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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书是一种缘---浙江大学出版社《张浚生访谈录》编辑手记

记者：曾建林

2011-06-02 16:04:53 来源：浙江大学出版社

　有人说，相识是一种缘。做了十多年的编辑之后，我觉得编书也是一种缘，就像我从没想到过，有一天我能为我们敬爱的张浚生老书记编辑访谈录一样。早在去年底，有一天，徐有智总编把我叫去，给了我一个光荣任务。“你把老张书记的《访谈录》报个选题”，总编微笑着对我说。“哪，哪个老张书记？”我有点诧异。“就是张浚生书记，喏，我们都弄了快三年了，现在基本完成。争取快点出来。”然后，我就开始了解到：这个《访谈录》是由徐有智总编和新闻办的两位老师，两年来花了大量的业余时间访谈而成的，稿子是在讲话录音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我的天哪！”我想，“这可要花多大精力来做啊”。不过，这真是个非常好的创意。“半桶水”史学出身的我一直很服膺于唐德刚先生的口述历史。“这可不就是非常棒的口述当代史工作嘛！”我思忖着。“老张书记经历过这么多有影响的事，能从他口里讲出来，多么‘新鲜’的当代史啊。”这样想着，我对编这本书一下子变得充满渴望起来。

　要说书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从少年时代起，一直讲到了新浙大成立之后，厚厚一本书，里面封装了张浚生先生人生大半的经历。作为第一个读者，我就像是一个偶然走进了老张书记五彩斑斓世界的小孩，好奇而又新鲜，紧张而又兴奋，心里充满着太多的感受，有一种很想和朋友分享的冲动，这里我就谈谈我认为最感人至深和最惊心动魄的地方吧。

　如果让大家猜猜哪部分会是书中最感人至深的情节的话，我估计很多人会说，看到香港主权回归的时刻肯定会让主人翁感动得泪流满面。不错，这场景确实感人，但我却不认为这是最可以感动我心魄的。我觉得书中最让我感动的，是青年张浚生忍痛离开病中幼女的一段。在那个大动荡的岁月里，一个不到五岁的小女孩被托送在远方的亲戚家里，重病昏迷，而父母却无法陪伴在身边。母亲（杨老师）“由于在‘四清’工作队不能请假”，而父亲（张浚生）匆匆赶到医院，却只能“在（她）腿上拧一把，她（孩子）醒过来，一会儿又昏睡过去”。尽管如此，张浚生也没法请假留下来，就这样纵然是“心里虽然十分不舍，但也只能把她留在医院里”。“（孩子）差点死了”，杨老师后来告诉我。身在外地的张浚生老师无法抑制对病中儿女的思念，不知不觉中吟出鲁迅的诗句：“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读到这里，心中莫名酸楚：孩子得不到父母的疼爱，父母爱护不了自己的孩子，父母与孩子相互之间，这种普天下最简单、最普遍、最自然的感情，也被剥夺了，这是何方世道啊！每次一想此景，胸中都要郁闷良久。

　张浚生先生丰富的人生阅历让书中充满了奇闻趣事，但要说最让人感觉惊心动魄的，我以为应属“罢免李子诵”一节。在那个非常时刻，有一些人想尽办法妄图动摇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九七前，香港因其特殊的地位，更是成为很多形形色色人活动的场所，香港《文汇报》作为重要的舆论阵地，更是成为许多斗争的焦点。《文汇报》事件可说是整个这种斗争的典型与缩影。围绕香港《文汇报》控制权的争夺，里面穿插了动员与反动员、紧急手段与紧急反制等一系列动作，情节曲折、起伏跌宕，既有密谋者深夜密聚的慌乱，又有当事者运筹帷幄的从容，读来不亚于一部现代传奇。看到最后，新华分社出奇策，张浚生副社长深夜拜客、一纸罢免李子诵，不免令人心潮澎湃，拍案叫绝。

