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责任意识　实施全程监管——复旦大学出版社确保图书质量的实践体会 - 2006大学社图书出版<br>质量管理工作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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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工作研讨会

强化责任意识　实施全程监管——复旦大学出版社确保图书质量的实践体会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08-04 11:38:00 来源：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内容由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提供）

　我们复旦大学出版社，是一家办社时间不算长、正处于发展阶段的出版社，随着图书市场竞争的加剧，出书周期的缩短，我社图书品种的增多，出书规模的扩大，以及资深编辑的退休，新手的补充，我们越来越感到图书质量是个不得不重视的问题，它关系着出版社品牌的塑造，读者的满意度，市场的占有率，是一桩生存攸关的大事。我社每年新出书500种左右，重印书亦有500种左右，要使这1000种图书质量靠得住，必须从观念、制度、队伍等多个层面做工作。下面，就汇报一下我社在这方面的一些探索和体会。

　一、提高选题质量　重视政治导向
　图书质量，首先取决于选题的质量。而选题质量的优劣，实际上是出版社对于出版资源判断、选择的正确与错误。凡是符合出版社出书定位，能强化出版社出书优势的，就是应当积极组织、锐意开拓的；反之，虽然可能带来短暂的经济效益的，也是应当舍弃不为的。但是，作为编辑个人，往往出于经济的考虑，组织一些从出版社整体来看可出可不出、甚至不宜出版的选题，面临这种矛盾，出书结构的优化、选题的优化就显得十分必要。
　我们向编辑反复强调，作为一名编辑必须有责任意识，策划选题必须符合出版社的选题思路。我们要求每个编辑都应当致力于文化的承传和创新，以弘扬先进文化为己任；要善于识别披着各种伪装的腐朽、落后文化，坚决把它们摒弃在我们的出版物之外；要守土尽责，不要把可能带来负面效应、增烦添乱的图书推向市场。我们制订了“7•2•1”的图书结构，即70%教材，20%学术专著，10%社会读物。优先开发具有原创性的高水准的学术专著，具有先进水平、适于教学的优秀教材。使这一出书思路成为全体编辑的共识，并以此决定选题的取舍。
　为避免选题的庞杂、无序，我们要求每个学科，每个分社、编辑室都要以社的选题思路和重点为导向，策划符合自己的特点的选题思路和重点，而每个编辑则要以此作为自己选择的尺度，从而保证了三级列选都服从于社的出书中心，形成各个学科共同铸造四大品牌的局面：以“复旦”冠名的优秀原创性学术专著，以“现代”冠名的先进前沿性医学临床专著，以“复旦博学”冠名的国内一流教材和侧重于能力培养，实用性强的品牌教材“复旦卓越”。
　我们引导编辑克服只注重眼前效益的短浅眼光，注重开发能增强品牌张力的中长期重大项目。如作者研究、撰写多年的《旧五代史新辑会证》、《中国思想史》、《中国人口史》、《中国行政区划变迁史》、《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等，都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落实的。我们要求编辑不要热衷于出版作者有包销、给资助，只印一次的选题；而要开发与复旦百年名校相称的长销不衰、长久占领书架的选题，为延续这类选题的活力，做好客户维护和内容修订工作。经过多年耕耘，我社已经形成一批市场看好、多次重印的长版书，有37种出到第三版，9种出到第四版，6种出到第五版，还有1种印到第六版。我们下决心舍弃易于获得丰厚回报的中小学教辅和考试用书，而是集中力量开发高校不同层次、不同教学目标符合市场细分要求的教材。
　正是基于上述努力，我社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十一五”规划中，有11项重点项目入选。其中包括陆谷孙教授主编的《汉英大辞典》、《西方史学通史》（七卷本）、《西方文学衍变史》（三卷本）、《近代上海金融史》（三卷本）、《中外传播思想史》（四卷本）、《“发展经济学前沿与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丛书》、《东方管理学派著系》、《现代手外科学》、《现代营养学》、《现代心脏外科学》等。《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丛书》（共计47种，346卷），被纳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重点规划》。在教育部公布的“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中，我社又有106项入选。其中属于“复旦博学”系列的有94种，几占总数的一半。
　确保选题的质量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确保政治导向的正确。我们强调必须把个人观点、倾向和岗位职责区分开来，决不能让导向有问题的书通过我们的手流向市场。我们曾收到一位知名记者撰写的长篇报告：《逃亡三万里》，记叙了一名被错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的逃亡生涯，虽然故事很曲折，文笔很生动，但一些细节很可能造成负面影响，我们经过慎重考虑，做了退稿处理。一位名教授撰写的《中国现代作家十讲》，对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来党的文艺路线，有着否定性的评价，而这种评价又不是仅仅改动一些文字所能处理的，经过送审，我们按照主管部门的意见，不再安排出版。一位知名科学家的传记，对另一位知名科学家颇有微词，我们引进此书的海外版时，还是谨慎从事，希望有所删改，并送主管部门审读。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猜疑和矛盾，最终忍痛割爱，按照主管部门意见，未予出版。
　尽管有些书存在思想倾向的问题，我们却珍惜它们的学术价值和出版价值，还经过编辑删改，将其推出。南怀瑾的系列作品、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便是这方面成功的两例。南怀瑾著作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通俗生动、精彩迭出的解释，很有可读性，解决现实人生的问题，很有针对性，但因为其是在台湾期间的讲稿,早先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多有否定，对共产党亦有指斥之词。在引进这套著作时，我们要求允许对这些地方做出删改，并请其过目。作者放弃原来的观点，对改动之处一一认可，又经新闻出版总署审批同意，使这套书顺利出版，成为经久不衰的普及的国学读物。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这个领域经典之作，但由于作者的思想倾向与政治立场，问题较多，使此书的引进成了难题.我们也是征得作者同意,反复研读，反复斟酌，对一些难点反复做了认真的处理,并写了出版说明,指出作者的思想倾向与此书的研究价值。书出版后，成为一件令人瞩目之事，媒体多有赞誉。
　对于一些涉及敏感问题而又难以把握的选题，我们往往向相关领域的专家咨询，再吃不准，则按规定程序送审。比如一本研究中外传播学的文集，收有一篇论述“专业主义”与“党派主义”矛盾的论文，文中将我国新闻界的主流思想概括为“党派主义”，而将西方概括为“专业主义”。我们觉得这个提法不妥，于是请教了人大和复旦两名专家，他们的意见证实了我们的判断，从而果断地把此文从稿中抽掉。送专业机构审读的书就更多了。如《二十世纪的世界》、《当代中国外交》是外交部审读后出版的，《20世纪新闻学与传播学•台湾新闻传播事业卷》，则经过了上海市台办的审读，台办指出了书中讲的一家民办报纸有台独倾向，而这是我们不知道的，经过处理后再出版，就可放心了。《乡村基督教的组织特征及其社会结构性位秩》则送上海市宗教局审读,审读人员提出了许多具体修改意见。这些，都保证了书稿政治导向的避免失误。

