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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欧美大学出版业发展比较分析

彭松建（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

2008-02-26 15:48:56 来源：

　一、引言
　大学出版业是整个出版产业中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非大学出版业一样，受整个出版业发展的共同规律支配，受市场机制的调节，具有出版业发展的共同特征。然而，大学出版业作为出版业的一个分支，又具有自身的特色和发展领域，这是需要我们去研究探讨的。大学出版业之深厚渊源出自于“大学”。大学出版业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和资源存在于大学之中。大学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大学出版业的定位和发展空间。与大学脱钩，大学出版社就不称其为大学出版社。专业出版决定了大学出版业的特色。学术著作与高等院校教材等高品位出版物成就了大学出版业的特色。正是基于这种对大学出版业的认识，本文试图从比较分析的视角，来观察中国与欧美大学出版业发展状况和异同，以寻求获得大学出版业发展的真知。

　二、事业古老渊远流长
　谈到大学出版社，从国际视角上看，人们便会想到英国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历史悠久，可回溯到英国西奥多里吉•路德（Theodoric Road）1478年创办的牛津印刷所。该印刷所是牛津大学所属的印刷教学讲义的一个机构，可视为牛津大学的准出版机构。1534年剑桥大学正式创办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其前身也是剑桥印刷厂。印刷所和印刷厂只有经过政府特批，才可以印刷书籍，才可从事出版业务。过了约100年之后，1571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有关法令，给予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享受图书零税优惠，免交营业税和所得税；同时规定该大学出版社将其每年的利润的一定比例上交大学，其余利润用于扩展出版业务和投资，不得用于非出版业务。1586年牛津印刷所正式更名为牛津大学出版社，受大学的领导与管理。
　又过了约100年的时间，1671年，英国牛津郡基督教会主教约翰•费尔（John Fell）博士受命主持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工作。约翰•费尔博士为满足教会传教的需要，尝试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四开本的英语《圣经》一书，从此开创了该社《圣经》和祈祷书的出版历史。牛津大学出版社正式成为牛津大学管辖的出版机构，其标志就是由大学行政领导机构（校长）来任命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负责人，对出版社进行有效的管理。
　与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相比较，美国的大学建立出版社的时间要晚了约400年，直到19世纪80、90年代，美国的大学才开始建立大学出版社，其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于1878年，芝加哥大学于1891年，哥伦比亚大学于1893年和哈佛大学于1913年分别建立了大学出版社。
　中国比美国稍晚20多年才有了大学出版机构。1902年中国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就设立了编书处和译书局，从事大学的出版工作。京师大学堂的编书处和译书局就成为现今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前身。
　具有现代出版业意义的大学出版业是从欧洲扩展到北美洲再扩展到亚洲的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从上述历史的回顾中，人们看到，大学出版业是已有500多年历史的古老的出版事业，而非今日之新鲜事业，它有着悠久发展的历史过程。
　现代出版业的历史最早发端于500多年之前的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欧美和中国大学出版社的产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顺应当时经济社会发展之需要，顺应当时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之需要，特别是顺应当时大学教学科研和传播知识之需要；同时也是顺应大学教育事业的进步和发展才带动了大学出版业的成长和发展。大学出版社都是大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才产生的。

