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安平：西南师大出版社社长、编审、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版权协会理事、中国大学版协理事、中国编辑学会理事、中国大学版协维权委员会副主任、西南地区大学版协理事长、重庆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主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课题《中国著作权法疑难问题研究》、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研究》等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8项。2004年，获得“第五届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称号；2006年7月，获得重庆市委教育工委“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07年5月，获得新闻出版总署、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十七届全国书市“十佳编书人”称号；2008年1月，获得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

　编者按 地处重庆的西南师大出版社近年来发展迅速，成绩卓著，尤其是2007年更是喜事不断，不仅获得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和装帧设计提名奖两项大奖，而且争取到出版国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同时，2007年西南师大社行业竞争力排名在全国同行业中也有了显著提升。这些令人瞩目的成绩的取得离不开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获得者周安平社长，通过这篇访谈，让我们走近周社长，走近不断前进的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记者：您是1985年踏入出版行业的，经过二十多年的摸爬滚打，现在已是资深的出版人了。当得知获得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时，您有何感想？
　周安平：对我来说，获奖比较意外。我一直主张不要把光环和荣誉给一个人，因为我个人2005年获得中国版协授予的“中国百佳出版工作者”称号，2007年4月在全国书市上又被评为“十佳编书人”（新闻出版总署和全国书市组织），所以社里最初申报材料中没有申报个人奖。但重庆市新闻出版局相关领导要求我们申报个人奖项，并指出个人奖项代表重庆出版人的工作状态和工作风貌，应积极争取。所以，这次个人获奖首先要感谢重庆市新闻出版系统的推荐。说到获奖感想，我想获奖不是目的，而是工作的新起点，而且，获得这项荣誉应归功于西南师大出版社集体，是大家共同努力才有的成绩，因为有了出版社的今天，才有了每个人的今天。我经常向员工强调，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大的平台，才会有每个人发展的平台。一直以来，西南师大社在构建一种积极发展的态势，努力搭建一个有奉献精神、有人生追求、真抓实干、具有文化价值的企业平台。一个人在这样的平台上而不仅仅是一个工作岗位上，学会做小事、做好事、做善事、做他人之事，我们每个人就会得到提升，就会形成一个有战斗力的团队，可以说，这些年我们社发展很快，每个人的劳动强度很大，大家都为今天的成绩付出了很多，从这个角度讲，这个奖不单单是我一个人的，而是集体的荣誉，是对我们团队的肯定。
　20多年的摸爬滚打、风雨兼程，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文化发展的不断洗礼和打磨，可以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推动了我们成长和发展，逐步加深了我们对出版的理解，时间是磨刀石，没有磨刀石刀子是不会发亮的。可以说，磨砺是我们一笔宝贵的财富。

　记者：西南师大出版社地处中西部，地域优势和经济发达程度远不及东部沿海城市，但在您的领导下，近几年发展迅猛、声名鹊起，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能否谈谈出版社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周安平：西南师大社地处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比起北京、上海、南京乃至武汉、西安等地，在地理区位、经济发展、文化水平方面都没有优势，但近十年来我们取得较快的发展，为什么？从企业内部讲，我们有一个团结奋进的领导班子；从外部环境讲，我们有学校的大力支持。一个企业发展的好坏，我认为主要取决于是否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取决于这个领导班子对企业、行业的了解乃至积累的经验、决策和战略是否科学。目前对企业来讲，最重要的竞争是人才竞争，而人才竞争首先体现在干部的竞争、团队的竞争和班子的竞争，一个单位的主要领导人和以他为主的领导班子是发展的重要前提。我们有一个团结向上、求真务实、奋力拼搏的领导班子，这是西南师大全校公认的。去年学校分管校长在我们的民主生活会上谈到，全校对我们班子的意见是零，这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这说明我们班子的团结和工作成绩得到了学校的认可。另一方面，作为大学出版社，一定要创造一个校社和谐共处（协调）的关系，因为学校与出版社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作为主办单位，学校对我们非常关心和支持，从党委书记、校长到分管校长以及其他校长对我们都很支持，这为我们班子解放思想、正确定位、整合资源、不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团结的班子和学校的支持是我们发展的两个重要前提。
　从管理和经营上讲，出版社发展的快慢与经营理念、发展思路和决策密切相关，能否做大做强取主要决于这些方面。总结这些年的发展，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点：首先，深刻理解政策是企业发展的第一要素，领导班子要充分认识和理解行业政策，把本行业政策吃透。不同的人对政策的理解不一样，发展水平也就不一样。政策指出了我们发展的方向和发展空间，要在政策上去寻找出路。正是对国家教育政策的深刻理解，我们抓住了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机遇，取得了近几年较快的发展。其次，加强产品结构的优化。立社之本是什么？是图书产品结构的不断优化。优化产品结构就是利用优质的知识产权、经营知识产权。发展好的出版社，它的产品结构都是非常优秀的。我们提倡“学术为先，研发为主”，就是保证我们能够走在产品建设的前面。第三，培养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人才结构是发展的根本，产品结构的优化对应的是人才队伍结构和营销队伍结构，在培养、建设编辑和营销队伍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努力，目前我们这两支队伍比较令人满意。最后一点，经营结构是基础。产品结构决定了我们的经营结构。在具体的经营管理方面，我们一贯强调要科学管理，用科学、规范的管理促发展、促效益。我们很重视激励机制，通过制度建设，很好地激发和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可以说，正是这几个方面共同促进了出版社的发展。

