约占图书总品种的70％，其中北京大学出版社共出版教材1200多种，所出教材覆盖全校94个专业、1000多门课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英语》《新编英语教程》《财经英语》等教材被全国800多所高等院校采用，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高校外语教学水平的提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第1版到第4版共发行1000多万册，发行量之大也是少见的。此外，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一批高层次的学术著作和科技图书，共出版该类图书2万多种。其中，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计算机类科技书就达500多种，还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等出版了一批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并获得了中国图书奖、国家图书奖，有的还被列入国家或国家教委的重点选题规划。显然，这个阶段大学出版社的出书范围大多是高校教材和学生用书，其他类图书所占份额相对较少。可以说，大学出版社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教材、专著和科技书的出版群体。从当时94家大学出版社总体情况来看，以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为代表的综合性大学出版社凭借其综合性大学学科的天然优势，发展水平明显超过其他类出版社。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也随之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1993年初，党中央、国务院颁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战略、方针和思路。1994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新的里程碑，标志着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92年之后的几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此时，大学在传授知识、培养人才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功能——解决现实社会中面临的理论问题，解决生产实践中存在的科研难题，解决研究成果养在深闺的效益问题。大学开始真正走出象牙塔，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为社会提供更多样、更实际的服务。
　与此同时，中宣部对出版工作提出了“一手抓管理，一手抓繁荣”的思路，中国出版业开始从传统事业型向产业型转移，从传统的行业管理向社会管理转移，从单纯追求社会效益到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协调统一的办社方向转移。为了进一步深化高校出版体制改革，1995年1月，国家教委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召开了第四次全国高校出版社工作会议，为大学出版社深化改革、实现阶段性转移明确了方向。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格局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一些专业社、师范大学社开始显示其强劲的增长势头，凭借其优势学科的实力，以上外、北外、清华、北师大等为代表的出版社后来者居上，他们以规模经营和特色品牌分别垄断了各自优势学科的市场，这一批大学出版社开始跃升为中国大学出版社的排头兵。
　进入21世纪，大学出版社的格局又发生了悄然变化：专业性、师范类大学出版社在巩固自己的优势地位的同时，已在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综合性大学出版社在保持已有优势的同时，寻找新的重点学科突破口，形成一种新的发展局面。在向市场化迈进的过程中，大学出版社服务读者、服务社会的意识日益加强，出版文化精品、传承人类文明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大学出版社的追求目标，出书范围不仅仅服务于所在大学的教学科研，而是在此基础上服务于整个教育领域，服务于社会，一些出版社正在成为引领人们新的教育理念和文化价值的思想基地，其影响力和社会价值远远超过了大学出版社创建之初的宗旨。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新课标教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人文社科类图书业已成为品牌产品。各类出版社的专业分工和特色差异正在逐步缩小。可以说，大学出版社又到了一个重新整合和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时期。

　二、大学变革给大学出版社带来什么
　审视大学出版社20多年的发展道路，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基本是一致的。尤其是近些年，大学的发展和改革极大地推动了大学出版业的发展与变革。
　首先，大学的扩招使得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数量急剧增加，这为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由于高等教育持续扩招，到2003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规模达1900万人，使我国高校在学人数居世界首位，高校毛入学率由1998年的9．8％提高到2003年的17％，开始迈进国际上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与此相对应，大学教材的出版成为大学出版社所出图书的重要部分，由于许多大学在选用教材时，大都优先选用本校出版社的版本，在学生数量众多的大学，出版社仅靠本校的教材内部市场垄断，就能获得可观的利润。可以说，大学的扩招使以出版高校教材为主的大学出版社获得了发展的基础，中国大学出版社也随着大学的发展和壮大一步步进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特别是从1994年起，国家教委制定了《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这一改革计划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编写出版一批高水平、高质量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这一任务主要是由大学出版社来完成的。
　其次，大学的发展也促进了大学公共课教材、基础课教材和高品质的学术类著作需求量进一步增加。随着在校大学生人数的增长和本科以上学历教育的扩招，大学公共课、基础课教材需求量大幅度上升。这些教材不仅适用于所在大学的学生，许多教材被兄弟院校选用，如北京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等出版社的公共课教材和基础课教材使用面就很广，它们不仅解决了地方普通高校对优质教材的需求，也提升了所在大学的知名度，同时这些教材为大学出版社赢得了丰厚的利润。随着国家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目标的确立，各高校加快了课程改革的步伐，这也促进了大学出版社图书品质的提升。一些大学出版社的教材和学术类专著已经形成晶牌，并成为在校本科生、研究生必修或辅助教材。有的成为该学科全国高校重点选用教材，不少专著还获得了国家级图书奖，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第三，随着大学办学模式的多样化，许多大学成立了成人教育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对外汉语学院等多种类型的成人学院，且招生量颇为可观。这些成人高等学院的建立和发展，同样为大学出版社提供了新的利润空间。清华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的对外汉语教学都是学校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汉教学院所选用的教材大都是在本校出版社出版。随着留学生人数的逐年上升，对外汉语教材和读物构成了这些大学出版社图书中的重要一块。
　第四，高等职业教育的全面启动、终身教育体系的建立都为大学出版社的长足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是职业教育的重要发展期，根据新一轮《行动计划》的要求，教育部将在全国建设100所师范性高职学院，100个左右精品专业和一批精品课程，并以此带动全国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改革和建设。2003年，教育部实施了“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工程”，确定全国近600所职业院校作为示范型培养培训基地；2004年2月，教育部组织并要求参与“工程”的500多所院校，按照“工程”的总体要求开发或改造现有课程，这些都为以出版教材为主的大学出版社开辟了一个广大的市场空间。如何抓住这些出版资源是大学出版社要考虑的一个工作重点，一些出版社已经在这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并逐步扩大其市场空间。而建立和完善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更是为大学出版社提供了丰厚的出版资源。