　三、大学出版业务的演进
　第一、著名教育家有关大学理念的论断
　大学出版社的出版业务活动是与大学教学活动紧密相关联的。我们有必要了解、考察大学是什么和大学之理念。许多先贤哲人和著名教育家对大学理念做过精辟分析，发表了独到的见解。
　英国著名教育家约翰•纽曼（19世纪中叶曾任爱尔兰都柏林新天主教大学校长）指出，“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
　美国著名教育家范•海斯（1904～1918年任威斯康辛大学校长）指出，“大学把学生培养成有知识、能工作的公民。大学进行科学研究，发展创造新文化新知识，传播知识给广大民众，使之能用这些知识解决经济、生产、社会、政治及生活方面的问题。”
　中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1916～1928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中国著名教育家梅贻琦（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指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从上述中外著名教育家的论断中间，人们不难找到大学出版的方向，大学出版的资源、大学出版的服务对象和大学出版的市场等涉及大学出版业务活动的内容和范围。
　第二、大学出版业务的演进
　然而，大学出版业务活动内容也不是一步到位，而是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才达到当今以组织学术著作、大学教科书和教学用书为其出版业务活动的内容。
　在18世纪80年代前，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大学出版业务活动是为组织出版《圣经》及其宗教祈祷用书为主要内容和范围的。当时大学里宗教教义的传播，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颇为兴盛和流行。
　然而，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学开设的科学课程逐渐增多，以学科为主要内容的系科或学院纷纷涌现。传播科学知识和研究学术思想成为大学教育的主要内容。大学出版逐渐转向以传播传承科学知识、传播传承学术思想和传播传承文化精神为主要方向。知识创新、学术创新、文化创新就成为大学出版业务活动之深厚渊源。
　大学出版业务活动有赖于大学出版资源的支撑。大学出版资源除了物资设备和资金之外，其主要资源是书稿资源。大学出版的书稿资源主要来自大学教授、学者专家的学术创作、学术研究和教学积累。
　第三、大学出版业务的异同分析
　纵观欧美有关国家和中国的大学出版社的出版业务活动具有大体相同的状况下，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从1879年开始着手编辑出版《牛津英语辞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从而开创了流传至今的英语辞书的编辑出版业务，由词典起家，奠定了牛津大学出版社辞书的权威品牌，对世界形成了一发而不可收的影响力。
　牛津大学出版社从出版词书起家，将出版业务扩展到学术著作、教科书，进而扩展到青少年教育读物的出版，但未涉及小说、诗歌等纯文艺类出版物。
　在美国，大学出版业务活动秉承“推动知识的进步，并且向不能每天上课的远方的人们传播知识”的出版理念，以尽可能多出优秀学术著作作为大学出版任务而展开经营活动。近年来，美国有关大学出版社（比如哈佛大学出版社）将大学出版业务从纯学术著作编辑出版向兼有准学术图书的编辑出版业务扩展。美国的大学出版社大多没有从事高等院校教材的编辑出版业务。这是由于美国整个出版物市场状况所决定。美国的出版产业较为发达，出版产业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市场细分程度比较高，一些市场份额较大的高等院校的本科基础课教材和专业基础课教材大多为几家跨国巨型出版公司所瓜分。大学出版社的经营者基于大学出版理念，从市场切来学术著作和准学术图书这块市场份额较小的蛋糕来做为安身立命之地。
　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学出版业务活动十分活跃，主要集中于大学教材、教学参考书和学术著作的编辑出版工作。当然，大陆不少大学出版社在建立之初期也编辑出版一些中小学的教学辅导读物。大陆大学出版业的发展也是基于大陆的国情。大陆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随着改革开放深入，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要求高等教育提供大批高素质人力资源和高教育水准的人才。在这种背景下，大陆高等院校逐年扩大招生规模，具体说，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当年全国大学录取人数为27.3万人，到2007年录取560万人，年录取人数增长二十倍。在校受教育的大学学生人数从几十万增加到几百万，再增加到二千多万。高等院校在校学生人数的扩张和快速增加，为大学出版界提供了出版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的机遇。大陆大学出版社正是抓住了这个机遇，向本校或其他高等院校提供了大量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从而有力地推动大学出版业的扩张和大学出版社快速成长。

　四、政府的扶植与支持
　发展大学出版业离不开一定的资金资源支持。从欧美和中国来观察，有关国家的大学出版社办社的第一投资者是大学，其后来的资金资源大多是依靠大学出版社在经营过程中逐渐积累，经营盈利中的大部份用于维持简单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然而，有关国家的政府也都制定了扶植和支持大学出版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比如，英国早在1571年开始由该国议会颁布法令，对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给予税收优惠。英国议会的相关法令规定大学出版社等同于慈善机构，免交企业营业税和所得税，并且规定大学出版社的营业利润必须用于本社的出版业务活动或少部分营业利润上交所在大学作为办学经费的补贴。这实际上是将大学出版社营业利润留给了出版社，对开展大学出版业务活动给予了资金的支持。英国对大学出版社的税收优惠从16世纪70年代一直延续到21世纪，保持了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且没有因为牛津和剑桥两家大学出版社发展壮大了，营业额和利润额大幅增加而中途改变政策。这是因为大学出版业务活动主要局限于学术出版和教材教参的出版，非一般的商业出版活动。
　在美国，从19世纪80、90年代以来，美国大学出版社协会和政府机构都把大学出版社定义为“大学、学院或类似机构的学术出版部”，大学出版业务活动必须“服从于学术或教育目的。”由于美国大学出版社被政府认定为非盈利的教育出版机构，政府给予免交企业所得税的优惠。这实际上也是政府对大学出版业发展的扶植和支持。
　在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有关高等院校建立大学出版社实行审批制，只有获得国家教育行政机构（教育部）和国家出版行政机构（新闻出版总署）的审核批准，高等院校才可组建出版社。对于已成立的大学出版社，直到21世纪初政府给予免交企业所得税和大部分退还企业增值税的优惠政策，进行扶植和支持。近几年来，虽然规定大学出版社原则上要交纳企业所得税，然而，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对大学出版社仍给予税收优惠政策，比如由事业单位转为企业单位的试点的大学出版社享受退还企业所得税的优惠，地处中国西部地区的大学出版社可享受政府有关西部地区税收优惠政策，如此等等。
　此外，也有非政府或政府机构来支持大学出版业务活动，比如众多的公共和私人基金直接或间接用资金来赞助或补贴大学出版业务活动。

