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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王明舟：一个大学出版人的责任与使命

记者：雷茜

2005-11-16 10:06:03 来源：《出版人》2005年第22期（北大社供稿）

　王明舟，1984年从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以后就来到北京大学出版社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直到现在任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可谓见证了北京大学出版社乃至整个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历程。如今，北大社经过了二十几年的内涵式发展之后，出版队伍达到300余人，在包括文史哲、法学、经济管理、学术普及、汉语教学等出版领域形成了比较明显的优势和风格；在版权贸易中，北大社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共进行版权贸易2000余种图书，尤其是版权输出一直是北大社的优势，共有500多种图书输出到美国、德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以及中国港台地区。来自开卷的数据显示：北大社今年上半年全国图书零售市场占有率排名11位，较去年同期上升了四位。王明舟自信地说：“我们的目标是配合北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将北大社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出版社。”
　在采访的过程中，王明舟显得内敛而深沉，但这决不能掩盖他对出版事业的满腔热情，他说自己对出版事业是又爱又恨，爱是因为出版事业对于人类思想和社会发展的意义重大，恨是因为中国的出版市场还不规范，做出版难，在中国做出版更难。他多次提到大学出版传播知识、积累文化、繁荣学术、服务社会四方面职能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的美好愿景，从他身上时刻流露着一个大学出版人的责任与使命。

　大学社发展的三个阶段
　《出版人》：从1984年毕业至今，您一直从事大学出版事业，您怎么看大学出版社发展的特点？
　王明舟：大学出版社从整体上来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大学社发展的开始十年，即初创期。当时教育教学用书、学术出版物比较匮乏，形成需求量大、供给严重不足的局面。一些综合性大学出版社，比如北大社、复旦社等，由于占有更多的出版资源，舞台相对来说更为广大，因此发展势头较专业大学出版社要强劲。在这一阶段，北大社可谓遥遥领先，经营规模是排第二位大学出版社的一倍。第二个阶段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经济、教育的发展，出版业虽然相对落后，但是也已经发展起来了，市场不断细化，特色逐渐形成。在这个十年中，综合性大学出版社出版范围广的优势弱化，甚至变成了特色不突出的制约因素。由于书号资源、出版社对出版资源的掌控能力以及对市场的驾驭能力都很有限，战线太长就会使资源发挥的效力大打折扣，市场反应不灵敏，在每一个细分市场都有所涉及但都不深入，因此发展的步调缓慢下来了；与此同时，专业性的大学出版社发展步伐加快。到了第三阶段，也就是最近几年中，专业性大学出版社保持了进一步发展的势头，但是在专业社寻求更多资源、向综合社发展的同时，综合性大学出版社也在保持综合性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排名上回升的速度加快，正在逐步缩小同前者的差距。

　《出版人》：作为综合性大学出版社，北大社在第二阶段，一定也面临着发展速度减慢的问题，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王明舟：是。在第二阶段，北大社应该说是平稳发展，虽然相对于自身还是有很大的发展，但是跟一些兄弟学校进行横向比较，就落后了。第一，在保持综合优势与突出重点和特色方面做得不好；第二，人员观念滞后，大家对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还不太适应，对于市场的把握滞后了。但值得庆幸的是，不管市场发展多么迅猛，我们都始终坚持了学术出版的导向，学术出版是大学出版社的职责与使命。

　《出版人》：针对上述问题，北大社采取了怎样的对策呢？
　王明舟：在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过程中，我们深刻的反省了自身的问题，并采取了有效的措施进行调整。一是根据出版重点调整了编辑部门，强化了优势和重点学科，例如原来的政经法编辑室裂变为政治法律和经管两个事业部以及社科编辑室等等；二是调整了产品结构，强化了教育类图书的出版，并且依托北大的资源优势强化了学术出版。北京大学的学术科研成果集中体现了国内高校的学术水平，在国际上也有很大的影响，北大社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出版能够反映学术发展状况的学术著作。

