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伦的《政治世界的思想者》一书收录了作者近年来有关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的27篇论文，内容则涵盖了古今中西的政治思想，在时间和内容上的跨度之广，让人震惊。在我们今天学术愈来愈专业化的世界中，一个人愈来愈“术业有专攻”，思想界中研究哈贝马斯、罗尔斯、施特劳斯、康德、海德格尔的专家愈来愈多。实际上，只要专门研究某个思想家，除了其本人的著作外，二手的研究文献已经是汗牛充栋。而按我们今天的学术规范，如果你不去阅读前人的研究，那么你的研究就不会被认为是学术。然而，当今学术界的悲哀又恰恰在于，在学术研究和出版如此红火，研究专家层出不穷的今天，真正发人深思的思想却并不多见。面临这种追求学术与思想的两难，《政治世界的思想者》（以下简称《政》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启示，如何才能达到学术与思想的相得益彰。《政》书中的27篇论文虽然内容广泛，涉及古今中西，但贯穿作者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何为政治”的问题。作者在自序中对古今中西政治含义的演变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在中国古代的儒家政治中，政者正也，“政道就是公道，公道也是天道”。在西方古典政治哲学家柏拉图那里，政治有关城邦正义与灵魂的德性。奠定西方近代政治理解基调的是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洛克，“他们将政治理解为攫取利益和保障利益的工具，并从理论上将欲望和利益合法化并绝对化，使其成为人生的根本目的”。在此基础上，韦伯的价值无涉更加凸显了现代政治的非政治化和虚无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构成了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主流。海德格尔、阿伦特、施特劳斯、施密特、欧克肖特、哈贝马斯等思想家从各个角度展开了对现代性的批判。而对于现代中国政治而言，“现代中国的政治理解，就是西方现代的政治理解”。现代西方政治观念如何影响中国，如何在中国生根发芽？作者探讨了现代中国政治中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以及五四以来从教化到启蒙的转化。

　　综观全书，作者思考的核心问题是现代性对中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有关黑格尔与海德格尔政治哲学的研究最见作者的功底。关于黑格尔与启蒙的论述，阐释了黑格尔思想中有关启蒙的内在张力。对黑格尔有关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思想深刻的剖析，则是对当今中国宣扬“市民社会的神话”人士的嘲讽和警戒。

　　关于海德格尔政治哲学的两篇文章从海德格尔的思想本身探讨了思想与政治行动的关联。作者抛开了意识形态层面的因素，揭示出海德格尔所处的德国精神危机必然是欧洲精神的危机。海德格尔试图追溯到古希腊精神的源头，揭示前苏格拉底哲学不同于西方形而上学的精神底蕴，寻求一种不同于西方形而上学的“世界天命”。而关于海德格尔的政治立场，作者认为除了海德格尔个人人格和品性的原因外，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至关重要，在海德格尔的背后折射出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哲学与政治的断裂，海德格尔通过呼唤精神和精神使命，将国家社会主义精神化与合法化。这种判断使我们想起施特劳斯在《德意志虚无主义》中的判断，尽管施特劳斯言辞颇为激烈，却重复了尼采关于虚无主义的深刻洞见，政治上的虚无主义与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哲学传统有着隐秘的联系。

　　卡尔·施密特、列奥·施特劳斯和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作者对他们的政治哲学进行了介绍，以期引起国内对现代性问题的深入反思。通过考察哈贝马斯对全球化政治的思考，作者对哈贝马斯普世主义的理想立场给予了尖锐的批判，尤其在那篇《哈贝马斯和帝国主义》中，作者以犀利的笔调抨击了哈贝马斯对科索沃战争的支持，揭示了持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在全世界推行自由民主人权的政治用意。

　　现代性如何影响中国政治？整本书的考察都立足于在思想源流上理清现代中国怎样接受西方现代的政治观念。作者对中国启蒙运动的看法体现在探讨中国政治文化起源的文章《从教化到启蒙》中。作者对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文化提出了批评，尤其是“救亡压倒一切”的呼声使现代性的声音压倒一切。这种缺乏根本反思批判精神的启蒙声音导致了中国现代启蒙思想者对西方现代性的缺乏反思的接受。作者考察了中国现代的种种政治思想，如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作者并不否认中国现代化之路，而是认为现代政治不应该是工具理性主导的功利政治。作者并不否认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而是认为现代中国的政治不能缺少社会公正。作者并非完全否定启蒙思想的理性，而是主张要对中国所接受的西方近代启蒙理性进行批判的思考。

　　作者本人在重新反思中国政治传统的方向上不断努力。近年来作者致力于儒家经典著作《论语》、《大学》的研读和讲授。作者提出的深层问题在于，儒家教化政治的传统如何在中国政治中发挥作用，如何走向衰微？从教化到启蒙的变化并不仅仅受到西方近代启蒙思潮的影响，中国自身的政治传统绝非是固定不变，而是经历了诸多内生的变化。深入探讨中国古典政治思想传统的变化，是当今政治思想与政治哲学研究的迫切任务。

　　(《政治世界的思想者》，张汝伦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