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著名词人、音乐经理人姚谦曾一手打造出李玟、萧亚轩、刘若英、赵薇等乐坛明星，他本人发表歌词600多首，代表作有　《味道》、《我愿意》、《最熟悉的陌生人》、《鲁冰花》、《如果爱》等。最近姚谦推出随笔集《品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笔调老辣而淡然，真诚而放松，与读者分享了他对品味和生活方式的思考。

　　品味

　　我想这几年的中国，应该是全世界变化最快的地方。因为生活上的转变，我有幸生活在此亲身见证，在大陆居住的几年，看着这里各方的变化，有了一些主观的心得。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这里的快速演变，都反映了人群在美学上的演进。从景观到心态，在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变化，发生的事、对应的过程、产生的结果，在直观的眼帘里都是一部活生生的美学史。

　　经济猛烈飞跃，人们在快速富裕之初，打开大门刚刚看到的好东西，都是以前慕名许久不能轻易得到的名牌物质，因此对奢华生活的向往绝对是合理的人性反应。加上大众媒体对于名利价值过多的描述，商家聪明的置入，奢华直接变成了时尚的对等词。怕落后于世界的恐惧成了众人的价值观，奢华成了一种宣示的平台，太多人苦其心智、劳其筋骨涌入这样的价值观族群里，大家轮流模仿，乐此不疲。终于，高价奢侈品牌产业伎俩被更聪明的中低价商家学成个中秘籍，快速兴起覆盖。于是，时尚从奢侈的表态进入到模拟的时代，这不是只有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事，而是全世界正在进行的一件事。只是在中国这股风潮周期来得太快大猛，行动速度超越心理准备太多，百花齐放却个个相似，无论贵贱，谁也没看到谁，结果更是寂寞。

　　说穿了，当时尚落入了商机的游戏中，最好被操纵的不就是人际间怕被忽略所生的心理吗？大家都想通过时尚的手段来强化自己掩饰心虚。特别在这几年的中国，表现时尚的心太急，于是表现主义的夸张方式变成了大多数人的选择，从言论动作到穿着，都有了语不惊人死不休之势。奢华效益很快地从围观发展到了集体麻木的结果。群众终于明白，用金钱买得到的时尚反而更是一种自卑的表现了。然而，时尚到底应该是什么？

　　我想应该是品味吧！品味是一种学习实践后感悟的表现，品味应该是一种因人而异的表达，品味应该是最接近内心的行为。品味不应该以数字统计排序，不能够以符号辨识，也无法以复制模仿完成。最近我常跟朋友说起一则我亲身经历的趣事。在一次晚宴里，一桌都是各界精英的新富，其中一位进口酒商聊起了欧洲各名窖话题，引来了大家的谈论，很快的大家有了共识，某窖某年最贵的酒是公认最好的酒，而且同桌大多数人都喝过，而且手上都还有收藏，兄弟们一一互相表态品后的心得，忽然一位冷静而机智的女士在听完一圈发言后，微笑下结论：“怎么你们说的话，都貌似与上回我在评酒书上讲的一样啊？”忽然整桌安静了一阵子。我当然相信他们真的喝得起这一瓶要价过十万元人民币的酒，只是这样的结论有点幽了他们一默。

　　我的台北

　　台北曾是一座富于文艺气息的城市，当时我身在其中并不觉得。后来近二十年因工作需要，常常要去别的城市，与别的城市的人接触，从别处看台北，从别人口中听台北，自己才明白。这十年来台北变化很大，因为政治因素，因为经济因素，因为人才外移，这个城市显得安静许多了。当然这两三年，市政府人员也很努力办着许多可以发新闻稿的活动，但大都是别的国家里的城市玩过的旧把戏。从别处草草借鉴，少了原创，自然引不起别人的关注，反而让台北成了一座有自娱自乐气氛的城市。这倒让我怀念起龙应台女士在任期她从文化根本做起的决心，虽然不够娱乐但目光长远得多。

　　因为目的不同，政治人物想出来的方法与民间的创意自然不同，来自民间的创意，往往更真诚，更勇敢。因为民间的创意往往跟他的生活息息相关。就算是商业广告，成与败也关系着他们的温饱，因此真诚，所以我在台湾还是能看到原创而精彩的广告，以及源源不绝有想法的活动。上周我就参加了某个时尚代理公司办的活动，心中十分感动。

