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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学出版观的初步思考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上海编辑学会会长贺圣遂
2005-11-02 10:57:24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2005-10-31 
 


 编者按: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后,科学发展观就成为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指导国家建设的战略观,各行各业都在把立足科学发展、着力自主创新、促进社会和谐的发展观做为工作的指导方针。那么,对出版业来讲,应该如何进一步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把科学发展观扎扎实实地贯彻到我们具体的出版实践中去?今天,本版特编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的理论文章,他结合出版工作实践,从出版内容和形式如何传承与创新、坚持文化目的与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竞争有道,提倡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谈到落实科学发展观要重视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和自己的认识体会。为我们在出版领域更好的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了一种思路。

 自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以来,科学发展观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个热点名词和重要议题。这反映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正进入到一个重要的转轨期,原先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正日渐被抛弃,连带着单纯以GDP的增长来指导发展的观念也开始被打破,一种立足科学发展、着力综合创新、促进社会和谐的发展观在人们心中得到了普遍的确立,为中国社会的长期繁荣和永续发展确立了方向。
 对出版人而言,应该如何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又应如何把科学发展观扎扎实实地贯彻到我们具体的出版实践中去?实际上这是一个将科学发展观与出版实践紧密结合的问题,也就是在思想上首先要形成科学出版观的问题。在我看来,科学出版观不仅有助于我们做一个与时俱进的出版人,更会保证我们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有着明确的判断力,从而因势利导,大力弘扬先进文化,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现代化建设推波助澜。具体来说,树立科学出版观有助于我们澄清以及解决以下几个现实问题。

 科学出版观高度重视出版内容和形式的传承与传新
 出版是人类走向文明和进步的一项重要活动,就内容来说,出版始终是关乎文化建设与文明传承的神圣工作。这一内涵首先决定了出版工作必然要发现、收集、归纳、整理、传播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于当代及后世有利、有益的信息。也就是说,科学出版观不是要我们数典忘祖,将过去的、历史的东西一概遗弃,相反,充分重视挖掘、整理、保存和发扬我们祖先留下的优秀文明成果,并且继续关注它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变异的新的意义与新的诠释,这是科学出版观显而易见的题中之义。在中国出版史上,进行原典文献的整理、传播是一个悠久而绵延不断的传统。孔子修六艺、汉唐刻石经,要旨都在保存及传播文化;唐宋以来,随着雕版的发明,大型的出版活动得以实行,宋代有大批重要文献经出版而保存下来;明朝永乐年间,中国文化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类书《永乐大典》诞生;清康熙雍正年间,又一部惠及后世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编纂完成;清代的《四库全书》虽系抄本,也应该看作是重大的文献整理出版工作。20世纪20年代,张元济主持编纂了《四部丛刊》,30年代,他又主持完成了《百纳本二十四史》的校勘工作。所有这些仅仅是中国历史上文献整理出版的一些代表而已,正是这些传统使中国的优秀文化得以继承和发扬。当然,就像中国历史上“经学”的代有发明及变迁,传统的文献暨思想也应该以科学的观念使之传承并发展。上世纪兴起的古典今译、古典引得等工作,都有保存及创新方面的意义,甚至具细如台湾蔡志忠的漫画作品题材往往是传统古典的,但内容和形式均有所创新。在当前,这样的继承与创新还可以做得更深入、更贴近当代入的阅读需要。近年来学术界、创作界这样的成果不少,是出版事业发展的很重要的内容源头之一。
