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吴秀明学术论文自选集》，吴秀明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第一版，168.00元

　　《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是吴秀明教授对数十年学术生涯的一次“自我盘点”。他的研究经历了历史小说研究、文学史研究和文献史料研究三个阶段。该书通过对上述经历的回顾，展现出著者“问学于文史之间”的治学理路，这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与现实作了富有意味的概括。

　　吴秀明的学术研究起步于历史小说，并逐步将“根据地”拓展至文学史和文献史料研究，始终呈现出文史互渗的学术趣味和治学方向。“文学”与“历史”作为两个关键词，贯穿始终，是其在阶段性和历时性之外所表现出的鲜明特色。在此意义上，吴秀明研究重心的转移和学术“根据地”的开拓可谓水到渠成。

　　吴秀明强调文史关联，既是学术个性使然，也是基于对当代文学领域“重批评轻研究”现状的忧思。中国传统的“学问”是以考据、义理和辞章构成一个完整体系。而在建国以来的政治环境和现代学术制度下，传统的“大文科”“大文化观”逐渐退场。文学研究强调理论阐释而忽视实证研究，不仅造成“以论代史”研究风气的盛行，也使知识结构成为几代学者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理论爆炸”又使这一学风延续至今。相比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的基础史料建设，当代文学的“底子”过于薄弱。即将迎来七十岁华诞的当代文学已不再“年轻”，也开始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知识谱系；而文学史料研究的“滞后”已然成为阻滞当代文学研究持续发展的一个瓶颈。因此，在“知识的积淀”颇为迫切的当下，在环环相扣的“学术链”中承担“这一代”应该承担的学术使命，是他主张一部分学人从千军万马批评的大军中分离出来到图书馆、档案馆从事学科基础建设工作的原因之一。毕竟，丰富、多样与多层的研究是营建良好学术生态、推进学科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吴秀明对当代文学“历史补课”的“吁请”即与此相关。

　　当然，对史料和实证的强调并不意味着贬损批评和阐释的重要性。“整体性的当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性”要求研究者建立以“史料实证”“作品解读”和“理论思维”为内容的“三元一体”的知识结构。而这也对文学研究的真实性、艺术性和思想性提出了综合要求：在肯定艺术逻辑的独立性和自洽性的基础上，承认“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内在关联；在提倡理论阐释的深刻性的同时，主张“‘事实’与‘意识’之间的互渗互融”。在当前高扬理论和审美话语的文学场域下，重提史料对文学研究的基础性价值，是推动研究进入较高水平与层次的要求。此外，文学和文学研究在本质上仍然是主观的，不应视史料为文学研究的“工具”，也不应使文本降为实证研究的“材料”。“在史实还原的基础上表现出一种重诠历史的历史判断和意义指向”，获取“再出发”的动力，是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的现实意义所在。而这，则对研究主体的史观和史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历史小说研究、文学史研究和文献史料研究的应有之义。

　　作为当代文学及其研究、教学的参与者，本书的编写是以对著者自身的治学理路和当代文学的发展历史具有双重的回顾和概括意义。在体例上，本书共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文献史料的研治与阐释”辑录了著者近年来在文献史料研究领域取得的学术成果，主要探讨了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历史传统、现实境遇、基本内容等问题，从学科建制、文学教育、知识学养等多角度探讨文献史料的研究路向和价值意义。“文献史料研究”作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年轻成员甚至新领域，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整体的研究框范提出了调整的要求，这也为当代文学历史化、学科化奠定了切实的基础。中编“文学历史的编写与反思”从当代文学史的时空关系处理、整体性文学史的编写、文化转型与海外汉学等角度把握当代文学的内在特殊性和当代文学史编写的外部环境变化，在兼顾历史逻辑和时代新质的基础上为文学史编写提供了新思路。下编“历史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则收入了“作品论”和“形态论”方面的文章，并从批评和理论两个层面，包括历史小说中的明清叙事、反法西斯主题的抗战文学、历史观问题、“影射”问题等，对历史小说进行了归纳和爬梳，从而使之从一般的作品评论上升到形态理论的高度。总之，三编之间各成体系而又互为关联，在史料、思想与审美“三元一体”的动态平衡中体现出明显的延续性。

　　《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作为吴秀明的学术论文自选集，从文史关联的角度对数十年的治学生涯进行了一场回归之旅，也是将个人的“小历史”纳入历史脉络进行考察的一次尝试。将历史作为审美之维的重要补充，以史学的审慎加于诗学的灵动之上，这使吴秀明研究呈现出作为一种“学问”的稳健、厚重和大气。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9年0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