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吴秀明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1986年，王瑶先生在全国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发言中说：“从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说，近代学者由于引进和吸收了外国学术思想、文学观念、治学方法，大大推动了研究工作的现代化进程。”（陈平原：《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小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作为这一思路的实践成果，《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特别强调重视梁启超、王国维、鲁迅、吴梅等近现代学者对待史料的态度和方法，几乎每一章，都专节解读其在“史料实证”方面的贡献。而当代文学由于诸多因素的作用，长期以来盛行的是批评；即使是研究，往往推崇的是思想和理论，文献史料是不被重视的。延至今天，“当代文学无史料”、“史料无用论”仍有相当的市场。这当然不能不对其研究及学科建设带来影响。

　　正是在这样背景下，吴秀明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的出版就显得非常难能可贵，而受到业界尤其是从事文学史编写和史料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和好评。这一点，笔者2017年10月在杭州参加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浙江大学出版社和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与文学史研究会议”（会议期间，同时还召开该丛书的“首发式”），对此倍有所感。当然，以前我们也曾编纂出版有关这方面的史料，包括作家小传、作品资料汇编，有的还有相当的规模。如《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等。但可能与编选时间、具体语境特别是与文学观、历史观有关，这之中的确也有一些史料编纂往往显得比较陈旧、简单和粗疏。吴秀明主编的这套《丛书》，它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基于自己对当代文学及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近七十年历史的判断，从各个不同的维度、方向和方面对之作了立体的还原和呈现。这样的编纂及其范式，不但较好地体现了现代开放的文学史料观，为《丛书》整体框架平添了新意和大气，同时也可最大限度地对当代文学多元立体、丰富复杂的文学史料进行还原，包括大历史与小历史，地上史与地下史，国家史、民间史与个人史，外在物态史与内在心态史；所述的内容，涵盖了文件决议、讲话报告、书信日记、思潮动态、会议综述、社会调查、域外信息等泛文本史料。而这，往往是一般的“作家”或“文体”编纂范式很难甚至是无法概括的。这与他2016年主编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论著相呼应，形成了富有意味的“史论互证”关系。

　　当代文学史料大概就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本来的历史”,但它并没有“静静地躺在那里”，而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生存”在当下。中国传统的治学是重视“本来的历史”即史料的，近百年来，因为处于激烈的社会文化转型，我们更推崇思想观念，尤其是来自苏联或西方的思想观念。但经过一个世纪的实践，人们在向西方“拿来”思想资源解读中国当代文学的同时，也愈来愈有了如洪子诚所说的“主义情结”的困惑，忙着跟“主义”转圈子，而没有充分考虑到中国当代文学如何回到“历史本身”，相对忽略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案头工作”。

　　文献史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石。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都经过了长期艰苦的史料建设，才厚积薄发。21世纪以来，许多当代文学研究者不约而同地提出“古典文学化”“现代文学化”，其核心就是重视当代文学史料建设。吴秀明在新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理论思维’与‘文本细读’、‘史料实证’一起，是构成它们互为支撑而又互渗互融的‘正三角’（“△”）,它在受制于“文本”与“史料”的同时，也对后者产生能动的反作用。”认为无论对于当代文学学科还是当代文学学者而言，“文本解读”和“史料实证”都是赖以支撑的基石乃至是“阿基米德点”，呼吁对“治学理路和思维方式”“进行带有‘战略’意义的结构性调整”（吴秀明：《探寻立体呈现当代文学史料的体系与方式》《南方文坛》2017年第3期）。此说我完全赞同。他主编的这套《丛书》，可以视作是构建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的“阿基米德点”。



    来源： 《中华读书报》（2018年11月14日2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