 当然,科学出版观更要求我们密切,热心地追踪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新的事物与新的成果,关注当代思想文化的创新活动,承担起有思想文化创新价值的著作的出版并使之社会化的使命。事实证明,新事物,新成果往往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并可能成为出版史上的经典之作。美籍华裔学者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英文版书成于1976年,该书写成后,商业性出版社认为它是学术著作,不肯出版;而大学出版社则觉得它不像学术著作,也不肯低就。结果,此书的出版一拖再拖,直至1979年耶鲁大学出版让排除成见,出版了这本“既不像学术著作,也不像通俗作品”的创新之作,最终该书成为至今还在畅销的常销书。又如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当书稿最初转到出版社编辑手上时,被当成一本旅游类图书并且被改得面目全非,屡经磨难。后来书稿被东方出版中心的编辑慧眼看中,很快得到出版,在整个华语读书界引起广泛关注,从而开创了“文化散文”、“大散文”写作的新局面,给当代文坛和后续写作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当代中国正在进行全方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各个领域都不断有新的思想、新的观点、新的成果涌现。作为出版人,应该不断地锻炼,提升自己思想和眼光的敏锐性,善于发现并实现这些代表时代进步方向的优秀文化和先进文明成果的出版传播,从而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发展。
 此外,我们也应该重视科学出版观应与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相一致,不仅注重本民族优秀文化的积累和传承,同时也注重外来优秀文化的引进和吸纳以及本民族优秀文化的输出与传播。世界已进入全球化时代,各种文化形态丰富而纷繁,文明的走向在整体面貌上呈现交互产生、杂语共生的态势。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只着眼于当下和眼前,也应该打开眼界、放开怀抱,融入全球化一体化的世界潮流,把握整体趋向,学会辨别和吸收能够为我所用的其他优秀文化和先进文明成果。近代的中国出版,以商务印书馆为楷模,一直有重视引进世界先进文化思想的出版传统,对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是作出贡献的。但在注重引进的同时,也应着力推动中国出版的输出工作。中国的以汉唐文化为核心的文明,曾因宋明的大规模的出版传播,对东亚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也启示当代的中国出版业认真思考、积极实施“走出去”的战略。这既能满足世界对发展中的中国的了解,也于中外文明之交融发展有重要意义。我们认为,引进和吸纳优秀文化以及输出和传播中华文明是实施科学出版观不容忽视的一环。
 出版是将思想文化物态化、社会化的一种活动,因此就其形式而言,科学出版观同样强调在保存和延续的基础上求发展。人类的出版传播史经过摩崖、简帛、手抄、纸质印刷、电子、数字网络出版等几个历史阶段,每一时期都有其特定的出版手段、工艺和物质载体。以往的出版形式,不仅是历史发展的需要,也是科技进步的见证,但是科技进步从来不能替代工艺形态特有的审美价值和趣味,这就诠释了出版的物态形式虽在不断革新进步,而又继续保持多种形态的存在。
 比如线装书,曾为人类文化传播做出了不可抹杀的贡献,不仅有相当的文献价值,而且即使在今天看来在艺术形式上也有一定的美学价值。对此我们不应一味排斥,而是要为之留出合理存在的空间以及发展创新的契机,使其与新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发挥出积极意义。与此同时,科学出版观也要求我们关注出版技艺的未来趋势和发展方向,比如多媒体出版与电子、数字网络出版。它们已经存在,并且成为纸质出版强劲的竞争对手,我们应该重视它们的存在,支持它们的发展。只有在形式上抓住读者的阅读习惯变迁,紧跟甚至引领出版科技潮流,才能让内容完美呈现并实现其文化价值,才能不让自己在出版大潮中落伍。

