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闾丘露薇：“新闻民工”——《不分东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闾丘露薇

2011-02-17 09:49:53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1-01-28

　郭台铭在带领记者参观富士康深圳厂房时，对记者笑着说：“记者很辛苦，记者行业是血汗行业。”听着这句玩笑话却一点也笑不起来，因为，至少从两岸三地来说，郭台铭非常形象地描绘了记者这个行业的现状。（本文摘自《不分东西》，作者闾丘露薇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虚伪的公信力

　香港记者协会有一个给记者的采访建议，其中包括，当去外地采访突发事件的时候，记者一定要记得做好自我保障的工作，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提醒自己的老板，为自己购买人身保险。不过，如果真的要让一个记者在去机场的路上，打电话和自己的上司讨论这个问题，似乎不太现实。一来，很多人没有这样的概念，包括我自己，每次遭遇突发事件，脑子里面从来没有想过保险这个问题；二来，即便有这样的需求，一想到可能会因此给上司一个负面的印象，可能会影响到下次外出采访的机会，大多数人都会保持沉默。而现实情况是，就算有记者向就职的公司提出这样的要求，一般上司都会打着哈哈，或者是非常为难地表示，时间如此紧急，真的做不到啊。也因为这样，记者协会特别公布了一些24小时之内接受投保的保险公司热线电话，遇到这样的情况，把电话告诉自己的上司。

　不过，坚持这样做的记者，往往大多会成为上司眼中一个麻烦的下属，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会觉得这个下属毫无事业心，不明白记者这个职业是需要付出的。而很多媒体人也认同这样的看法，因此，就算每天工作20个小时也没有加班费用，大家还是心甘情愿，因为做了记者，就是这样。

　但是，如果我们撇开记者这个职业名称，单纯来看这样的一些事实，这个行业的收入是否合理？

　我还记得自己是在90年代中期加入媒体这个行业的，作为一个没有媒体工作经验的新手，每个月的月薪有13000港元。但是在15年之后的今天，一个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进入媒体工作，月薪最低的只有6500港元，平均在7000港元到10000港元之间。当然，90年代是香港媒体最蓬勃的时期，带动了记者这个行业的收入增加，有一些媒体，一年甚至可以加两三次工资，但是现在，媒体的经营环境并不理想。香港记者协会做过这样一个统计，因为超时工作成为常态，计算下来，记者的平均时薪是20港元，虽然香港还在为是否设立最低基本工资而争论，但是这个数字，已经远远低于能够被香港社会所接受的最低工资水平。就算不加班，这样的收入，也已经是香港平均收入的下限了。

　2009年的时候，香港一家自称是最有公信力的媒体总编，和年轻的前线记者发生了一场争论。记者自称“新闻童工”，在仔细计算了自己的收入和开支后，发现如果要坚持自己的新闻理想，不单单入不敷出，还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这篇网络上流传的文章，引发了不少同行的共鸣，大家感叹，如果记者连自己的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那又如何保持新闻专业主义激情？而且从媒体经营的角度来说，为了理想不要面包的人当然会有，但是绝对不是大多数，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吸引高水准的专业人才？但媒体总编却不这样看，他用过来人的身份劝导年轻后辈要有吃苦的精神，因为他们这辈新闻人就是这样过来的。他感慨，现在的年轻人太多抱怨。

　这样的情况其实在世界各地都存在，媒体成了一个需要靠理想来支撑的行业。在美国，除了进入像《纽约时报》这样的大报，普通的报纸记者，做了十年，也可能不过五万美元的年薪，扣除税金，勉强够得上一个中产。

　我的一个朋友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毕业，找到了一份在FOX新闻部做制作助理的工作，这是成为记者的第一步，只有过了这关，才有机会成为在镜头前报道的电视记者。但是这份工作一个月的收入只有1000多美金，朋友算了一下，在纽约负担房租以及交通的基本费用都不够，自己也没有能力倒贴，最后只能够忍痛放弃。

　不过虽然工资收入不高，在美国的新闻媒体，驻外或者到艰险的地方采访，补贴却是相当高的，而且媒体最担心的是，员工千万不要在工作期间出现意外，也因为如此，保险非常重要。而如果要去战乱的地方，在一些媒体，如果记者不能够通过保险公司的培训考试，那就没有赴前线采访的机会，而对于那些买了巨额保险的媒体，保险公司还会派出安全顾问，陪同记者采访，一方面给予安全建议，另一方面是为了确保，如果记者是在没有遵守安全指引的情况下出现意外，保险公司是不需要理赔的。