　二、规范编校流程　力求岗岗到位
　随着电脑技术的运用，以及快节奏地出书，原有的编校流程显示出诸多不适应。有些编辑随意更改流程，出现了不审即排、以审代校、以校充审等违背流程的现象。针对这些现象，我们梳理了原流程中合理、可行的一面，找出那些必须坚持的环节，规范了从发排到出片必经的三审、三校加通读的流程，明确了责编、责校各个岗位的责任，成为大家共同执行的规范。
　我们体会到，凡是质量上出了问题的，都是违背了流程或者是岗位未尽到责的。要确保质量，就必须要求流程中的每一岗都做到位，尤以责编的尽责最为重要。近几年来，我社一些资深编审陆续退休，每年都有年轻新人扩充到编辑队伍。而出书任务的急迫，往往使他们一到岗就承担起繁重的审稿任务。有效开展编辑队的培训，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我们对于新进社的编辑，除了安排短期集中培训外，更多地培训是在岗上进行。顾及编辑工作个体性强的特点，采取为每个新编辑配备指导老师的方法，进行一对一的工作指点。我们经常邀请专家为编辑上课，如请桂晓风署长讲创新开拓；请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孙颙讲大学出版社如何发挥优势，扩大影响；请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邵益文讲编辑的基本功；请《咬文嚼字》主编郝铭鉴讲编辑的五项修炼；至于社内资深编辑的讲课就更多了，如必须重视“相稿”，如何避免重大差错，如何做好书稿文案等等。我们为每个编辑配备了中外文工具书，订阅《咬文嚼字》，希望他们阅读查考。每年举行多次编校知识练习与竞赛，借以提高审稿素养。
　有些新编辑审稿速度很快。他们拿到稿子就编，只注意改改错别字，统一一下书稿的体例。审稿完成后，连作者哪些地方没讲透，哪些地方讲多了都说不清。我们则强调，只会改错别字的编辑，成不了好编辑。优秀编辑应当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把审稿过程变成与作者共同提高书稿质量的过程。我社有的老编辑，即使名家交来的稿件，也不轻易认可，而是一遍又一遍退改，直到符合要求为止。他在编辑《中国人口史》时，对书稿要求之严，使作者也深为感动，专门写信给出版社，感谢其为书稿质量提高做的贡献。一位“名家专题精讲”的策划编辑，不但选择了每辑“十讲”的作者，而且帮助有些知名专家搜集材料，搭好框架，然后请作者修改补充，最后成书。由于专题选得好，书稿编得精，这套书每一辑一推出，都在学界、书界引起注意，《中华读书报》还有专门报道。其中第三辑被评为上海书市十佳图书，第四辑获上海优秀图书一等奖。我们请这些编辑向全体编辑介绍经验，使之成为共同的财富。
　二审要到位。原来，我社二审主要由社内副编审以上的编辑担任。这些人都是社内骨干，要处理许多重点书稿，让他们在二审中通读该稿，显得不现实，由此产生了未审即签名通过的现象。为不使二审走过场，我们经研究，将二审的收发改由编辑部统一管理，建立起一支以社外力量为主的二审队伍，目前这支队伍已有四十人，他们分别与我社出书学科相对应。有些资深社外编审非常负责，如一位老同志每审完一部稿子，都不肯叫快递来取，而是亲自送到社，与一审编辑见面，指出处理不当之处，对年轻人提高审稿水平，颇多裨益。我们要求二审对一审审稿情况做出评价，由编辑部掌握，作为考核的依据。也要求一审对二审的意见，集中反馈到编辑部，作为以后发稿的参数。
　三审则由分管总编和学科总监负责。这一环我们设置在签署付型样时进行。我们要求责编对于稿件中尚待解决的问题一一注出，三审在审读后，与责编磋商解决，如若涉及原稿的改动，则还要征得作者的同意。如一部防艾滋病的书稿，讲到“红灯区”的调研情况。实际上我国并未有“红灯区”的设置，就请责编修改，又如一位日本友人的书稿，提及2004年针对日本的游行，译者将其译为“反日示威游行”，我们查阅了有关文件，将“示威”两字去掉，将“反日”改成“涉日”，就与公开报道相一致。三审力求将差错消灭在出片之前，如发现一、二审还留有缺欠的，则通过退回重审或增加审次来解决。如《晚明史》引用大量史料文献，三审时发现有错，便追加一道二审，请熟悉明代史料文献的编审核对引文，纠正了不少硬伤，这部书出版后，《文汇报》和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专门组织座谈会，对此书给予较高评价。在中国图书奖评选中，此书也荣获此项大奖。

