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初期“留苏潮”实录与思考》周尚文等　编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以一种怀旧的心情，一口气读完了周尚文教授等编著的《新中国初期“留苏潮”实录与思考》一书。作为一个亲历者和一名历史学者，我感到十分亲切和满足。该书既是一篇纪述性的“实录”，又是一本富有特色的，有史料、有分析、有观点的史学著作。迄今为止在我国学术界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这一问题的著作，如果这不是第一本，至少还不多见。在书中，作者不仅阐述了这股大潮发生的背景，它的兴起、发展和退落的全过程，包括其中各个重要的阶段和环节，如留苏预备部的设立、留学生的选拔、国内培训、出国审查，以及归国后工作分配等，而且对整个“留苏潮”以及与之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客观的、历史的评价和分析，并实事求是地总结了经验教训。

　　资料丰富，内容翔实，是该书的一个突出特点。书中使用了大量不同类型的资料：首先是历史档案，包括教育部、外交部、北京外国语大学（原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上海市档案馆等处的有关档案。其中很多档案半个世纪以来从未有人查阅过，在书中首次与公众见面。档案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除了档案，作者还阅读了不同专业的学者发表的一系列有关著述，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录，而且还多次直接走访了不少当年的留苏学子，与他们座谈，或向他们作问卷调查。这些材料作为历史资料，与档案相比，虽属第二手，但也非常珍贵。特别是留学人员写的回忆录和回忆文章，内容生动具体，丰富多彩，而且饱含着无限深情。忆想当年，我才20岁出头，被派往远离故土的列宁格勒大学留学，对自己青春时代度过的峥嵘岁月和亲历的很多人和事，尽管已过了几十年，但记忆依然清晰，难以抹去。这些具有真情实感的纪实性文字，对研究者来说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正是因为有着大量资料的支撑，作者才得以对延续了大约15年的“留苏潮”进行全方位的研究，科学而生动地还原了这股历史大潮的全貌。

　　这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分析方法科学细致，观点结论客观正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留苏潮”，究竟派出多少留学人员？由于当年派遣留学人员的渠道多、类别复杂，加上没有一个单位归口进行统计，所以长期以来对这个数字众说纷纭，出入颇大。作者以严谨的态度，对各种数据进行考证和比较，得出一个较为接近事实真相的总人数。根据我国教育部的永久档案，1950-1959年留苏人数为7455人，1960-1965为500人，合计7955人。与此同时，作者也发现了其他一些材料，如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提供的材料为1.6万多人，而我国一些研究者认为不到1万人，有的苏联研究者则认为高达2万人，等等。那么到底是档案可靠，还是其他第二手的材料可靠？一般来说档案材料应该是权威性的。但原任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提供了教育部以外的一些部门和军事系统派出的实习生、研究生的数字，认为这部分人是不包括在教育部的统计之内的。如果把这部分人和教育部档案所示的数字相加，与欧美同学会的统计数字大体符合。经过这样的比照分析，作者肯定了“留苏潮”期间的留学人员总数约为1.6万人。此例反映了作者对研究工作的科学态度：既重视档案，又不唯档案论。

　　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对“留苏潮”作出了科学公正的整体评价。书中最后一章《评价与思考》虽然篇幅不长，但言简意赅。在作者看来，新中国初期的“留苏潮”潮起潮落，尽管这次留学运动因种种原因未能圆满收官，尽管在具体工作中曾出现过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问题，但总体上看对我国经济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大批留学人员归国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在各条建设战线上作出的重大业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些成绩与他们留学期间打下的良好基础是分不开的。书中以大量具体事实，有名有姓、有事迹、有数字地展示了当年的留苏学子的积极贡献，其中有不少人获得了两院院士等荣誉称号和教授、研究员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并成为各个学科的带头人和专家。作者之所以能对当年“留苏潮”给予充分肯定是因为在研究中遵循了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态度。众所周知，研究任何历史事件或人物，既要站在今天的认识高度去分析，不然就不能全面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同时又必须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出发去评价，不能以今天的标准去要求历史、要求古人。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是相辅相成的，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方法的基本要求。

　　该书内容具体生动，可读性较强。特别是反映留苏人员当年学习和生活的情景，以及留学生与苏联同学、老师之间的真诚友谊的故事，使读者兴趣盎然。与此同时，作者采用了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研究方法，全书叙事有条不紊，语言朴实无华。

　　新中国初期“留苏潮”的兴起和发展是一个历史现象，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当时，国家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在国内，为了尽快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急需大量新型的专业建设人才，首先是一批骨干力量。在国际上，帝国主义国家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从而使我国不得不实行对社会主义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这种背景下，向苏联派遣大批留学人员是解决燃眉之急和唯一可行的办法。应当承认，上世纪50年代的苏联，虽然刚从二战的破坏中恢复元气，但在科学技术和文化与教育方面的基础还是比较强的，有些学科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高校的专业和课程设置也比较系统和完备，教授们的学术和教学水平一般都比较高。所有这些，都是当时我国所远不能及的。重工业、国防、航空、航天等尖端科技领域和一些重要的自然科学领域，如生物、物理等自不必说，即使人文学科也不例外。最近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推出了一个被媒体称为“留苏一代集体亮相”的大型展览。30多位著名留苏艺术家展出了他们留学期间所作的500余件作品。他们学成归国后大都成为我国美术界的领军人物。展览吸引了大批观众，他们盛赞这些展品使人“领略到作者们曾经接受过的规范而严格的训练”。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深情地说：“事实证明，这一代美术家不负国家重托，是富有理想、才华和激情的一代。他们的努力整体地提高了中国美术教育、创作和研究的水平。”

　　书中多次提到“留苏潮”的一个特点是它的“国家行为”。这不足为怪。当年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从派遣人数、专业选择，到回国分配等各环节都有严格的国家计划；有些问题，如学习的专业不符合个人志趣，分配工作和所学专业不对口等，也都与计划经济有关。另外，“留苏潮”的起伏涨落，折射出那个年代中苏两国关系的曲折发展和变化。在50年代两国关系“蜜月时期”，留学人数多，学习条件和效果也较好。60年代开始两国矛盾逐渐加深，留学人数减少，学习条件和效果也相应恶化。再者，如过于严格的出国政审和过于强调政治学习，以及对留学期间婚恋问题的规定和处理等，也都与当年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政策和理念密切相关。

　　总之，上世纪50-60年代的“留苏潮”，是一个时代的侧影，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包括时代的特色、时代的需要和时代的局限。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3.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