　五、大学出版国际化之比较分析
　从大学出版社对出版物市场扩展来观察，欧美和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大体上都是先满足校内出版物市场逐渐扩大到国内市场，再进一步扩展到国际市场。
　当今，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是向国际市场扩展的典型代表。早在1896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就跨出英国国门，在美国纽约设立分社，1904年又到加拿大多伦多，1908年到澳大利亚的墨尔本，1912年到印度的孟买，1915年到南非的开普敦，1961年在中国香港等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到目前，牛津大学出版社已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牛津大学出版社在世界各地的雇员约为4800余人，年出新书品种达4600余种。2005年财政年度牛津大学出版社的销售收入达4.108亿英镑，利润7470万英镑，利润率为18%。除了纸介质出版物之外，该社也有在线的数字出版物。
　与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国际化程度相比较，美国和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却相差甚远。美国的大学出版社虽有出版物进入国际市场，但主要仍然是以美国国内市场为主，特别是以美国国内的图书馆市场为主。中国大学出版社的国际化状况与美国相类似，不过，中国大学出版社更是主要依赖于中国国内出版物市场，其国际化过程还刚刚起步。美国和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国际化程度低，是与美国和中国的国情相适应的。美国和中国都有广阔的出版物国内市场，这种国内市场已满足大学出版社的市场需求。然而，美国与中国又有所差异。美国国内的出版产业较为发达，出版业巨型跨国公司已代表美国进军甚至占领了出版物国际市场。由于规模较小，财力人力限制，加上主要从事市场份额较小的学术出版，所以美国大学出版社主要在美国国内出版物市场从事出版物经营活动。中国大学出版社是一支年轻的出版队伍，是在中国近30年的经济市场化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与英国牛津和剑桥大学出版社相比，中国大学出版社发展的历史还很短，规模还很小，其资金还很少，尚不具备很快国际化的条件。中国大学出版社还有很长的发展之路，才有可能逐渐走向出版物国际市场。然而，随着欧美有关国家学习汉语的热潮逐渐升温，国际间能阅读华文书刊的读者人数的逐渐增多，中国大学出版社有关汉语出版物走向世界的步伐将加快，中国大学出版社中间的某些条件具备的出版社有可能较快地走上出版国际化之路。

　六、管理体制的比较
　中国和欧美的大学出版社在管理体制方面大体上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按非盈利出版机构进行组织管理的体制。这类大学出版社大多由大学或由出版社本身设有理事会（其理事由学校教授或行政管理者以及出版社主要管理者担任），由理事会聘任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等管理者；也有大学校长兼任社长（名誉性职务），出版社实际管理者是出版社总监负责。当今美国的大学出版社大多采用这种管理体制。
　第二、按照公司制度进行组织管理体制。这类大学出版社大多由出资人（大学行政当局）和出版社主要管理者组成董事会，由董事会聘任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等管理者。出版社注册为企业法人，是未来中国的部分大学出版社将采用的管理体制。
　第三、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体制，又称为“中间法人”的管理体制。这类大学出版社是大学事业的一个部门或分支机构，出版社由大学行政机构（校长）任命相关人士组成管理委员会（也称为管理理事会）进行有效管理的体制。英国牛津和剑桥大学出版社，中国部分大学出版社采用这种管理模式。
　这三种类型管理体制下，大学出版社内部都要建立财务制度，实施严格的出版成本核算制度，对其出版物进行市场营销，经过市场来经营出版物和出版社的其他经营活动。

来源：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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