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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马体改大学社准备好了吗

吴培华（苏州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2007-11-07 15:03:31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2007.11.07

　随着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和内部机制改革工作全面启动，每一个大学出版人对于改革进程中将会遇到的内外部的困难和障碍，是否已经在心理上、思想上、对策上有所准备，这将直接关系到改革进程的顺利与否——　

　教育部在2001年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高校出版社工作会议上，就已经明确提出高校出版社应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开拓创新，走出自己的改革发展之路。五年多来，高校出版社在改革的道路上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尤其在内部机制的改革，也就是在用人制度、分配制度、劳动保障制度的改革中，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精神和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的要求，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制定了《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关于高等学校出版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方案明确了改革的原则、任务、步骤、组织领导要求，提出了改革的配套措施，明确了第一批“18+1”的试点单位。目前已经有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等5家出版社完成了转制的工作。今年9月举行的第六次全国高校出版工作会议，总结和推广了转制改革先行出版社的经验和做法，布置了下一阶段高校出版社转制改革的工作要求和步骤，从而标志高校出版社的体制改革和内部机制改革工作的全面启动。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每一个大学出版人对于改革进程中将会遇到的内外部的困难和障碍，是否已经在心理上、思想上、对策上有所准备，这将直接关系到我们改革进程的顺利与否。笔者借此机会，将此肤浅的认识与各位同仁商榷。

　外部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必然遭遇垄断性障碍
　众所周知，转制改革的第一步是转企，而作为企业的本质属性，就是市场化。这就要求出版社向真正的市场主体地位靠拢，更加注重市场的开发、参与市场的竞争，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大学出版社不可避免地将会继续遭遇中国出版业在改革进程中一直没有能够加以彻底克服的垄断问题。

　政策性垄断：虽有所打破，但仍根深蒂固
　由于我们的出版长期处在计划经济体制的保护下，出版社从成立之日起就受到国家政策的保护，业外无法介入，业内分工清楚，基本都有指令性产品和计划中的利润。一般情况下，出版社不会因为经济困难、经营不善破产倒闭。随着出版改革的深入、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这种格局虽然有所打破，但是还缺乏实质性的进展。长期以来形成的与主管部门的密切关联的利益共同体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打破的。政企虽然分开了，但仍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利益关系链中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事关系链中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决定了主管部门都会运用各种行政手段去保护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政策虽有所变化，但或明或暗的保护还无处不在。在政策保护中，最为关键的保护性政策就是专业分工，什么能够出版，什么不能出版。在这种严密的分工制度下，出版社长期依靠政策吃饭，尤其是那些在专业分工中得尽天时地利的出版社，更是躺在政策的摇篮里不思进取。在政策保护中，条线上的垄断性保护其能量非同小可，依靠部委红头文件出版发行的图书，动辄几十万乃至于几百万的印数与那些三五千册印数已属不易的出版社的图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更何况那样的出版社既没有退货的担忧，也没有回款难的风险，利润空间不是一般可以想象到的！
　大学出版社在参与市场竞争的过程中，面对那些依靠政策或政府授权而获得垄断性出版资源的出版单位去谈什么市场竞争几乎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更让大学出版人感到压力乃至于沮丧的是本系统内同样会出现类似的现象：当你的图书或者作者开始崭露头角的时候，因为作者科研业绩的分值或者单位评估的需要而陷于“煮熟的鸭子飞了”的尴尬境地，有时甚至干脆由本系统的政府部门一纸公文，垄断了某些出版资源，封杀了大家进一步开发选题资源的机会和途径。据笔者了解，类似这样的纠纷已经多次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出版活动中出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先生承认这样的事实：教育类图书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市场，而非市场性的图书蕴含着巨大而丰厚的利润，于是对教材使用具有决定权的教育部门进行公关便成为出版社的重要工作之一。笔者预计，目前在中小学教材教辅出版中无序竞争的局面将很快在高等教育领域里出现。这不是危言耸听，如果这样长此以往，今天中小学教材教辅类图书出版的混乱局面就是高等教育类图书出版的明天！这样严峻的发展态势是我们每个大学出版社必须直面应对的。

