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与社会》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张维迎 著
    出版时间：2013年01月 

    如果有两个人给我们讲博弈论，一个人用大量公式和模型、数学符号和图表，层层推导纳什均衡、多重均衡、静态博弈、动态博弈、重复博弈、演进博弈等博弈论中的重要概念。另外一人上来就给我们讲一故事，有甲乙两个犯罪嫌疑人共同作案，被警察抓住，隔离审问，并告诉他们：可以选择坦白，或是不坦白。如果一个人坦白，而另一个人不坦白，坦白的一方立即释放，不坦白的一方判10年；如果两都坦白，每人各判8年；如果两人都抵赖，因证据不足，每人关1年后释放。如果是一个理性的人，肯定会选择对自己最优的策略，那就是坦白。因为对甲来说，如果乙坦白，自己坦白判8年，不坦白判10年，那么坦白比不坦白好；如果乙不坦白，自己坦白会被立即释放，不坦白判1年，坦白还是比不坦白好。这是一种占优战略均衡，是这一博弈行为中的纳什均衡。其他博弈论中的重要概念也用生活中的故事、游戏或经济现象来推导。第一个人的讲解对专业的研究人员可能还好理解，但对于我们这些并非专业人员但又想了解博弈论的人来说，第二个人的讲解可能会更吸引人。张维迎教授的《博弈与社会》就是一本专门向非专业人员讲解博弈论的书。

    在《博弈与社会》中，小到分蛋糕、进门、约会、交通、小孩子学习负担、二手车买卖、企业做广告，大到产品标准化、资源分配、国企改制、大学治理、宪政民主、军备竞赛等，都被张维迎教授用作讲解博弈论的例子，这些不管是日常生活中的社会规范，还是政府行为，都存在冲突与合作，参与方的行为就是博弈。所以张维迎教授认为，博弈论是一门有关“互动行为”的科学，研究理性人如何在互动的环境下进行决策，研究的是社会，从社会中来，到社会中去。而“社会最基本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是协调问题，第二个是合作问题。”所以他的这本书贯穿了一个非常显明的研究主题，就是用博弈论来解释人类如何才能更好地合作。因为“社会的进步只能来自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只有合作，才能带来共赢，才能给每个人带来幸福。”“合作的范围越大，社会进步越快。”但是，在由人组成的社会中，常常因个人利益你争我斗，相互拆台，凡是对别人有利对自己有害的，不为；别人得利多，自己得利少，不为；甚至自己得利多，但见不得别人好，也不为。所以在我们周围处处充斥着不合作的文化，经常听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说法。由于普遍的不合作，人们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钻研权谋术、厚黑学，并“陷入霍布斯所说的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导致多数人的利益均受到损害。这就出现前面那个故事所说的“囚徒困境”，即尽管合作能够给双方带来好处，但双方仍然不合作。

    比如小孩子的学习负担问题，现在小孩除了周一至周五正常上课学习外，还要在周末学习奥数、英语等。其实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所有的学生周末都休息，考上重点中学和重点大学的一定是那些最聪明的孩子。但如果你周末休息，别的孩子周末补课，可能别人考上了，你即使很聪明也可能考不上，所以你的最优选择也是周末补课。结果是，所有的孩子一周7天都在上课，最后考上重点中学和重点大学的仍是那些最聪明的孩子。竞争带来的是不合理的结果：每个人都忙活，但是最后的结果不一定对大家都好。

    又比如企业做广告的问题，两个企业，如果都不做广告，各得10个单位利润；如果都做广告，各得4个单位利润；如果一个企业做广告，一个不做，做广告的可以赚到12，不做广告的只能赚到2。所以企业的最优选择就是都做广告，即使两个企业的利润都变低了。而且两个企业即使事前达成一个协议，规定谁都不做广告，这个协议也不会得到遵守。也就是说囚徒困境并不仅仅是缺乏沟通引起的，沟通是不能解决囚徒困境问题的。

    这样的例子可以无限地举下去，国家与国家之间都搞军备竞赛；都希望别人提供公共产品；集体劳动中，所有人选择偷懒成为最优策略；……这些都是陷入了“囚徒困境”，也叫“合作悖论”，或“集体行动悖论”，选择不合作是基于个体理性，选择合作则是基于集体理性。在读《博弈与社会》之前，也许我们清楚自己的最大利益在哪里，读完之后，可能我们会想一想，按照个体理性选择最大利益，可能对自己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可能合作才是我们最优的选择。比如重视长期收益达成的合作。在囚徒困境中，两人所作的选择都是针对当前情况，并且都视这是唯一一次的可能，没有考虑将来以及长远收益的情况。一次背叛可能会在一次事件里获取最大效益，但也失去了信用，从而失去了合作的机会，也就不可能获得长期的收益。

    所以人类普遍面临的囚徒困境告诉我们一个观念，人不能完全依照个体的理性选择，这样对大家都没有好处；也不可能完全基于集体理性进行选择，因为这不符合人性。所以博弈论就是要告诉我们如何走出囚徒困境，达到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统一，最终走向合作。但要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其实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去建立一种大家共同遵守的制度或规范。因为现实生活中，博弈行为的参与者会根据人们普遍习惯的行为方式预测别人的选择，并以此做出自己的选择，但每个人的生活背景、文化、行为规范，甚至大自然赋予每个人的自然特征，都可能影响人的选择，导致冲突，从而很难出现纳什均衡。人类社会中存在的许多冲突，可能都是因为游戏规则———不同社会规范和法律不一致而产生的。因此要达成社会合作，就需要我们运用预测和激励手段，最为可行的做法就是制定法律、规章、契约，因为法律和社会规范是协调预测，通过这种做法改变利益计算方式(如果违约，就要承担违约的成本)，这样参与博弈的各方的动机也改变了，于是可以通过改变人们的预期协调出一个特定的纳什均衡，从而得到人们的长期遵守。比如交通问题，就可以用一个规则取代其他的规则，这就是所谓的接轨。还有建立全新的规则，比如中国人和德国人在一起交流时都用英语，而不是中文或德文。以及协调规则的规则，比如冲突法、国际私法中的许多规定。

    通过法律和规范是带领人们走出“囚徒困境”的有效途径，合作也成为推动人类从“低端社会”走向了“高端社会”的动力，但是人类在经历了几千年发展后，法律与规范也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从而难免造成冲突和紧张关系。因此在未来社会发展过程中，当我们面临冲突需要建立制度来解决时，我们可能就要回到人类几千年发展，形成的应共同遵守的价值规范。张维迎总结说：“当人们认识到自己的长远利益，‘奖善惩恶’机制得到公正执行，人与人之间相偶不相残、相亲不相害，人类就可以走出囚徒困境，享受和谐而幸福的生活。”  



    来源：《南方都市报•南方阅读周刊》2013-0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