　三、设置双重把关　严格实施监管
　在质量保证体系中，我们又设置两个重要机构，质检办和编审室。
　质检办负责对在制品和成品印制质量的检查。在制品的检查主要是评估编校质量是否合格。我们的流程规定：书稿清校在完成三校、责编通读之后，即送质检办。质检办每种书至少随机抽查三万字，如果编校质量合格才送分管总编和学科总监做最后把关。凡发现差错率超过万分之一的，即退回责任校对重校或责编重读。对于这些差错，质检办都要记录在案，定期召开校对室会议，向他们讲解以期引起注意。质检办主任还要定期写出质量问题的报告，在质量会议上向编辑通报。这一程序的实施，加强了对编辑、特别是校对的监督，避免了编、校互作好人或互相推诿的弊病。
　编审室作为独立于编辑室的机构，负责三审和付印样的审查。除了对流程中在制品的审读之外，还担负起对成品书编校质量检查的任务。我们每年对成品书进行两次大规模的检查。一次是每个编辑抽查一本，一次是对准备申报各种奖项的图书的审查。鉴于过去社内有些人审查的宽严、松紧不一，便由编审室主任挑选，逐步形成一支固定的查错队伍，以提高检查的质量。检查的结果，及时反馈给责编，也允许责编申辨，核准后仍为不合格的，则对其开出罚单。如一本理科研究生用的全英文的图书，重印前发现差错超出标准，就将责编的工作量全额扣除，以一儆百。我们经常让审读室主任向全体编辑、校对讲课，分析易发生的差错，解说质量检查中的差错案例错在何处、何以发生，以期举一反三，共同提高。
　对于图书的印制质量，我们也十分重视。凡是重点图书的印制，美编与出版科人员都要下厂监印。出版科全面负责对印制质量的监控，定期召开承印厂的质量会议，互相沟通，共谋质量提高的对策。由于我们思想重视，措施落实，在市新闻局的印制质量检查中，我社屡获好评。
　当然，用更高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社在质量管理方面还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尚有待改进，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因为二审全部发外审，对审稿的质量控制还存在有盲区；其次，图书质量是一个综合指标，除了内容质量外，装帧质量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但目前我社的美编力量还较薄弱，装帧设计方面的错漏事故时有发生，装帧质量也有待加强；第三，由于我社规模日益扩大，编辑人员和选题品种不断增加，选题方面的区分不够明显，内容重复的现象屡有发生。
　如何保持和发挥好的做法，加强和改进薄弱环节，将是我们一段时间内面临的整改课题，也是我们日后工作的重中之重。

来源：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内容由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提供）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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