 科学出版观坚持文化目的与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出版作为文化产业的属性日益成为共识。科学出版观并不否认出版作为产业的经济属性,但反对将经济效益与文化目的割裂开来。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同面向不同层次的阅读消费需求,科学出版观不仅提倡在健康出版的基础上保证出版的丰富多样性,更提倡出版应该发挥提升人们精神文化层次、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梯作用,因此鼓励出版那些集聚人类文明精华、代表社会发展方向、反映时代进步潮流的高、专、精图书,也就成为科学出版观的题中应有之义。一个社会必须重视主体出版和主体阅读,人类的出版史揭示,出版的最本质的含义首先是重视保存和开拓人类思想和文化的最具根本性的文化精粹以及最有创新前瞻性的先进文化,主体出版承担的正是这样的职责与任务。主体出版是一个国家的优秀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的重要保障,例如法国出版一直比较重视母语的主体文化,很多优秀的思想和作品在让会上得到很好地传播,从而也孕育出萨特、福柯、德里达、罗兰·巴特这样的思想大师。同时主体出版又呼唤和引导着主体阅读,承担主体出版任务的出版社把优秀的图书提供给读者,读者在严肃的阅读过程中提高了自身的道德素质、精神情操和文化素养,这种主体出版引导下的主体阅读对于一个社会的文明建设和民族创造力的提升有重要意义。因此出版既是文化普及,也着眼于文化提升。普及当立足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的普及,提高自然是文明的进一步的发展创造,提高是普及之源,提高引导下的普及才是出版的鲜活的动力。我们不能忽视出版的本质是传播文化,人们对文化的需求本质上是与物质世界不同的精神创造及追求。依从现代人的趣味与敏感,输出现代人所渴望的道德关怀,并给予其深切周到的精神抚慰和人文滋养,是出版人的守土之职。出版即使是产业,也是区别于其他产业的精神生产工作。
 强调以主体出版引导主体阅读,并不意味着否定、排斥适应人民文化生活多种需求的“流行出版”、“轻松消闲出版”。当代社会生活的复杂多样,审美意识的求新、求变,使人们在承受生活、工作压力之余,心理上寻求释放、喜悦轻松,都使得这类出版有着存在和日渐扩大的依据。但若以这些存在的合理去驱逐主流,代替、抢占主体出版应有的位置,甚至变成崇尚的惟一,就会与科学的出版观背道而驰。应当看到,“流行出版”有个引领潮流、指导阅读的问题。著名作家李欧梵在评析20世纪30年代流行刊物《良友画报》时,曾指出它的封面和文中的现代女性图像,不仅保持着一种健康可敬的“良友”气氛,而且蕴含着对新女性的诠释。这一刊物对现代性构建的作用,直到现在人们仍难忘记。至于“轻松消闲出版”也有格调高雅、低俗之分。如果一味追逐低俗,以媚俗为趣、为尚,甚至不能坚守住底线,让落后文化、腐朽文化借流行、消闲之名登堂入室,就会对先进文化的建设造成巨大的伤害。著名出版家叶圣陶先生在谈及开明书店的工作时曾说,“我们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就是出书出刊物,一定要考虑如何有益于读者;有所不为,明知对读者没有好处,甚至有害的东西,我们一定不出,这样做,现在叫做考虑到社会效益,我们决不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不顾社会效益,我们决不肯辜负读者。”前辈出版人的强烈责任感,永远值得我们仿效。
 为使出版的文化目的和经济效益有更好的协调,出版的多元化应该是国内出版业追求的一个目标,各个出版社应该具体分析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并努力把这些特点和优势发挥出来。优势总是表现在一个出版社的传统方面,其中包括作者资源、出版资源、渠道资源以及服务对象等资源。把这些资源加以科学的整合,不断提升资源的内容,自然就能通过做好出版的文化服务,而获取出版的经济效益。有一般读物出版优势的社会性出版社完全可以发挥自身的优势做好商业出版,其出版的图书的文化层次可以“浅”一些,但只要能够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和国民的文化素质,就是值得鼓励的;而有学术资源优势的出版社就应该利用好自身的文化资源,出版一些更严肃的、厚重的、有文化传承价值的前沿性、创新性的优秀出版物。为达到这样的目的,出版机构也应该是多样化的,就像海战中的联合舰队,它既需要航空母舰,也需要战列舰、驱逐舰、巡洋舰,甚至鱼雷快艇,虽然它们大小不一、功能不同,但是能各显所长、各司其职,为最终目标的实现各具作用、各显效应。出版的特性分工,必然使文化服务各具特色及优势,这种内容优势同时会转化为市场优势,不仅会使图书市场更加繁荣和丰富,也使出版单位从市场细分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回报。因此,认清出版的文化目的,认清服务的优势和对象,也是保证出版的文化目的和经济效益协调发展并实现双赢的科学的出版观念。中国的出版业应当包容多种多样的建构形式的出版社,这样未来的中国出版才能充分发挥优势和特色,得到长足发展。