　《出版人》：目前北大社确定了哪些重点出版方向？确定的依据是什么呢？
　王明舟：我们结合学校的学科资源优势，出版社多年以来的文化和出版积累在一些学科领域已经形成一定基础和优势，以及社会和市场需要三方面标准确定了第一阶段发展的四个重点方向：政治法律、经管、汉语和以文史哲为代表的人文科学。法学一直是北大的优势学科，也是社会的热点，目前，法律类图书已经成为北大社的一个重要支柱，经过近五年的努力，至今已经基本实现了法学高等教育教材的系列化、多层次化和法学学术著作的系列化、规模化，图书品种达到500余种，其中教材系列17个、学术系列27个、学术类连续出版物18个。经管类以前是北大社的薄弱环节，2000年时，社里这类选题图书非常少。但我想，中国的经济还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下，这类选题还将有很大的空间。在这一领域，我们主要从三个层面发展，一是系列教材，主要依托光华学院的资源优势；二是经管类学术图书，学术书本来是小众出版，但经管不是，除了学者，企业管理者也会读，市场大；三是面向社会大众的普及读物，例如针对企业中、低层班组长的社会培训教材等。人文科学一直是北大最具优势的资源，也是北大社的品牌标志。我们在继续保持业已形成的学术出版优势的同时，强化精品教材的系列化，并尝试大众学术出版，收到很好的效果。

　《出版人》：您刚才说这是第一阶段的发展重点，那么以后呢？
　王明舟：我们的思路是构建一个不同学科分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是把这些重点发展方向做强做大，形成一个个事业部，通过努力，最终每个事业部的规模、影响和经营能力都能达到相关专业出版社的水平。第二步，我们会在巩固已有优势的基础上，确定新的发展重点，这些发展的重点领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的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变化，最终，北大社还要成为一个学科齐全、有鲜明特色的大学出版社，这就是第三步的任务了。现阶段，我们坚持不同学科不同策略，在优势资源向重点学科倾斜的同时，我们对于非重点学科也没有完全放弃，有的是保持平稳发展，打好基础，为第二阶段重点发展奠定基础，有的则是满足学校教学的要求，并对这些学科的发展给予适度关注。我说过，我们是在保持综合性的基础上形成专业特色。

　教材为先，学术为本
　《出版人》：北大社二十多年来一直遵循“教材为先，学术为本，建设一流”的出版方针，您也很重视教材和学术书的出版，可见，这两者对于大学社的意义非同一般？
　王明舟：对。大学出版社要办好，首先是明确自身的定位，也就是找准出版方向。大学出版社是由政府、学校创办和支持的，创办的初衷是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经济甚至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学术的进步、学术的繁荣。大学出版社必然要紧扣“教材、学术”主题，促进学术的发展是它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大学出版社所具备的资源优势也决定了它的定位。大学出版社依托的是高校，高校拥有一大批学者，有丰厚的教学资源、科研资源，因而在教育、学术领域必然有所作为，这也是大学出版社区别于社会出版社的特色和优势。近一段时间，我们也一直在调整出版结构，我们规定每个编辑室申报的选题中教材和学术方面选题必须达到一定比例，目前，教材出版已经由原来的40%多增长到现在的50%多，将来的目标是60%，教材和学术加起来的出版比重希望能达到80%，剩下的20%是大众出版。

　《出版人》：对教材出版您有何总体规划？
　王明舟：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第一要务是为北京大学的教学和人才培养提供支撑和服务，围绕学校的办学方向、发展战略来开展工作，我们工作的核心是做好学校立项教材的出版。2004年出版社确定了近140种教材的立项，其内容涵盖了主干基础课、主要专业课和选修课。怎样在继承总结前人教学经验的基础上与当今学科的发展、科学的发展、学科间的交叉较好地融合，以充分反映当今北大的学科建设、课程改革和教学水平，是教材建设的重心，也是出版社工作的重中之重。第二是与校外合作教材的出版。在充分利用本校学科资源的同时，广泛吸纳社会优质资源，北大社同国内一流的兄弟院校，如厦门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都有很好的合作。另外，我们的目光不能仅仅局限于为某一个学校服务，还应该承载起为社会服务的功能。全国有1000多所大学，却只有90多家大学出版社，许多地方院校的办学条件、教师水平与北大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做好二类本科院校、民办学校等的教材建设，包括职业教育教材建设，都是北大出版社社会服务的内容。现在教育出版的内涵也在不断地拓展，所谓教材并不局限于学生课堂上学习用的课本，社会教育、企业管理层的教育都应纳入其中；将来的北大出版社要建成一个服务于不同层面的高等教育教材出版基地。

