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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学出版未来的若干畅想

张宏（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副社长）

2009-10-26 16:51:26 来源：《出版商务周报》2009年10月25日

　按照中央部署和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及教育部的要求，我国大学出版社的改制工作将于2009年年底前全部完成。这个时间表的确定以及目前全国各地大学出版社紧锣密鼓地在进行着的改制工作说明，我国大学出版社将很快脱离原有的“事业”身份，以企业实体的新形象开始其在出版业新一轮的发展或者创业之路。　

　对改制后的大学出版社的基本判断
　改制后的大学出版社脱离了原有的事业性质，按照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地位和现代企业制度管理和运作，产权明晰，机制灵活，人力、财力、物力的运用将更加科学合理。
　改制后的大学出版社更加明确了跟母体大学的关系，拥有更大的经营自主权。社长在董事会领导下开展经营管理工作，管理层由社长组阁，人员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避免了职工身份变更带来的矛盾，用人机制更灵活。
　改制后的大学出版社依然拥有原有的母体大学、其他大学相关学科领域和社会相关出版资源，在信息资源、作者队伍、技术运用等方面依托母体大学并加上灵活的企业管理机制后可以发挥出更大的出版潜能，从而将研发出更多出版产品、产生更大的市场效应、获取更大的市场效益。
　改制后的大学出版社可以轻装上阵，享受政府给予的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清产核资及按照相关法规进行的坏账、呆账和不良资产的剥离可让大学出版社改制后减轻包袱，专注于新一轮发展。而减免企业所得税等优惠政策更是让大学出版社在改制后的一段时间内呈现利润增长的普遍现象。　

　大学出版社面对的新课题
　大学出版社在完成改制后，将按照出版市场的经济规律，在产品的研发、制作生产、推广营销等等业务流程中，充分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以产品的市场占有量和份额为方向，沿着整个出版产业链的所有运行步骤去追求以经济效益为第一考量点的销售和利润目标。但是，大学出版的根本使命、宗旨或者说属性始终被定位在学术以及教育出版上。欧美、日、韩的大学出版社基本被各国政府列为“非营利性机构”之列。大学出版迥异于商业出版的最大特点是，后者以追求市场和利润为最终目标，前者则专注于学术的进步和知识的积累与传播，而将市场和利润作为最后考虑的因素。
　这就给大学出版社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改制后的大学出版社如何保持其原有的学术文化意识形态属性，并与其新的文化产业企业属性和谐并存，互动健康发展。
　我国的大学出版，如果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京师同文馆的翻译出版活动开始算起的话，其所遵循的目标从一开始均是学术、教育和知识的传播。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大学出版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它在学术出版、学科建设、推进教育、积累知识、传播文化等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基本符合我国政府对大学出版所提出的学术文化意识形态要求，也在其发展过程中证明了我国大学出版社作为国际大学出版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同样秉承了大学出版的学术出版使命和宗旨。因而，大学出版社改制成为企业后，其学术文化意识形态属性依然存在，而且学术出版和教育出版依然是大学出版的根本使命和宗旨，否则大学出版将失去其本意和内涵。

　大学出版社的发展道路
　改制后的大学出版社的发展道路应该考虑以下一些关键方向：
　坚持大学出版的学术教育出版宗旨，继续走积累传播知识、弘扬文化、为高校学术发展和繁荣、为教育提升服务的道路。如果大学出版社迅速转型，跟大众出版社的市场竞争的话，其脆弱的大众出版市场基础、欠缺的大众出版经验、不足的大众出版资源等都将严重影响大学出版社的发展。
　充分发挥大学出版社原有的专业出版基础和品牌特色，继续走专业出版道路，做专做强，利用改制后的经营机制和体制上的优势促进品牌和特色建设。专业出版是大学出版的生存基础，同时又是大学出版的最佳体现。唯其专业，才有大学出版的出路。
　利用改制后大学出版社所享有的优惠政策，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管理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用人机制和薪酬体系，提高管理效率，确保出版社的产品研发、生产制作和市场营销有效开展，获取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充分利用改制后大学出版社可以轻装上阵，同时又能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免的优惠条件，合理使用资金和分配利润，努力扩大原有优势专业板块产品的市场份额，开拓与大学出版社相称的新的专业板块，积极探索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相辅相成的赢利模式。数字出版应该成为改制后大学出版社重点探索、发展的一个方向。
　加大市场营销力度，加快产品研发与市场营销的融合互动和促进，走产品立体化研发的道路，探索编辑、生产、营销、管理、企业文化建设等包含所有大学出版元素的创新发展。推进学术教育出版、学术教育营销、学术教育建设则是改制后大学出版社创新发展的基本着力点所在。
　按照自身的规模和特色，分别寻找大学出版社自身合理的发展定位：小型社坚决走专业、特色，由小而强的道路；中型社走保持专业、开拓新特色，巩固发展的道路；大型社走内涵发展集团化道路，保持并加强原有的发展势头。在这三种类型的大学出版社定位中，贯穿全部的，一定是学术教育出版的一个基本表现——专业出版。
　改制后的大学出版社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研究、积累发展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任，将我国领先的科研学术成果、传统和现代优秀文化、科学先进的大学理念和教育理念等向外传播，增进国际出版交流，扩大我国大学出版的国际影响力。

　改制将带来深远影响
　毫无疑问，我国大学出版社改制作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给我国大学出版业乃至整个出版业带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改制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将在不久的将来凸显：我国大学出版社将出现更加明显的分化，有些有生存危机，有些将更加蓬勃发展；众多大学出版社的经营能力和管理水平将大幅度提升，运作将更加灵活；大学出版社的文化企业属性以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经营要求将会在相当程度上刺激大学出版社对经济效益的追求，从而导致部分大学出版社偏离学术文化意识形态属性要求，大学出版社的产品将日趋多样化，并将涉足商业出版；与此同时，有相当一批改制后的大学出版社会继续其原有专业出版和学术教育出版的特色，继续遵循学术出版、知识传播、文化积累的宗旨，为我国的学术繁荣、高校学科建设、推进我国教育事业等方面继续做出其应有的贡献。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同时也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创办者丹尼尔·科伊特·基尔曼（Daniel Coit Gilman）有一句关于大学和大学出版的名言，那就是：“于大学而言，推进知识发展并且将知识不仅在那些可以每天聆听讲座的人中间传播，而且在更大更、宽范围的人们中间传播，这是它最高尚的职责之一。”

来源：《出版商务周报》2009年10月25日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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