　因为编辑这本书，我还有幸能走近老张书记，和他一起讨论书稿，向他请教不明白的地方。就这样我也想谈谈对老张书记的一些个人印象。和蔼可亲，是我对老张书记的第一印象。每次按约走进老张书记的办公室时，他会热情地招呼我坐下，还非要亲自倒茶水。约好了时间，到他家取稿，老远就看见有个略带躬的老人身影站在门口，那是老张书拿着稿子在等。就这样一个亲切的老人，这些个细微的动作，让作为曾经是浙大学生、现在又是浙大员工的我，心里常常有种说不出的感动。思维清晰、记性超强，是我对老张书记的第二个印象。我们一起挑选他的照片，面对一大摞照片，每张照片内容他都会准确无误地说出来；我们一起讨论附录文章，哪怕是几十年前的文章内容，他都能如数家珍般地介绍出来。当我把自己编书过程中碰到的疑惑，一一向他请教时，他都一一对答如流。“您那时的大学难道是全部免费供应伙食的吗？”我问。因为一下子查不到资料，我有点拿不准。“哦。我上学的那一年是免费的，后来就取消了。”老张书记的回答。“刘少奇同志到浙大视察时好像是国家主席吧？我在某些地方看到称国家主席的”，我又问。“不是，少奇同志是1958年11月来视察的，那时他还是委员长。1959年才被选为国家主席的”，老张书记肯定地回答‥‥‥像这样的问答，在经过核实之后，令我不由得叹服：“张书记，在您这记性面前，我觉得自己一点年轻的优势也没有啊！”在我印象里，老张书记对自己在学术上没能进一步发展非常在意。他特别选了一张年轻时获得的一张学术成果奖状放到书中。“这个项目虽然是我们几个单位一起合作的，但浙大和南大做了主要工作，当时获得了浙江省的科技奖励，后来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只是对方在申报时不知什么原因没把我们列上去，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我要让人们了解，我在科研上还是有过贡献的。”他对我说。我知道老张书记说这番话是认真的，他一直抱有科研救国的理想，只是后来命运的偶然，才使他走上了另外一条报国之路。不能继续从事他心爱的科学研究，或许始终是他心中的一丝遗憾。

　世人皆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如果有了材料，真要想做出一个色香味俱佳来，其实不见得容易，我在拿到访谈录书稿时就非常理解了这种心情。厚厚的一叠书稿，怎么编才好呢，内容涉及这么广，人名、地名非常多，各种事件又前后交织，能编好吗？幸好，这书不是我一个人编的。为了做好这本书，我们徐有智总编亲自出马，再加上美编俞亚彤，我的负担一下子变轻了。《访谈录》能顺利编辑出版，没有他们两位是不可想象的。对于篇章的安排建议，徐总花了大量的心血，哪里有遗漏，哪里要补充，如果没有他对老张书记的了解以及对浙大发展历史那种信手拈来的熟悉，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在我心里，凡有疑难先问一下徐总编，他成了我最好的“问题解答百宝箱”了。考虑到阅读的趣味性，我们给全书配了很多的图片，图选好了，怎么调色、怎么给旧图修新，这些方面就全靠俞亚彤了。俞亚彤还负责书的封面设计和装帧。要让人有阅读的乐趣，这是我们对书制作方面的要求。内容精彩，还要设计得好才行。

　坐在电脑前敲下这几个字的时候，我的心里已经轻松了许多。翻看电脑里的记录，《张浚生访谈录》文件夹里的文件建立日期，最早的是1月20日，最晚的是4月30日，前后共三个多月，忙忙碌碌，终于完成了，期间的种种焦虑、不安，好像在忽然间被释放掉了，心里却有淡淡的失落感。因为编这本书，还发生了一件趣事。我在新浪微博上看到有人在介绍老张书记，就把我在编这本书的感受也介绍了一下，没想到远在美国的吴小湄也看到了。她私信给我，说她在浙大当学生时作为学生记者采访过老张书记，看到我的文章后很想念老张书记，想联系他。我趁与老张书记见面的时候，就想先征询一下他的意见。没想到的是，我才说出名字，老张书记就大声说，“小湄啊”，“她那时才到我腰这里高呢”，他边说边比划给我看，“中学时我就认识的，很多年没见了啊”。就这样，以书为缘，一本书居然可以这样结缘，不由得令人称奇。我喜欢编书这种缘。

　来源：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05-23

本版责编：姜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