　三、面对变革的应对
　当前，教育国际化与经济全球化伴随共生，教育领域近年陆续兴起的素质教育、人文教育、继续教育和院校重组等几次大的浪潮都是这些转变的表现。大学的国际化、平民化趋势日益明显，这对大学出版社也提出了双重要求。一方面大学要与国际接轨，向世界一流进军；另一方面，大学教育进入大众化、平民化时代。如何顺应大学变革的形势，囿于传统运作模式的大学出版社如何尽快调整出版思路，适时而动，以应对未来教育变革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
　第一，要密切关注国家教育体制改革动态和新走向，要认识到目前所进行的大学出版改革是在国家文化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进行的，认识到把握国家有关教育改革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实施方案对制定出版社选题结构和未来发展方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出版社各部门，尤其是作为出版社工作中重心的策划编辑人员更应当认真思考和研究这一问题，思考自己所从事的文化产业工作的特殊性和创新性，主动学习与之有关的新知识、新理念、新技能，以适应出版形势的要求。
　第二，要紧密追踪大学改革的各项措施，关注课程改革趋向，尤其是精品课程项目进展情况。编辑人员要深层次地参与到大学的院系所中，与一线教师保持密切的联系，并有意识地参加有关专业学科的学术研讨会，掌握学科的前沿动态，与教师一同设计教材的体例和内容，把握学科的最新走向。同时，编辑人员还要善于发现和培育高水平的作者队伍，让作者成为出版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参与到出版社选题策划工作中去，为出版社的发展献计献策。出版社也应为这些作者设立奖励和评价机制，如对所著获奖图书、取得实效的创新建议进行奖励，使他们真正融人出版社的发展之中。这应当是出版社工作的重中之重。
　第三，要及时掌握国内外高校教材的使用和反馈情况，将最新的学术理念和新技术成果融人所编选的教材中，树立高起点高品质的教材出版理念。传统意义上的坐等稿件的编辑已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组稿编辑应变被动等待为主动出击，去争取最好的出版资源。目前我国大学教材大多还处于“系统封闭运行”状态。具有时代性、先进性理念的教材必将取代传统的、一成不变的老教材，这就对出版社的策划编辑人员提出了比以往更高的要求。教材组稿的范围已不局限于国内，而要求在全球范围内组稿，当然，这对编辑的个人素质也是一个考验。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版社未来的竞争，也就是出版人才的竞争，谁拥有高素质的策划组稿编辑，谁就拥有发展的后劲和持久的生命力。
　第四，要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努力成为大学变革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引领者。时代变迁，今天的大学出版社不仅要为大学的教学科研服务，更要与大学形成互动，以优质的出版物推动、引领大学前进。大学出版社是大学思想的载体，是大学思想的直接传播者。大学出版社必须充分挖掘大学的思想资源，通过图书的出版，传播新的、有价值的思想、方法，反而影响大学，加速大学变革的步伐。大学出版社不仅要为大学服务，更要为社会的进步提供思想、方法的支持。大学汇聚了社会的一大批精英，他们的思想应该为社会所享用，应该更多地为政府、单位和个人提供先导性的智力支援，启示、引导社会沿着健康、和谐、可持续的轨道快速发展。
　背靠大学的大学出版社具备了诸多有利的发展因素，随着出版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大学出版业将呈现一个群雄逐鹿的竞争局面。无论是与所在大学保持协调发展、走专业化之路，还是超越大学走内涵式发展的大社强社之路，都是大学出版社未来的发展模式。风雨之后见彩虹，相信在这场深刻的文化变革中，中国大学出版社会走得更稳更远，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大学出版之路。

来源：《大学出版》2005－04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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