　地区性垄断：虽企图打破，但仍在变相强化
　中国出版业集团化的建设从上个世纪中期开始试点至今已经10多年了。从最初几个试点集团的初衷来看，是希望出现以共同利益为基石的自愿结合体，而不是行政命令强制撮合的“翻牌集团”；以协力创造增量效益为目标，而不是以重新分割存量效益为目的的跨行业、跨地域的出版发行集团，从而形成几支强大的“野战军”，在企业扩张的内在本能驱动下占有更大市场份额，以此带动本区域乃至全国出版产业的大发展。但是，因为行政上的垄断性决定了在集团布局上的均衡化，“不均衡发展的战略”推进尚有难度。产业集聚对于作为内容产业的图书出版产业来说意义尤其重大，然而时至今日，“出版企业集团化的行政主导色彩依然很浓，很多集团只是完成了物理结合，真正令人振奋的化学反应还没有发生或者基本上没有发生”。（陈昕：《中国书业转变增长方式势在必行》，《出版商务周报》，2007年7月29日）
　从某种意义上说，区域市场的壁垒不仅没有打破，甚或还有被进一步强化的趋势。而这种区域性垄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材教辅出版领域，再就是发行领域。前者就是中标教材出版以后，其他社想要进入到某个省市，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租型——这种变相的“留下买路钱”方式的出现已经是“皆大欢喜”的事了。你如果想要长久保持这个市场，你就得变着法儿不断地“投入”；否则，“夜长梦多”的事儿就不是说说的了。至于教辅的区域性垄断则是几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早已不再是以省为单位的“割据”了，甚至以地级市乃至以县为单位在争夺地盘！
　前者的区域性垄断是以无序的状态表现出来的，而后者在发行领域中表现出的区域性垄断却是以一种极其“有序”的状态彰显出来的。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每个省市的新华书店尽管相互间很少来往，但是各自代表本省市的出版单位，从而守住自己的一方土地。90年代中期实行集团化试点后，省市的新华书店成了发行集团，开始了新一轮的地方割据，各省市于是纷纷组建集团，以此来抵御外来的入侵，“交换码洋”的新鲜事也应运而生。在新世纪出版领域改革进一步深入的时候，一些省市的新华发行集团成为出版集团的一个子公司，于是乎，原来的省市新华书店的功能就退化成了集团内部的出版单位的发行部门，它不再代表本省市的所有出版社了，本来的“某版”变成了“某集团版”。在集团化的背景下，销售“集团版”图书加上相互间的码洋交换，大学出版社（还包括城市出版社）就越来越被边缘化了。在各发行集团签订“合作协议”的情况下，大学出版社要将自己的图书打入某个省市的图书市场就更加艰难。笔者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曾经担忧“图书发行集团的建立不应导致地方保护主义、贸易壁垒、割据现象的加剧和管理功能异化为垄断功能”（《世纪回眸，我们更应该看到些什么》，《出版广角》2000年第四期），不幸成为现实！其实，当时很多业内人士都有这样的担忧，“组建集团本来就是要打破这种地域分割，实施不均衡发展战略，在开创大生产、大流通的新格局中起中坚作用。如果仍是地域性、以某某版为号召，那就很难拥有这种作用力，甚至有可能出现反作用力——反而加强了对本版图书的地方保护”。（廖小勉：《出版业造大船的再思考》，《出版发行研究》，2000年第11期）
　可以预见，在大学出版社市场化进程中将会直面区域化垄断造成的前进中的障碍。对此，我们大学出版人同样必须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内部运作机制变革遭遇体制再生性障碍
　大学出版社将要面对的外部垄断性障碍是无可回避的事实，态势是严峻的。然而，在我们的内部，在运作机制变革的过程中，我们同样会痛苦地感受到因体制而产生的再生性障碍。这种内部障碍在某种程度上将会长期困扰着我们。

　高管层不稳定痼疾依然
　由于出版业的特殊性，一个出版社领导班子，尤其是主要领导岗位的稳定与否，将直接影响到这个社能否持续发展的问题。大学出版社发展的实践早已证明，凡是社主要领导岗位能够在较长时期得到稳定的出版社发展就迅速，就稳定，反之，就始终处于徘徊甚至大幅度下滑的处境。据笔者调查，大多数的大学出版社，在学校里是一个被边缘化了的单位，地位基本上是与校办工厂处于同等地位的，连图书馆的待遇都享受不到，不受重视是十分普遍的。因此，在为数不少的高校，出版社只是学校生钱的工具和安排干部的地方。问题在于改革过程中的出版社由于它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文化企业属性的双重性，一个出版社的主要掌舵者，既要能够把握政治导向，在弘扬主旋律方面必须具有敏锐性，又要能够掌握市场规律，在经营管理方面必须具有经济头脑。笔者一向认为，一个从出版系统外进入出版社的领导，没有全身心的投入，在3年里是没有发言权的。就是3年后，要形成自己的思路付诸实施到见效又得有一个过程。所以说，一届领导班子的经营管理的思路要真正见效一般得5年左右的时间。而现在我们有的大学出版社的主要领导像走马灯似地换人，不利于长足发展。
　那么，转制改革之后的高校出版社是否会从根本上改变目前这种现状呢？笔者对此不持乐观态度。其理由：一是由于大学出版社地位的边缘化，除了极少数已经成为学校创收主要来源的出版社和名声与影响已在学校之上的出版社外，大多数的出版社在学校是一个不被重视的单位。这里干部的安排无足轻重、无关大局。二是学校领导关注的焦点是教学和科研，是学校经费的筹集，研究的重点也是学位点的设立、学科乃至实验室的建设，既没有精力去研究出版，也确实不懂出版业的规律。在他们看来，出版社社长总编的任命就是一般的人事调动和干部安排。而在出版社，收入待遇的高低、上缴利润的比例、改革中出现的人事矛盾等等，都可以成为学校更换主要领导的理由。这些问题，在转制改革过程中稍有不慎，都将会随时发生。所以我们的大学出版人，在改革的过程中必须慎之又慎；否则，带来的后果就不仅仅是班子的稳定问题，而是事关出版社能否持续发展的长远大计。

