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叠彩山风洞口有石刻“叠彩山”三字，笔势峻迈，淳厚典雅，那是1964年桂林市委书记、书法家黄云约请沈尹默所题。叠彩山的“望江亭”为沈氏后人沈江东所题，清健秀润，意态奇逸，有魏晋之风。沈氏的书法艺术，为桂林的自然风景增添了人文景观。

    江东先生出身浙江名门沈家，祖父沈士远，叔祖父沈尹默、沈兼士曾执教北大，并称为“北大三沈”，其家族在中国颇有影响，与桂林也有不解之缘，早在光绪十三年（1887），沈门藏书家沈秉成受任广西巡抚前往广西赈灾，巡抚衙门就在桂林。沈秉成的夫人严永华留有《题留叠彩山》一诗。

    近期，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江东先生遗著《名门之后说名人——近代文化名人轶事》，全书分为民国轶闻、名人逸事、艺文散记三部分，书中的人和事，许多来自作者的或亲历、或亲见、或亲闻，大多为第一手资料。江东先生手握独家秘籍，以白描笔法，传神地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章士钊、弘一法师、李石曾、马一浮、齐白石、刘海粟、张大千、丰子恺、张伯苓、马君武、李苦禅、白鹏飞等50多位名人的趣事轶闻、民国范儿，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有很高的文献价值。这部遗著，融会了江东先生的文化信念和家国情怀。

    见书如见人。往事历历，如在眼前。1984年年底，我调到桂林电台工作，与江东先生同在一个编辑部，两人的办公桌相依相靠。当时，江东先生负责一个栏目叫《文化城》，还兼着桂林市老龄委的报纸《古榕报》的总编。

    在我的印象中，江东先生是一个天真的老顽童，高高的个子，瘦硬的样子像颜体的书法。他喜欢穿那件米黄色的风衣，那是单位发给记者们的工作服，戴一顶鸭舌帽，一副宽边眼镜，说话慢条斯理，语调轻柔，普通话里夹着吴方言的口音，听起来文气十足。对于我的到来，他很是高兴，觉得有一个生猛而勤勉的年轻人加盟，为《文化城》采写文章，是件好事。

    江东先生家学渊源，自幼习文练字，有扎实的童子功，长成之后曾就读于东吴大学和中南军政大学，做过部队的文化教员和宣传干事、记者、研究员，他的学生有军区司令欧志富，也有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葛振林。他那朴实简约的文风，一般人学不来的，需要深厚文字功底，博而后约，浓而后淡，雪里孤村雪里山，看时容易画时难。他编稿时，见到诸如“伟大的”、“著名的”词汇，立马挥动红笔删掉。这是废话，他说，人啊，如果伟大，不用这个词也伟大，如果不伟大，加上这个词就成了笑话。

    他总是很忙。每天他上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拆阅一大叠的来信，这些来信主要有三大类：一类是华人报刊的约稿，一类是来自名家或名家后人的来信，一类是名家给他寄来的书画作品。他常让我“参观”来信，分享快乐。江东先生把许多名人书画捐赠给了桂林市博物馆，这些书画有些是价值连城的。

    《文化城》这个栏目，是江东先生力争而来的。领导有次跟我说，不属于是文化城的稿件，怎么也放进里面？领导认为《文化城》应该是桂林抗战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而我们觉得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习性，文化人、文化事都属于文化城这个栏目的范畴，就坚持做了下来。一次，有位领导将江东先生的稿件拿到编辑部， 说老沈“目不暇给”这个成语你用错了，应该是“目不暇接”才对！领导走后，江东先生问我怎么看，我说两者是通用的，领导理解有误，不能怪领导，只能怪“四人帮”。他笑了，说文化很重要啊。

    在现实环境中，他鹤立鸡群的存在，其实已经得罪人了。出身名门，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时期，是斗争的对象；在改革开放的时期，是羡慕嫉妒恨的对象。你儒雅风流，不显得别人俗不可耐？你文质彬彬，不显得别人粗鲁不堪？你优秀，不显得别人平庸？你重情义，不显得别人市侩？你是名人，不显得别人鼠辈？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

    在单位里，他虽不招领导待见，但他总是不卑不亢，平静和淡定，没有焦虑，没有激愤，如同江边的榕树，无论严寒酷暑，无论雨打浪击，一年四季就这么绿着，根深哪怕风摇动，树正何愁月影斜。

    1988年，《文化城》栏目和《古榕报》就随着江东先生的退休而终结了，而这栏目和报纸上的许多文章，编入了《名门之后说名人》这部书中。这些文章，如同挺拔苍劲的榕树，垂下无数气根，这是榕树的儿女。

    1994年底，江东先生患病住院，我去看望他。他靠在病床上问我，动了手术，为什么还是吃不下饭呢？我安慰他说，动手术跟补车胎差不多，刚补好的车胎一下子不能打很足的气。老先生听了，将信将疑……不料，这竟然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那个冬天特别冷。江东先生是个暖色调的人，随着他的逝去，他服务的那个单位似乎冷了许多……

    榕树，生命的图腾，绿色的旗帜。

 　
　　


　　来源：《北京青年报》2013年11月22日 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