　记者：经过近几年的持续发展，西南师大社在经营规模和综合实力方面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形成了“以教材为中心，以艺术图书为特色，以学术品牌为支撑，以人才建设为根本，以规模经营求发展”的经营思路。面对未来的发展，您认为西南师大社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周安平：目前西南师大社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做好转型。作为中西部出版社，我们不仅能够做到年销售码洋3个多亿，而且在《中国图书商报》公布的2007年全国图书出版业竞争力排名中，我们社综合发展能力在大学社中排第7名，在全国排第39名，在全国社科类出版社中排15名。这样的成绩对我们而言，既是一种极大的鼓舞，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地处西南，在各方面资源上都不占优势，每前进一步都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取得目前这样的成绩已相当不易，再上新台阶，仅靠过去的思路和模式肯定不行，必须转型。所以，如何转型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首先是办社理念和办社思路的转型，不能仅停留在优化产品结构上，更要紧跟出版前沿，推出能够引导消费需求的双效益产品和服务，要走在市场的前面，这是创新型出版社的标志，也是我们转型的目标。第二，从目前传统的出版向新媒体、数字化、网络化方向转型。在未来5-10年内，如果对科技发展给予出版业的深刻影响没有充分的认识，出版社的发展就会滞后，所以我们正加大力量研究未来的出版变革，加快转型的步伐，不仅在基础教育同时也要在高等教育方面实现向多元化、资源型建设方向转型。这是社会发展、市场竞争对我们提出的要求。第三，人才队伍的转型。产品靠队伍建设起来的，未来挑战也是靠人才队伍去应对。从现实讲，我们要尽快把中层干部培养成市场型、综合性、复合型人才，而不单是一个岗位的人才，这是最难的挑战。从改革的角度，第四个转型是出版社的转企改制，如何把出版社转变为企业，通过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使其成为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这是接下来就要面临的挑战。

　记者：您曾谈到出版社作为文化企业，需要一种精神、一种文化氛围。西南师大社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什么？
　周安平：我常讲，文化企业没有文化就不是文化企业。我理解教育主要是一种通过教学模式来体现的一种形式，背后深层次的是文化，出版也一样，所以我认为“出版是服务”，其内涵是把文化打造成一种方式、一种体形、一种物质。通过出版的转化，文化得以让人们去读去看，从这个角度讲，出版是一种蕴含创造性的加工，但这种加工过程中是有文化要求的。西南师大社是教育出版社，成为具有厚重文化积淀的文化企业是我们的追求。
　我们的企业文化核心有四个要素：一是团队文化。文化企业要有团队精神、有人文价值的东西。出版是崇高的事业，在工作中，只有形成相互团结、相互有责任感的团队文化，才能把工作做好。二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理念。我们重视个体需求，更提倡奉献精神，要想到为别人做事、为他人做事，从而为自己的发展营造好的氛围。三是艰苦奋斗的作风。现在一些员工的收入高，生活条件优越，我经常讲要居安思危，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是我们永远的追求。四是团结协作。团结就是力量，只有团结协作才能促进出版社的健康、长远发展。

　记者：当前正在进行的出版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您如何看待正在推进的大学社体制改革？大学社如何应对图书市场急剧变化的形势？
　周安平：现在我们正处在第三个解放思想的阶段，大学出版社肩负着文化建设的重要责任和义务，所以对出版业未来发展一定要有现实、清醒的认识，要有前瞻的探索。首先，面对未来产品形态的变化，出版业正在向多元化、网络化转型。其次，通过出版体制的改革，用市场的手段对出版资源、社会资本进行整合。目前我们的发展只是原生态的发展，我说的原生态是指依靠练内功、营造小环境促成的发展，没有涉及行业内资源乃至全社会范围内的资源的整合。但四川新华文轩上市、深圳新华书店与海天出版社整合等事件，给我们思考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我们也开始探讨未来的发展能否通过资本整合，通过联盟、借船上市等手段，把行业外的资源整合起来。相信不久的将来，出版业中以资本为纽带，跨区域、跨行业的经营就会出现，我们必须要学会应对。
　我对中国图书市场总体比较忧患。我们实行市场经济时间太短，一些市场规则的不完善和缺失使得市场的散、乱现象比较突出。当前出版行业呈现几个特点：一是产品同质化严重。比如一些图书做的很好，马上就有很多出版社跟风、仿制，而且质量粗制滥造，数量泛滥，给原创出版社造成很坏的影响。二是发行的折扣化盛行。产品低档次、同质化，造成竞争的不规范乃至失控，低折扣成为发行的利器。三是渠道的民营化和终端化现象突出。除了教辅图书，现在高校教材发行渠道的民营化也很明显。同时，高校教材使用的特点决定了渠道的终端化，这些变化给出版社的发行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通过内容精品化、服务终端化、产品规模化等举措，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实现出版社的可持续发展。