　拼凑董事会效果质疑
　改制后的大学出版社还是学校的一个部门、一个单位，学校是唯一的出资人，因此，在转制过程中，董事会的组成将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出版社今后长期的发展。在成立董事会过程中，稍有不慎，也许大学出版社在独立自主决策的问题上还不如以前，这不是不可能的。根据学校的组织结构，一般来说，董事会将由学校分管领导、国有资产公司、财务、人事、纪检、出版社等部门的代表组成。而从董事会的组成人员来看，除了出版社的代表以外，其他的人员都是不了解甚至完全不懂出版的。试问，由这样的董事组成的董事会将如何做出既符合出版法规、出版规律，又符合出版社自身实际的战略决策？更何况，就是改制后的大学出版社，还是国有独资，董事都是国有资产的代表，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毫无关系，干得好与不好也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加上身在董事会的各个部门的代表，本身还有一个流动的问题，这样不断进进出出的董事会能够发挥作用到何种程度，不能不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对改制后的出版社的企业化管理机制，笔者以为，在内部运作上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对董事会、监事会组成的问题特别令人担忧，特别是对出版规律少知或者一无所知的董事会，在讨论出版社的发展战略和重大决策问题的效率和效果，不敢想像。所以，笔者在多次座谈会、讲演和多篇论文中呼吁：不必照搬其他行业的老办法，特别是对于大多数中小型出版社，只设立一个执行董事，代表学校、代表出资人参与重大决策就可以了。关键是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考核机制，以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这个才是改制的核心内容。作为学校，我以为只要帮助出版社解决一个定位问题和发展的目标问题，应该放手让出版社去经营，虽然根据目前的出版体制，出版社还不可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市场主体，但是尽可能地让它离市场主体的目标追求更近一些，还是有可以作为的空间的。

　国有资产增值衡量探讨
　大学出版社转企改革之后，企业发展的考核指标就是检查国有资产的增值情况。目前，正在进行改革试点的出版社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清产核资的工作，通过对出版社注册资金、实有资金、实物库存等一一加以盘点，处理死账呆账，充减无效库存，给出版社减负消肿，以便在转制以后制定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经营方案。应该说思路是正确的，出发点也是好的。然而，我们在这其中忽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出版社在现行的出版体制下，不管如何改革，其意识形态和文化企业双重属性的特点完全没有改变。
　两个属性的存在，就决定了在考核一家出版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情况时，是不可能以简单的数字来表达的。试问出版对于学校学科建设甚至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销量却是有限的精品教材和学术著作，但是因为它的“高、精、尖”而读者寥寥，又如何去计算它们对于国有资产增值问题？是否为了让国有资产能有一个简单的增值保值数字，就让大学出版社完全以市场为指挥棒，去一味地追求市场最大化、利润最大化？一家让国有资产增值25%的出版社一定比一个国有资产增值不足15%的出版社经营得好？一家出版社在长期积累过程中的无形资产又能采用什么样的办法、什么样的评价体系去加以考核？应该承认，在进行大学出版社转制改革的同时，对于这样的问题需要认真加以考虑和回答。保值增值的指标是必须有的，但是考核的标准体系是复杂的，确实也是很难制定的。这值得我们的大学出版人与我们的有关部门认真加以思考、研究、探索，这也必须假以时日。

　对策大学社持续发展潜力在于无形资产积累
　在目前的体制下，垄断的问题一时不可能得到根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将困扰着大学出版人。在改革进程中内部运作机制所产生的再生性障碍需要在不断地探索中去寻找化解的途径和办法，这需要时间和实践。从现在开始，能立即着手进行并能发挥我们主观能动性的惟有练好内功，积聚实力。

