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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著作权法中个别条款的思考

景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01-03 10:00:19 来源：《大学出版》2007.04（总第56期）

　“著作权法”，是指我国政府为维护著作权人的具体权益，所制定的相关法律。
　“著作权”，即指公民、法人或非法人单位，作为作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规定，而应享有的专有权利。其主要内容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及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等……　——摘自《辞海》

　新中国成立后即1949—1978年间，我国由于忙于社会主义基本建设，及10年“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有关著作权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重视。改革开放以后，著作权的问题才逐渐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的注意。全国人大于198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中，明确表述了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可以继承，从而在新中国的法律条文中，正式出现了“著作权”一词。其后，在1986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再次强调了著作权及对著作权要给予保护的实质性内容，为我国正式建立著作权的保护制度，奠定了法律基础。
　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了令世人瞩目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进入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初见规模。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知识、科技领域也是硕果累累，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及传统的、新兴的艺术形式，织就了令人目不暇接的繁荣。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当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历经30余载的千呼万唤，终于在1991年6月颁布。该法的颁布实施，不仅表明了我国对著作权重视程度的提高，同时也表明了我国政府对知识、知识的所有者及传播者的尊重，客观上为我国知识经济的发展做了具有重要意义的铺垫。《著作权法》颁布后，全国人大、国务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及国家版权局等有关部委机构，为能有效地贯彻实施该部法律，还先后发布了若干保障性、解释性、规范性的文件。1992年10月我国顺利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组织，不仅标志着作为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文化古国，我国在世界知识产权领域已取得了应有的地位，而且也表明了我国著作权法的法律体系正逐步走向成熟。由于参照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同类法典，我国这部法律的起点较高，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但是，多年来，由于我国各行业及国民意识，始终处于“非法制”、“少秩序”的环境下，法律观念相对淡薄，加之《著作权法》问世的时间尚短（迄今不足17年）及有关部门的宣传力度不够，致使很多人至今不晓“著作权法”为何法。而伴随着经济的活跃，知识经济融入市场，涉及著作权的纠纷也日渐增多。略显“超前”的法律，同相当一部分人不懂法的落后观念及违反行为，形成了较大的反差。而在处理纠纷时，《著作权法》本身部分条款的不适用性，或者说是“模棱性”，在涉及案件时，显现出某种程度的不严谨。
　以下仅就《著作权法》中个别条款的不严谨性，谈谈个人的浅见。

　关于著作权中的“修改权”，《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三）款是这样界定的：“即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此条款表述的是著作权人同出版单位发生关系时，使用频率较高的权利在此却“惜墨”过多———仅用了16个字，而《著作权法》及《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等其他条文也并未对此做任何诠释。笔者结合作为一名编辑的实践认为，此款的界定略欠严谨、实用有失。
　其一，按常理言，作者修改自己的作品，合情入理，是著作权人的一项绝对的权利。但应当指出，这一“合理”、“绝对”的权利，只适用在作品的创作过程及“定稿”之前。一旦作者以此作品同出版单位签订了出版合同，作者的这一“绝对”的权利，就会受到合同的限制，进而产生相对性。因为据笔者所知，任何一家出版单位，在与作者签订合同时，都会设立一个重要条目———稿件必须达到“齐、清、定”。这样，才符合出版的基本条件。所谓“定”，即指作者交付的文稿、附件等，当是已经完成的、可以发排的确定性稿件。客观地讲，进入校对程序的文稿，作者仍可以修改，但必须严格遵守合同的规定及时限，且应尽量避免大段落的内容调整、增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作品一旦进入出版制作流程，其著作权人的修改权及其绝对性，便是有限的、相对的。诚然，作者为追求尽善尽美或是对读者负责，总希望将作品修改到最佳程度。对此，不应非议。但亦应知道，作为出版社除却经济效益外，也存在着对读者负责、对发行渠道负责乃至社会影响的问题。如果出版流程中的在制作品，任由著作权人“不厌其烦”地增删、修改，势必延误既定的出书日期，而图书不能如期投放市场，对广大读者而言，也无异于一种欺骗（社会上，读者交款定书或学生等书开课的现象并不鲜见）；对于与出版社签订了合同的发行单位（或读者群体），如果出版社不能按时供书，恐怕就不仅是经济损失多少的问题了，搞不好读者（客户）会因此而把出版社送上法庭。所以说，对于《著作权法》中的“修改权”，其著作权人也不可无时限地使用，一经进入合同（协议）的制作程序，其修改权通常要置于合同双方认可的约束之内。
　其二，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关于此款，由于缺少附加条件的限制，在实际使用时也难免要出麻烦。修改他人作品须经著作权人的许可，这已成为一般性的常识。如若不经著作权人授权，擅自修改其作品，无论修改后产生怎样的影响，均应视为侵权行为。然而，是否获得了授权的修改就不会发生侵权纠纷呢？回答是否定的。如果某人经作者允许后，对作者的作品进行修改，由于修改者的水平所限或缘于别的原因，将作品改得一塌糊涂、面目全非，可想而知，这是绝大多数著作权人所不能容忍的。若调解不当，就难免会“对簿公堂”。过去曾发生的一例侵犯修改权的纠纷，可以作为一个实证：
　“北京××中学的C老师，应出版社之约，为该社编写了一本《数学》。成书后，C老师发现该书所列的近200幅图表，有90余处出了问题，不是图形走了样，就是放错了位置，且有的图形竟不知是从何而来的。此后，据C老师讲：‘图形之所以会有这么多问题，是事出有因的。我记得在我交稿的第三天，出版社突然通知我，说书稿的图不合要求，需找人另画。以后又向我索取了500元酬金（注意：付了酬金，即可说明作者已同意他人修改其图），我万没想到高额酬金买到的图，竟是这个样子。’
　最后，C老师和出版社在有关部门的调解下，达成了协议，其中一条是，出版社向C老师公开道歉，库存《数学》一书，全部停发，损失由出版社自负。”
　这个案例说明，即便是依照我国当代《著作权法》之“修改权”的条款，作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也可能出现纠纷。究其原因，主要当在于，著作人授予他人的修改权，没有附之以“度”的限制，或者说，由于缺少附加条件，作者授予他人的是“无限修改权”。试想，如果当初C老师在同意出版社找人另绘图形时附上一句“图形绘好后，请交我审校”，估计就不会出现上述的不愉快了。因此，笔者认为我国《著作权法》中的第十条第（三）款后，似应增加“修改后的作品，须经著作权人审核认可，方能使用、发表”的内容。如此而为，该条款则会显得更严谨、更实用些，进而才能更有效地避免授权他人修改作品后，出现歪曲、篡改作品内容的情况。

　综上所述，我国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的发展，需要不断完善的法律保驾护航，而经济的繁荣、科学文化的发展，也促动着我国各项法律体系的健全。为迎接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时代，众多知识分子包括出版工作者都希望我国的《著作权法》能日臻完善，从而在滞后———平衡———滞后———再平衡的客观规律中不断发展，进而推动我国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及经济建设步入新的辉煌。

来源：《大学出版》2007.04（总第56期）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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