 科学出版观主张竞争有道,提倡可持续发展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竞争体制逐步放开,出版业同行之间的角逐越来越激烈,不少出版单位和个人都迷了方向,乱了阵脚,片面理解“眼球经济”,热衷于无序竞争,恶性争夺选题、作者资源,甚至不惜欺骗作假,恶意模仿,粗劣克隆,伪装经典,为的只是赚取眼前的一点蝇头小利。这种鼠目寸光的做法也许能在短期内带来规模扩张和丰厚的经济利益,但不能有效开发和利用出版资源,也不能有效镪炼和提升编辑素质,急功近利的经营策略也很难有效培育完善的市场,从长远来看,最终可能导致出版单位后劲不足并落后于人。现实中很多突然崛起又被淹没的出版社之所以昙花一现,就是这个原因。
 置身于市场经济时代,任何企业都不可能抱着铁饭碗过活,投入竞争有利于增强出版单位的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这里的关键是要竞争有道。这个“道”就是可持续发展观念。科学出版观说到底也就是可持续发展的出版观,它要求出版单位要有打造精品和塑造品牌的意识,在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余懂得“蓄水养鱼”、“养鹅取蛋”。具体来说,企业文化建设、人才队伍建设以及产品培育是出版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企业文化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业出版了大量的企业文化类图书,为国内企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对中国出版业而言,企些文化又是一个相当陌生的词汇,因为国内出版业对企业文化的了解和重视程事更远远不够。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在长期中创业和发展过程中培育形成的企业全体员工共同遵循的目标、价值观念以及行为规范。正确的目标和价值观念在实践中表现为企业的经营哲学、经营理念和企业精神,也是企业员工行为规范的基础。正确的经营理念不仅能为出版企业的发展指明方向,更重要的,他还能创造和谐的文化氛围和良好的企业风俗,从而产生巨大的精神凝聚力,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为实现出版企业的目标和理想而努力工作。韬奋先生在一篇名为《生活精神》的文章中把生活书店的精神归结为坚定、虚心,公正、负责、刻苦。耐劳、服务、同志爱八种精神,他认为在这八种精神的指导下,生活书店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获得突飞猛进地发展,从开始的一家周刊社(员工两个半)发展到全国各地五十余家分店(员工四五百人)。可以说,责任、刻苦、耐劳奉献精神构成了生活书店的企业文化,而这种企业文化反过来又凝聚了人心,促成了生活书店的飞速发展。
 人才队伍建设是出版业获得竞争优势、实现持续发展的基础。目前国内出版业的人才总体状况是“该博的不博、该专的不专”,表现为复合型出版人才和高技能专业人才匮乏,竞争优势不明显,专业分工是现代工业经济获得飞速发吊的前提,早在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提出专业分工的观点,他认为把不同的工作分配给有专业特长的不同的人来完成,能够创造出比一个人自给自足完成任务更高的工作效率。目前很多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和文字编辑还没有明确的分工,策划编辑兼做文字编辑的工作,陷于文字审稿的汪洋大海,没有更多的精力开发优秀的选题;而文字编辑也做选题策划工作,分工不明确使出版社的生产力迟迟得不到解放。与分工紧密相连的是流程整合,出版工作是一个大流程,出版流程只有实现顺畅和各个环节的无缝链接,才能提高效率。流程整合的顺利实现需要高水平的复合型人才。我们也看到,每种图书产品各生产环节之间的分工也不像其他工业品生产环节的分工那样界限分明,而是前后渗透,相辅相成,同时,图书的生产周期相对其他行业来说也相对较短,所以,一个出版人往往可以涉及出版的各个环节,也能够通过自己的综合能力对图书产品进行一种“整合”。图书潜在价值的充分体现就有赖于一个优秀出版人的全程操作与“跟踪”。可以说,出版业的发展,需要专门人才,更呼唤着复合型人才的大量涌现。