　　这是一家在台湾很重要的时尚公司，负责人因个人的品味，代理了几家国外原创性、试验性很高的品牌，这几年在台湾推广销售，得到了许多观念较超前的消费者支持，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艺文分子和知识分子，这些品牌大都由艺术性很强的设计者所主导。所幸台北已经成熟到摆脱了只有品牌崇拜的年代，这几年这家公司为了让它代理的作品更深入台湾，为了得到台湾深度时尚消费者的信任，于是每年举办一次很有创意的活动。今年他们选择的地点是在台北市树木最多的一段路———敦化南路。他们在这一段绿树成荫的行道上，在漫天星光的秋夜里办了一场　catwalk （服装模特的走台），这是一件太有意思的事情了，拿着台北市的风景当背景，把世界最前线的服装放在上面，让它们之间产生“化学”变化，这的确让人感到新鲜而有趣。那天晚上参与的人，不完全只是时尚爱慕者或影视明星，反而更多是文化圈的人。有艺术家、摄影家，也有文艺作者，也因为这场活动终于让我感受到台北的文化氛围依然时尚原创，而非政治姿态。

　　有创意的商业活动，往往会挽救一座死气沉沉的城市，台北正面临这样的状态。当每天早上起床，便利商店报摊上　《苹果日报》天天头条着一件件血腥惨案，一个小时后各个有线新闻台跟进，每隔一小时重复报道，我们自救的方法只有忍耐。所幸，台北还有许多来自民间商业的种种活动。这几年台北有许多靠展览票房就足以承担来自国外昂贵的展览，甚至获利的好看展览，安慰着市民，这点也足以证明台北对于文化的需求。对于创意的需要是先进而隐约的，这与台北市人性格符合。每个月我在台北那一周，总有许多好展览可参观。因此我与朋友的会面中也多了许多可讨论的话题，往往这些活动都跟台北市政府无关。我们也渐渐习惯了这种无交集的关系，只要在场地的租借上顺利就好。

　　记得那天晚上，除了在敦化南路上的时尚聚会外，在敦化北路另一头，“五月天”的演唱会在兴高采烈地进行着。在信义区的诚品画廊，正如火如荼地计划着11月中国美术馆里蔡国强的个展。他们有信心用自己的力量靠门票支付上亿台币大展览的成本。也在这同时，牯岭街小剧场，一位年轻舞者以电子音乐为入场不多的观众表演着他对于形体的新观念。

　　这就是我的台北。

　　秋天的两件事

　　忽然就秋天了，今年秋天来得早，觉得在这季节转换的时候，最适合去做的两件事：阅读和旅行。从来就很喜欢看别人写的旅游记录，常常都是十分好看的文章。在我的生命中，旅行一直是一件又爱又担心的事，总觉得它是生命里，另外许多段小生命，也许欢喜也许感伤。因为我可以临时逃脱平日的角色，带着较少的包袱，过一小段不一样的日子，但是一切却总是如此短暂。旅行的地点常常因为那一段时期心里的需要而决定，旅行中所带的书一般来讲都是自己仔细挑选的，因为旅行中可以带在身边的东西，选择上总是有计划的，书往往是我的必备物。出门后沿途的事物不是自己能决定的，因此在这段时间所阅读的书籍，都是自己心里安定的需要。

　　在我许多的旅行中，去美术馆一直都是我的一个必要的活动。有的是专程安排造访，也有的是纯属意外结缘，各有各的美好一面。但往往刻意安排造访的美术馆，行程总是过于紧张，许多阅读都止于认识后的真迹膜拜。大部分的乐趣与获得，还是要依赖事前事后的资料搜寻，以及书本的阅读。我还是很喜欢无意间闯入一所小美术馆所获得的乐趣，因为没有预期的收获，总会多了许多主观的联想，那些原本在自己生命外的艺术品和艺术家，因为我无心闯入它们的领域，于是它们也进入我的生命。我记得我认识张荔英先生的画作，也是意外的收获，因为工作之余，必须在新加坡度过一个周末，于是在新加坡美术馆度过了一整个下午，却发现了这位来自中国，却完全被中国遗忘的传奇艺术家。她的一生中经历的人与事，跨幅远远超过我所认识的二十世纪华人艺术家里任何一个人。上海、巴黎、香港、槟城间大半世纪的漂流，那传奇的故事和留下来寥寥无几美丽的画作，都因为那一次无意的邂逅，造成我这十几年来总是想着，如果可能我能为她做些什么？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2013年07月05日 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