　树立先进出版理念
　在改革的过程中，无论采用什么样的运作机制，作为一个出版人，一个大学出版人，必须树立先进的出版理念，有了这样的出版理念，才能保证持续发展的正确方向。我们应该保持清醒头脑，改制转企仅仅是一种求发展的手段，是在创新道路上探索的一种形式。改革也不是一改就灵，转企也不是一转就行，关键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因此，大学出版社一方面要明确发展思路，不能片面把发展理解成为单纯的速度增长、规模扩大、利润提高，应该正确处理好速度与质量、规模与品位、做大与做强的关系；另一方面，要认准自己的定位，选准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径，远离那种跟风出版、重复出版的浮躁风气，“有所为有所不为”，让正确的出版理念回归，根据大学社的办社宗旨正确定位，在专业化、特色化的道路上走出自己的路子。只有这样，大学出版社才可能在改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才可能走出一条真正适合自己发展的创新之路。

　培养创新型出版人才
　在新的世纪，我们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激烈的竞争靠什么，靠的就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人才的竞争将表现得愈加白热化。尤其是出版行业，它作为一种以创新为灵魂的内容产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特质就是创新，这是出版行业的灵魂，而创新首先靠的是人才。所以，出版行业的竞争，首先是在人才方面的竞争。20多年的改革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出版业存在的问题首先是人才匮乏。尤其是要应对加入WTO以后的出版竞争态势，培养和网罗各类人才更是中国出版业的当务之急，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将成为竞争最后的“王牌”。只有建设好了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出版行业才真正具备了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人才强国、人才兴业已经成为全体出版人的共识。
　人才培养基地——高等学校的出版社，在对待人才的问题上理应更加敏感，更加重视。笔者在多年前就曾进行过调查，在大学出版社的人才队伍建设上，明显优于其他出版社。2002年，大学出版社共有发稿编辑3965人，其中具有正高职称的占8.95%，副高职称占35.61%；本科学历占70.87%，硕士学历占23.28%，博士学历占2.7%，这一比例在当时就已经远远高于中央出版社和地方出版社。透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大学出版社在重视人才队伍的建设上，已经明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因为，只有重视了编辑出版队伍的建设，才可能在出版观念的转变、结构的调整、抗风险能力的增强、核心竞争力的提高上取得长足的进步。人力资本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企业发展最重要的资本，是无形资产组成的核心部分，是我们不可忽视的。

　努力建设“三名工程”
　承前所说，在现有的大学出版产业评价体系中，尽管还没有一套全面正确的考核标准，但是，对一个以内容为特征的文化企业，对它的考量绝对不会是一连串简单的数字和百分比。大学出版产业的评价体系，我认为除了作为产业的一般指标外，更要加以重视的是“三名”问题——名书、名编辑、名社——我把它称为“三名工程”。一位名编辑是要靠名书来立身的，一家名社是要靠名书和名编辑来构建的。笔者认为，这一堪称“出版产业无形资产中的核心”是出版单位核心竞争力的主要体现所在。
　因此，高校出版社要着力打造自己的专业品牌，根据自己的资源积累和规划定位，走专业化、特色化的道路。其所依托高校的特点决定了发展之路必须走特色化、专业化的发展之路，要以无可替代的品牌产品在中国出版业占有一席之地。因此，树立特色和品牌应该成为高校社发展模式的核心内容。而从专业化、特色化到品牌的确立，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关系链：品牌的出现是特色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专业化是特色化的基础，特色化是专业化的深入发展，品牌的出现就是特色化发展的极致，是特色化的标志物。当一个出版社拥有众多著名品牌图书和优秀的编辑人才，出版社的品牌也就形成了。以这样的“名品”为核心构成的无形资产应该是文化产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真正体现。这也应该成为我们出版人长期为之不懈努力的目标。

　吴培华 中国编辑学会理事、江苏省编辑学会副会长，苏州大学编辑出版学研究生导师、编审，苏州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本文是其继《大学出版社的现状、走势及对策》（《出版发行研究》，2001.7）、《生龙活虎生力军》（《中国新闻出版报》，2002.12.6）、《关于大学出版社转制问题的若干思考》（《中国新闻出版报》，2004.11.3）、《大学出版社：走宽理性之路》（《中国新闻出版报》，2005.11.2）、《大学出版社在转制新课题面前的再思考》（《中国出版》，2006.7）、《探索正确发展模式提升核心竞争力》（《中国新闻出版报》，2006.11.1）之后，又一篇全面研究和论述大学出版社发展的文章。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2007.11.07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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