　记者：身兼中国大学版协版权工作委员会主任，您对图书版权工作有着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您认为目前大学出版社在版权保护方面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是什么？
　周安平：大学社的版权工作我们正在积极研究探索。我认为，目前在版权工作方面需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在观念和认识上需要提升。我们正在建设一个创新型的国家，而出版是最能体现国家知识创新的行业，每本书都有自己的创新和知识产权。对大学社来讲，知识产权是它的核心竞争力，仅靠加工是远远不够的，这是我们提出“学术为先、研发为主”的初衷。我们不仅要加大对知识作用、地位的认识，还需要重视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是一个被动的词，要从创造、竞争的角度看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很重要，能保护和促进一个行业的发展，比如关于中小学教材招标问题，在国家发改委、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召开的四部委会上，我以一个法律工作者的身份发言，从中小学著作权、知识产权的角度，提出中小学教材是否具有著作权，私权和公权的区分在哪里等问题，为参与中小学教材出版的出版机构呼吁。第二，进一步规范涉及知识产权的相关工作。比如，如何避免作者的侵权带来出版社的侵权，在出版过程中要注意转引、选用等，学术规范很重要。第三，联合起来维权。从市场上讲，各大学社被盗版侵权的事件时有发生，大学社可以联合起来，在各地大学社设立著作权代表站，相互代理打击侵权行为，这样不仅可以节约成本，更能够凝聚力量，有助于打击盗版、维护大学社权益。

　记者：您给人的感觉很内敛、平和，但近年来西南师大出版社呈现出的活力和锐气让人刮目相看。有人说领导人的性格与企业发展有很大关系，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周安平：我认为，30年的改革开放对企业而言，有两点很重要：一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企业开始按经济规律办事；二是使人成为市场的主体，极大地激发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市场主体不再是只服从计划的人，而是鲜活、有创造性的人，人的活力决定企业的发展。企业发展的好坏取决于领导团队，集中体现在主要负责人的能动性上。但企业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领导人性格问题，而是由综合因素决定的，包括现有的社会条件、经济条件、法人代表及其素养、性格、作风、文化积淀、价值追求、决策能力、队伍打造等多方面因素。
　我提倡低调做事，西南师大出版社发展很快，但并不张扬，许多人不知道我们，但企业的还是按其固有的规律在前进。从市场经济、以人为本的角度讲，说领导人的性格就是企业的性格，不如说领导人的综合素质能力对企业的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记者：我们看到近年来一些国家级重大的文化出版项目落户西南师大社，这充分体现了大学出版人身上肩负的文化重任和历史使命，您能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周安平：《域外汉籍珍本》是国务院“十一五”重大文化出版工程，由我社和人民出版社、社科院古籍所三家联合出版。不久前，我们三家一起给斌杰署长写信请求他担任出版工作指导小组组长、学术指导委员会主任。斌杰署长最近表示同意，并对《域外汉籍珍本》批示：作为一项出版工程，望加强组织协调，分工负责，抓紧实施，务求实效。丝绸之路是中国经济对外交流上的一个代表性说法，我们希望在中国文化对外交流上，《域外汉籍珍本》能发挥同丝绸之路一样影响，构建中国文化传播交流新的理论模式，为此，我们正计划组织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近期，《中华大典》编委会办公室通知我们，我们和巴蜀出版社一起负责其中法律典的出版。《中华大典》是一项国家级的重大科研项目，我们正在积极实施。
　我们做的是国家的文化、国家的教育，而不仅仅是一个出版社的事情，我们希望联合社会各方面的资源共同完成出版的文化使命，希望能够始终站在文化出版的最高平台上、最前沿上。

　建社至今二十多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成长壮大，逐渐探索出了一条主业清晰、特色鲜明的发展之路。如果将西南师大出版社比喻成一条船，那么这条船在周安平社长的带领下已驶出危机四伏、困难重重的峡谷，现在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更为宽阔的河道、是海阔天高的新气象。
　巴东三峡尽，旷望九江开。相信包容、进取的西师社人定会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

来源：《大学出版》2008年第3期（总第5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