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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出版社：“另类”与两个效益兼收的背后，是追求“科学出版观”

肖春飞

2006-04-28 09:09:36 来源：复旦大学出版网站（转载自《新华电讯》2006年3月24日）

　在上海出版界，复旦大学出版社有多项第一：国有资产保增值最好、图书及编辑获奖最多、原创性学术著作海外输出最多……
　但记者到复旦社采访，又有不少“想不到”：中小学教辅教材是不少出版社的“摇钱树”。想不到复旦社主动退出了这个市场；追求出版数量与速度已经蔚然成风，想不到复旦社能够十年来耐心地等待、跟踪一本书；出版界盛行“码洋论英雄”，想不到复旦社从来都不把图书是否赚钱作为员工分配的唯一指标，还要看这本书是否有文化价值。
　复旦社社长赞圣遂说：其实，“想不到”的背后，正是复旦社对“科学出版观”的深度实践。
　
　“光有商业才能成不了优秀的出版人”　
　“如今出版业竞争激烈，一些出版入迷失了方向，片面理解‘眼球经济’，无序竞争，不惜欺骗作假，恶意模仿，粗劣克隆，伪装经典，甚至假冒国外作者名字出版‘伪书’。这种做法也许能在短期内带来规模扩张和丰厚的经济利益，但这不是健康的出版业。”贺圣遂说。
　他认为，在商业社会很多领域里，商业才能可以起决定作用，但是在出版业，商业才能并不是最重要的。“优秀的出版人，必须有文化守土职责。出版始终是关乎文化建设与文明传承的神圣工作。”
　贺圣遂举例说，美国出版业在上世纪中叶开始卷入集团化运作和兼并浪潮中，著名的兰登书屋被纽豪斯传媒集团收购，银行家出身的维塔尔提出兰登“每一本书都必须盈利”，出版了很多低俗无聊的作品，但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1997年，兰登的利润率仅为0．1％，一年后兰登被沮丧地转卖给了贝塔斯曼。“兰登书屋的变迁，恰恰说明了完全商业化的模式并不是出版业的济世良方，银行家与商人不能取代出版家，出版业的安身立命之本是文化，而且永远是文化。”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社长陈纪宁讲了个小故事：“复旦社曾有一个选题《竞技麻将》，我问贺社长出这本书目标定位是什么?他一听，二话不说撤销了这个选题。
　
　“有社会效益，并不意味着没有经济效益” 　
　2005年，陈尚君教授375万字的《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在复旦社出版，为了这部巨著的面世．出版社跟踪了陈教授11年。复旦社出版的另一部皇皇巨著《中国思想史》，从向葛兆光教授约稿到最终实现出版，也经历了大约10年的时间。
　复旦社强调“深度出版”。指出版者要对读者进行文化引导，满足读者对审美及崇高情感的深层渴望，为他们提供高品质的、体现人文关怀的文化精神食粮。
　贺圣遂说，主体出版、自主出版、实体出版、实效出版是深度出版的重要保障。
　主体出版重视和开拓的是人类思想和文化中最具根本性的文化精粹和最有创新前瞻性的先进文化，复旦社一直强调出版社应该承担起主体出版的重任并身体力行，由此推出了《中国人口史》《中国文学史》《晚明史》《国史概要》，“南怀瑾著作”系列等一批图书，反响强烈。
　自主出版强调出版对本民族文化自主创新的重视，它不排斥引进和吸纳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但更加重视发掘、出版和传播中华文明。复旦社出版的诸多原创性的学术著作及精品教材如《中国学术名著提要》《中国思想史》《中国游侠史》等都已经输出到海外。
　实体出版是指出版社始终把出版资源和出版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反对出版“空壳化”，坚决不卖书号；实效出版，是在谋求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同时，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
　“有所为有所不为”，复旦社退出中小学教辅教材等“立竿见影”的短、平、快项目，专注出版那些周期长但是集聚人类文明精华的高、专、精学术原创图书，表面上看出版范围缩小了，但复旦社的生存空间并未因此缩小，反而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原创学术著作成为响当当的品牌书。市场效益也相当可喜：复旦社“十五”期间经济指标翻了三番，利润同步增长，2005年销售码洋突破2亿元。
　
　出版业不应急于“跨越式发展”　
　一边是层出不穷、浩如烟海的图书，一边是望洋兴叹、大呼无书可读的读者——这就是中国出版业经历多年快速发展后面临的尴尬。
　基于对中国出版现状的深入思考与具体实践，贺圣遂呼吁出版业应建立“科学出版观”，即“高度重视出版内容和形式的传承与创新；坚持文化自的与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主张竞争有道、提倡可持续发展”。
　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副社长胡守文也认为：“眼下出版行业的竞争发展虽呈轰轰烈烈状，但不科学的因素却应该高度重视、探讨、修正和去除。”
　上海市出版工作协会名誉主席江曾培说：“曾经有一种说法，希望出版业作‘跨越式发展’，实际上这是一种虚浮浮躁的反映。发展是有规律的，是要按规律办事的，违背规律去‘跨越’，只会跌得个鼻青脸肿!”
　
来源：复旦大学出版网站（转载自《新华电讯》2006年3月24日）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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