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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材问题谈

童庆炳（记者：曹巍）

2006-04-18 17:55:47 来源：《大学出版》2006年第1期

　主持人语
　从1999年我国实施高校扩招计划至今，高等教育已基本实现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随着在校生人数的急剧增加，高校教材的出版给出版社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和可观的商业利润。但值得重视的是，高校教材在编写、出版和使用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我国高校教材的整体水平，影响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针对当前中国高校教材在编写、出版和使用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本期重点推出“高校教材问题谈”，记者特走访了国内几所大学的著名学者，共同探讨高校教材在编写、出版和使用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他们对当前高校教材存在的问题提出的深刻见解，无疑会有力地推动我国高等学校教材的出版工作。本文刊出时以采访先后为序。

　童庆炳，福建人，]936年生。著名文学理论家。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导。长期从事中国古代诗学、文艺心理学、文学文体学、美学方面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文学概论》上下卷(1984)、《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1989)、《艺术创作与审关心理》(1990)、《中国古代诗学与美学》(1992)、《文体与文体的创造》(1993)、《文学审美特征论》(2000)、《文学活动的审美维度》(2001)、《童庆炳文学五说》(2001)、《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2001)、《维纳斯的腰带——创作美学》(2002)、《现代诗学问题十讲》(2005)。主编的作品有《文学理论教程》、《中西比较诗学体系》和《现代心理美学》等。

　童庆炳：长期以来，我一直关心高校人文社科教材的编写和出版，从1984年开始编写的《文学概论》，到后来主编的《文学理论导论》、《文学理论教程》、《文艺心理学教程》、《文学活动的美学维度》等，已陆续出版10余种，广泛使用的有两种：一是1992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文学理论教程》，该书获国家教学成果奖，列为“面向21世纪教材”，有近千所高校使用，发行量100多万册；另一部是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国自学考试用书《文学概论》，也在全国30个省市广泛使用，有很强的社会影响力。目前，我又参与了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建设文学组首席专家的工作，正在编写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文学理论教材。由于以往编写教材不少，有些心得体会，所以想对高校文科教材的编写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第一，指导思想正确与否是教材编写的一个大问题。
　文科教材与理工科教材不同，有其自身的特点。一部教材最怕的就是知识谱系太庞杂，马克思主义观点用一点，古典的、外国观点的东西用一点，知识谱系不统一，这样知识零乱的教材提供给师生，老师无法教，学生不好学。一部好的教材应当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一条红线，把古今中外的学术精华串联在一起，这一点非常重要，关系到知识谱系整体性问题。有些文学理论教材，不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而是以20世纪西方各种文学批评思潮为纲领，完全是一本西化的教材，这种教材目前仍在出版流传。文科教材必须有一个思想灵魂，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教材应特别强调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和解答中国自身的问题。有人会说，马克思主义理念、西方理念与中国古典理念完全不同，不能兼容，没有通约性，这种想法其实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承认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应该而且可以去筛选、过滤、吸收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智慧，关键是要下力气，做到融会贯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古今结合、中西结合是文科研究的方向，如果能做到这点，这种教材的指导思想就是正确的，内容必然也是丰富生动的，知识结构也是较为合理的。
　第二，编写当代文科教材一定要有问题意识，要有中国自身的问题意识。
　这一点与前面谈到的观点密切相关。我们不是搞马克思主义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以往时代没有遇到的，完全应由我们自己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自己的问题，并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去研究去回答去解决，这也就是现在提倡的理论创新。目前，高校教材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知识陈旧，不断重复旧的概念，旧的范畴，同一门的教材东抄西抄，这种现象非常严重。以《文学概论》为例，目前国内共出版了300多种，其中相当一部分体例、面貌、观点、知识都是相似的，对概念的界定、甚至举例也是相似的，不是在回答今天的问题，而是在回答几十年前所遇到的问题，这种教材毫无价值，浪费国家的财物。
　我强调的是每本教材要用自己的观点提出问题，比如文学就有许多新问题，现在有一种“文学终结论”的论调，认为随着现代人阅读方式的改变，纯文字的纸质文学书再无人阅读，人们宁愿去看电视和图画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文学是一门语言艺术，它与图像不同，有着自身的特点，有内视性特征，这种内视的图像是不固定的，能唤起人们不同的想象；文学更具有思想情感内涵，有独特的审美场域，文学人口永远不会消失。这就是一个新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探讨，作出自己的回答。但问题不限于此，问题背后还隐藏着更多的问题：由于电视的存在，文学的形态也在发生变化，文学本身也在影响电视的图像，两者是相互促进、补充、共生的关系。我觉得这些新问题也应纳入教材中。类似的问题很多，应该加以提炼。任何一门学科在社会转型期都面临许多新问题，教材不应只回答几十年前的问题，特别应回答当下的问题。为什么现在的学生不愿看教材，就因为教材缺乏新意，不能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所以，有无问题意识是高校教材编写中值得注意的重大问题。
　第三，高校文科教材应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而有所改变。
　教材编写范围应大大拓展，不应永远是那几种教材。过去文科教材无非是概论和发展史两种，概论和发展史构成了文科教材的主流，这明显是受前苏联50年代教材的影响。这种体例有好的一面，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以大陆学生和港台学生为例，前者擅长从理论和宏观的角度阐述，但一深入到具体问题就不行了，而后者对具体微观的问题，谈得很深入，问题就在于两地所设课程不一样，大陆课程强调史和论，而港台更多的是专书课、专题课。我国高校正在进行的教学改革重点之一就是把过去文科研究专才培养成通才，要达到这一目标，通识教育里的专书教材应占较大比重，古代经典著作如《论语》、《孟子》、《庄子》、《楚辞》、《史记》等对学生深厚学术功底的培养起着非常大的作用，这种功底不是史、论课程所能替代的。目前适合大学生使用的此类教材实在太少了，没有形成体系，对出版社来说，专书教材的编写是一个巨大的空间，趁一些年龄较大学有专长的学者还在，可编出一系列专书讲读教材，不仅要为本科生，也要为研究生、博士生编写此类教材，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事情。
　第四，学者与教材的关系问题。
　现在四五十岁的学者往往不愿写教材，他们认为只有专著才是学问，教材不是学问。其实，一位好的学者不仅要有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专著，还要有把自己研究所得变成一种普及性读物的东西，文科学者更应如此。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许多大家都是通过编写教材名扬天下的，如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王力的《古代汉语》、季羡林的《东方文学史》、钟敬文的《民俗学概论》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些教材历经几十年，还在大陆和港台地区广泛使用。学者编教材，一方面把他的学术思想向更年轻学者和学生普及，另一方面也扩大自己的影响，这是学者分内的事情，也是他们对教育、教学和社会的一种贡献。所以，一个全面的学者，既应有传世专著，也要有普及性教材，要提倡大学者编教材。值得欣慰的是，国家对高校教材的编写越来越重视，年前教育部成立了“高校重点教材编审委员会”，加大这方面的工作力度，高校教材的编写工作正在成为政府和学校关注的重要问题。

来源：《大学出版》2006年第1期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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