　《出版人》：在25年的发展过程中，北大出版社有起有伏，但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时候，北大社也没有放弃学术书的出版，您怎么看？
　王明舟：这就涉及衡量大学出版社成功与否的标准问题了。对市场的影响无疑是一个重要标准，大家必须知道你的书，有了传播效果，才能发挥书的价值，才有经济效益，但这绝对不是唯一的标准。大学出版社存在的意义应该是为教育事业、学术研究的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的人才培养做出贡献，规模再大，也不能偏离这个方向。譬如哈佛大学出版社是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但它的规模和码洋都很小，国内一批大学出版社都超过了哈佛的规模，但并不敢说自己是一流的大学出版社，原因就在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远远不如哈佛。所以说，一流的大学出版社，必然有一流的学术出版。

　《出版人》：很多学术书店的老总反应北大社的学术书近一两年有了很大的发展，上海季风书园总经理严搏非告诉记者，截止到8月份，该书店北大社的图书销售已经超过去年全年销售的50%。这个发展势头相比今年学术书整体销售的零增长，是很不容易的。您在学术书出版上做了哪些具体的努力？
　王明舟：一是充分利用北大资源优势，有重点地开发（即上文说到的重点出版领域）；其次是多层次的开发，在出版学术专著的同时，我们也出版大众学术读物。我一向认为，出大众学术读物并不有悖于学术出版社的宗旨。评价一个出版社学术影响力大小，不仅要看它出了多少纯学术的东西，还要看它的出版物是否推动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是否推动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目前我国国民整体科学素养还不高，如何把学术知识大众化，让更多的人具有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基本知识和素养，对学术的发展和繁荣无疑是有益的。尤其对青少年科学精神的培养，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北大社在人文图书方面作了一些尝试，并有了较好的社会影响。著名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它的出版范围很宽泛，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都有，但这并不影响它作为世界知名学术出版社的声誉。比如我们推出了旨在提高大学生素质的丛书《名家通识讲座书系》（十五讲），丛书涵盖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面向非专业、非本方向的大学生，让他们接触一些相关学科的知识和思想。我们还推出了《北京大学人文素质教育丛书》，这套书是由北大知名教授开设的人文教育课程编撰而成，旨在提高在校大学生的整体素质和认知水平。这些大众学术读物的市场反响都很好。

　《出版人》：北大学术资源丰富，您在充分利用学校资源，防止资源流失上有什么体会？
　王明舟：在组织和发挥学校的优势资源方面，有成功也有教训。相当一批非常好的出版资源由于我们工作不到位而流失。为了加强这方面工作，更好地与作者保持沟通，学校成立了“专家指导委员会”，聘请北大各学科有代表性的14位专家为成员，这些专家都是活跃在学术前沿、年富力强的知名学者，由学校统一任命。这个委员会不是虚的，它有自己的职责和功能：首先，他们要对出版社学术著作的出版给予指导和建议；第二，要为出版社的发展提供咨询和意见；第三，通过他们联系一批专家学者，扩大出版社同专家接触的视角。学校采取的这些措施，目的就是尽可能地使本校的出版资源不外流。比如北京大学的大型重要工程——《儒藏》研究，几年前已与另一家出版社签定了出版意向（还好，不是正式合同），经过出版社、专家指导委员会的共同努力，在学校领导的协调下，正式回归于北大社，并经过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的专家审定，列入国家重大出版工程之中。
　当然，北大社也不会过分强调校内学者著作的出版，我们讲是依托学术但不依赖学术资源，北大社要办出学术影响，必须十分注意吸收校外优秀学术资源，包括国外资源，我们出版的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的《北京大学数学丛书》，其中就有很多国外知名数学家的著作。

来源：《出版人》2005年第22期（北大社供稿）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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