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鲁迅传》之后，吴中杰教授又推出了他鲁迅研究系列的另一部力作《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读完这部40余万字的厚重著作，我们感到一种令人震撼、甚至窒息的沉重。

　　《鲁迅后传》第一个鲜明特点是立意高明。作者没有选取“围绕着鲁迅本人的是是非非，截然不同的评价”这种表面热闹、吸引眼球的写法，而是立足于弘扬鲁迅的文学传统，选择了六位抬棺人来作为《鲁迅后传》的写作材料，期待由此“更能透视出鲁迅死后的命运”。我们认为，这个立意深得鲁迅精神的精髓。该书选择了六位抬棺人———萧军、胡风、巴金、黄源、聂绀弩，再加上鲁迅丧事的幕后总策划冯雪峰———作为《后传》的传主，描述他们充满艰险的遭遇和苦难的命运，实际上这也就是描述了鲁迅文学事业接班人、继承人的遭遇和命运，因此，完全可以作为鲁迅后传来看。

　　全书大部分的篇幅，是集中描写鲁迅过世之后，这六位抬棺人所走的文学道路和他们的人生境遇。因为六位传主之所以会先后受到政治打击和迫害，大多都与坚持鲁迅开创的文学现实主义道路有关。这里的现实主义“当然是指面向真实的现实主义精神，而不是文艺思潮史上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深恶那种假话、空话连篇的载道文学，把‘真’看得重于一切。鲁迅要求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它的血和肉来”。鲁迅文学传统的真谛就集中于此，六位传主的悲剧经历始终也系于此。

　　其次，该书对六位传主人生经历的描写，紧紧围绕着捍卫、弘扬还是反对、压制鲁迅文学传统这条主线。虽然每人的具体经历、事件各各不同，但作者发现，按此主线的眼光来审视，六位传主的人生经历又大同小异，大体都可分为三个阶段：1、鲁迅在世时与鲁迅的交往和受到鲁迅现实主义精神的深刻影响；2、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继承、发扬鲁迅文学传统的风雨历程；3、新中国前17年在极左路线下由于坚持鲁迅传统而受到无情的政治打击，“文革”中更是受到文化专制主义严酷的迫害，直到新时期才重见天日。这些鲁迅抬棺人无一例外的悲剧命运使人不由得发出这样揪心的追问：捍卫和弘扬鲁迅先生开创的文学传统之路为什么如此艰难、如此荆棘丛生？！

　　对此，该书以大量无可辩驳的史实作出了回答：就因为他们始终面对着一种掌握着权力的反对鲁迅精神的强大政治力量。该书将传主们归为“鲁迅派”，对立面则是打着鲁迅旗号、实际上根本违背鲁迅现实主义精神的反鲁迅派。这两派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分歧、矛盾和斗争，贯穿于“五四”以来直到“文革”的全部历史，是革命文学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阵营内部两条文学道路、两种思想路线斗争的一个缩影。然而，不幸的是，它们最终都被上升为政治斗争，作为鲁迅派代表人物的六位传主先后都被政治上批判、打倒乃至陷入囹圄、蒙冤受屈。这样，本书在为六位传主树碑立传的同时，实际上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曲折发展的历史。

　　再次，该书对六位传主的不同性格、气质、风貌从多方面展开精心的描写，使他们每个人都以鲜明、生动的个性呈现在读者面前。比如萧军，本书选取了一系列重要事件来展现其性格的核心是天不怕地不怕、事事独立思考、敢说敢做、不愿受任何束缚的男子汉气质，作者为他立传的标题“一个独立不羁的作家”非常贴切地概括了这种性格。其他如胡风执着于信念、九死而无悔的韧性战斗精神；冯雪峰既有理想主义又有实干精神，政治上有大胸襟但心地善良、容易轻信的性格；等等，也都写得生动传神，读后如见其人。

　　笔者认为，该书的最大特色是，对传主的悲剧经历不仅仅停留在作客观的叙述，而是夹叙夹议，叙中有议，通过议论来表达作者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鲜明地体现了捍卫鲁迅文学传统的立场，爱憎分明，有理有据，鞭辟入里，痛快淋漓。比如，在概括六位传主无论有多坚强的个性，都无法逃脱共同遭遇政治悲剧的命运时，作者深刻指出：“他们的悲惨遭遇，实在并非偶然。因为鲁迅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反对‘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提倡文学的真实性和批判性，反对‘瞒和骗’的文艺；而且，他早就看到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却决不屈从于政治。这几位抬棺人沿着鲁迅的道路前进，继承他的文学事业，怎能不在政治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呢？”再如写冯雪峰在全国解放以后，负责鲁迅著作出版事务，他想要尽量出得全，但是周扬等人由于怕鲁迅批评他们的文字也被收入，因而竭力阻扰，对此，作者以调侃的口气评论道：“鲁迅研究在那时虽然是个热门课题，但长期以来却也是个敏感区域，一不小心，就会踩入雷区。”这样精彩的议论在全书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这种分析评论成为整个《后传》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增添了该书的深度和厚度。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1.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