　在玉树地震报道中，透过网络，听到了很多内地媒体记者的求助声音，这原本应该是所在媒体承担的责任。但是很多媒体为了抢新闻，把缺乏经验、设备，甚至身体状况不佳的记者放到了前线。虽然，报道是记者的职责，但是保护自己员工的安全，则是企业的职责。同样的情况在香港媒体身上也发生过。汶川地震，由于缺乏专业的灾难报道的训练，一些前线记者因为装备不够，甚至是因为没有穿上适当的鞋子，令自己陷入了危险的境地。而这些从灾难现场回来的记者，精神上同样遭受强烈刺激，如果缺乏适当的心理治疗和辅导，往往会对他们的一辈子造成影响，而这些，并不是每家媒体都会考虑到。

　在内地，记者的地位算是不低，收入和其他职业相比，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加上还有一些灰色收入，因此吸引不少人加入。但是很多记者也有自己的烦恼。我就收到一个网友的留言，他说，在新闻机构工作了好多年，但是到现在还没有能够和公司签约，为了新闻理想，也为了将来终有一天能够在这家媒体工作的希望，他一直压抑着自己的不满。他的身边，这样的新闻人很多，他很矛盾，不知道是否应该坚持下去。

　虽然在很多中高层管理者的眼中，这些不计较个人待遇，从工资收入到保险，才是有事业心和拼搏精神的表现，但是想深一层，如果媒体对自己的员工都不能尽到责任，维护其应有的权利，那么是否会让自身的公信力显得虚伪。

　好好爱自己

　对于自己的工作处境，很多内地的同行会无奈地笑称自己是“新闻民工”，这样的称呼，其实也是建立在一种职业有分高低的基础上，因为当我们在说，农民工或者其他那些在制造行业，为了争取更多的收入而拼命工作的年轻人的无奈的时候，媒体从业人员为了机会，或者为了理想，而不计回报，不计时间的付出和压力，因为有了“理想”两个字，就好像变得高尚一些，于是那些加班工资、超时工作、基本工资这些具体量化的标准，一下子和这个行业没有关系了。也因为这样，很少看到媒体对媒体这个行业本身进行自我监测和批评。

　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逆来顺受，或者说习以为常，导致整个媒体行业以及媒体从业人员对于个人权益的忽视，而这往往会影响媒体如何看待劳工问题的视野。

　比如，在《富士康，关注劳工本身》这篇文章中，我们讨论了为何媒体在报道富士康问题的时候，缺乏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企业，把慈善公益的捐赠放在了员工身上，会不会被视为缺乏社会责任？同样的，因为缺乏从个体出发的思维方式，眼光过于远大，媒体甚至看不到，所谓的“血汗行业”是一个普遍问题。

　香港的政务司司长唐英年，在出席“香港报业公会2009年最佳新闻奖”颁奖仪式时，在致词里面特别提到了记者的待遇问题，他指出，因为记者的工资没有吸引力，因此很难留住人才，导致传媒机构青黄不接，从而影响新闻质素。唐英年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感慨，是因为他听到了不少记者反映，如果要成家立室、生儿育女，资深媒体人最终只能选择转行。

　这是香港媒体行业的现实，我不止一次被问，为何香港的女记者这么多，因为中国社会对于男女在家庭中的角色依然保留着不少传统的看法，要担起抚养家庭责任的男士，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不得不做出比较实际的选择。

　其实说到新闻工作带来的满足感，在和很多外人聊起来的时候，总是无法让对方信服。每当看到记者不怕辛苦，连续工作十多个小时，不少人在对记者的敬业表示赞叹的同时，不忘加上一句：“这样做是不是为了奖金？”在听到我们的解释，大家只不过拿着一份工资的时候，很多人表现出不相信的表情。

　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在内地，不少媒体正是用这样的奖励机制来对待记者。而这似乎是内地媒体的一个特色，记者的工作变成了计件工作制，只有发表了，才能够拿到相应的报酬。然而这样的方式一直是我相当反感的，因为我总在怀疑，这样的计算方法是否公平。

　社会进步，物质进步，现在不是谈共渡时艰，而是如何避免剥削。中国的制造业都在说要从依靠低成本工人时代转型，新闻行业也是一样，依靠“新闻民工”这样廉价劳动力的时代，也应该成为过去式了。但是有些人总是会走极端，不是单纯用钱就是用理想来替大家决定这个职业带来的满足感。

　事实上，新闻确实是一个需要依靠一点信念来坚持的行业，但是理想主义的坚持，并不代表不坚持捍卫自己的基本权益。媒体人只有好好地爱自己，才能够拥有人文情怀。其实这样的人文情怀从来不是某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只是，当新闻记者因为环境而变成了“新闻民工”的时候，人文情怀只不过是一种奢谈。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1-01-28

本版责编：金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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