 无论是出版的专门人才,还是复合型人才,我们最要重视的是他们的从业热情和精神,使我们的工作得到启示和感悟的中外出版史上的那些先贤们,他们彪炳千秋的业绩总是和他们对文化的憧憬、传播思想的热情、淡薄名利的情操以及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宽广胸怀和高尚人格紧密相连,然后才有他们的才学识见和技艺的紧密结合并对出版作出贡献。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是一位饱学之士,为了中华文化的传承,开启民智,甘愿为他人作嫁衣,通过的商务的出版事业为近代中华文化的传播和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非凡的功绩;一代文学巨匠巴金宁可牺牲自己的创作,倾心于出版工作,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作者,为广大读者提供“没有一本使读者读了一遍就不要再读的书”,为新文化的传播作出了卓越贡献;德国出版人、德国“彩虹”出版计划的提出者、苏尔坎普出版社的翁德尔泽是一位文学研究专家,为了使战后处于迷茫中的德国民众走出精神困境,毅然放弃自身专业,成就了德国思想文化事业的辉煌;蓝登书屋的创始人之一塞尔夫在写作、演讲、主持等方面成就卓著,但是他牺牲了自己的很多方面的优势和才华,甘心做一个出版人,通过自己的出版工作成就了美国文坛上的许多著名作家和一家世界著名的出版社。出版是人类重要的思想文化活动,我们只有不断期待、重视和培养如上所说的具有那种气概和襟怀的出版人才,才有希望实现中国出版的真正辉煌的未来。
 图书产品是关系出版社能否持续发展的直接因素。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许多出版社把经济效益作为追求的惟一目标,与之相应,过分追逐短期效益的行为也比比皆是。还有一些出版社盲目追求图书品种的快速增长,对图书的内容和质量却放松了要求。由此导致国内图书品种在短时间内以年均10%的速度迅速增长,同时图书的选题重复、差错率增加、库存上升、退货加剧也相伴而生,一边是层出不穷、浩如烟海的图书,一边是望洋兴叹、大呼无书可读的读者,片面追求规模和品种扩张而忽视图书内容和质量的矛盾也与科学出版观背道而驰:应当引起业界的关注。有些出版让只关注近期产品的落实,忙于短、平、快地出书,忽视中长期产品的开发与培育。事实上,对于出版社而言,开发中长线的产品更有意义。一般而言,中长线的产品虽然初期投入较大,但由于它比短期产品有更长久的生命力和市场影响力,因此也更容易建立起品牌并实现更长久的经济效益,而出版社也在开发中长线产品的过程中实现了可持续发展。产品的效益,当然应该重视其畅销阶段,然而更应该重视其“常销”效应。因此,把出版目标锁定在开发畅销书、运作畅销书方面,虽然对出版社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我们更主张在“常销”产品的开发、投入产出上多下工夫,出版社在“常销”产品上发挥优势才是既竞争有道,又保证优势并实现持续发展的正确策略。
 科学出版观要求出版单位通过建设企业文化、企业理念、人才队伍和产品优势诸方面的努力,营造出版社的综合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以持续发展能力显示自己的文化品味和市场竞争力,达到做实、做强、做大的发展目的。一家出版社选择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最初可能是形式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一旦生存不成问题,出版社谋求进一步发展时,只有在独特品格方面多做努力,有了特色品牌,再在利益回报丰厚的方面整合资源,发展前途自然无可限量。科学出版观要求我们对发展的理解应该立足在促进文化积累、创新、提升、多样化和丰富性上取得进展和跨越,从而达到出版产业的经济效益的增长、提高。
 科学出版观重视现在的进步,但它更看重将来的发展;它重视经济效益,却不把经济效益作为追求的惟一目标,它看重的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和谐统一;它注重当前效益,但它更注重长期效益与品牌建设。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已经全面起飞,我们也衷心地希望中国出版业能早日走出低水平规模扩张的困境,走好科学的,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2005-10-31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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