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转“红轮”》
　　 作者：金雁 著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9月版
　　定价：68.00

　　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故事起于彼得，也应当终于彼得。有意思的是，《倒转“红轮”》这本书在时间序列上，却倒着走，起于索尔仁尼琴，终于彼得。

　　这样的论题组织方式，可见作者匠心所在。作者是希望通过一系列的问题，给读者慢慢解答谜团。历史的线性时间，仍是这本思想史著作的纵向坐标，只不过，它是倒着陈列的。

　　谁是俄罗斯知识分子？

　　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一书中，下过一个著名的定义。他说，在俄罗斯，只有对政权不断进行批判的，才有资格称知识分子。他将俄罗斯第一个知识分子的荣誉，给了18世纪晚期的政治批评家拉吉舍夫。后者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一书对沙皇治下农村的衰败，表示了强烈的愤懑。拉吉舍夫最终死在了流亡地。

　　俄罗斯知识界对同行下的定义，也为外部的评论者所认同。以赛亚·伯林独具个人写作魅力的《俄国思想家》对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描述，大致也不外乎此，别林斯基尖锐犀利，赫尔岑宽厚深沉，民粹派彷徨无助，民意党人鲁莽灭裂，如此等等。但总的来说，他们在俄罗斯并不清晰的政治谱系上，有一个共识是能达成的：不与沙皇政权合作。

　　俄罗斯知识分子爱捣蛋。这种行为模式，当然与知识分子思考问题的方式有关，但更深刻的动因是什么？这是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开篇指出问题。

　　金雁过去的著述，集中在欧东转轨、俄罗斯农村公社改革问题上，涉及知识分子议题的，是关于路标派问题的几篇论文，并不算多。从方法上来说，金雁之前的研究，偏重历史与社会学。所以，这本思想史的新著，注定带有很强的历史学风格。

　　这从金雁的提问方式上，就看出不一般。金雁在本书的开篇，就提了十几个问题，每一个问题的答案，似乎都难以在思想史的范畴中获得解答。当然，最有意思的，还是知识分子问题。中国关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论述很多，很多往往流于表面化的颂扬与批评，却始终难以理解为什么俄罗斯知识分子“走极端”。

　　看起来，俄罗斯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特点，并不是下定义，或者总结性格特征，就能讲清楚。这个一直为人忽视问题根源何在？金雁这本新书，提供了对此一问题的一种探索。

　　知识分子“往回看”

　　金雁选取分析的第一个俄罗斯知识分子，是索尔仁尼琴。

　　索尔仁尼琴是个难以理解的人物。关键并不在于他反抗苏联，而在于他作为流亡者，同样对西方世界乃至叶利钦改革不满。

　　1974年，索尔仁尼琴流亡，同时《古拉格群岛》出版，名动天下，成为《时代》杂志封面人物，甚至整个西方将其表彰为自由斗士、苏联的掘墓人。对此，索尔仁尼琴的答复是什么呢？1978年，索尔仁尼琴受邀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索氏语出惊人，他称西方文化“虚弱而堕落”、欧美民主并不是“普世价值”。看来，冷战另一极显然是误会了索尔仁尼琴的“投怀送抱”。

　　上世纪九十年代索尔仁尼琴归国之后，对叶利钦推行的改革也大为不满，并且处处讲些政治不正确的话。对于苏联的“四分五裂”，他大为不满，抱怨现在“俄罗斯人”处处受欺负；对于俄国传统，他忧心忡忡，声称“俄罗斯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传统”；对于东正教，则担心“外来宗教冲击”，甚至还出了本仅印行了5000册的完全不合时宜的政论集《倾塌的俄罗斯》。对此，有俄罗斯评论家不无讽刺地说，“索尔仁尼琴应该老老实实生活在奥林匹斯之巅”，言外之意是索氏归国之后发表的一系列言论都是蠢话。

　　当然，索尔仁尼琴并非完全不可理解。索尔仁尼琴的后半生，他一直在写一本非小说、非历史的超大规模的鸿篇巨著《红轮》（全书二十集，超过一千万字）。“红轮”的意思，是指出1917年俄国大革命。

　　1917年俄国革命，并非只有一场，按照时间序列，可以分为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苏联解体之后，批判的矛头，往往指向十月革命而肯定二月革命。

　　不过，索尔仁尼琴与转轨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完全南辕北辙，他写“红轮”，要清算的，也包括二月革命。按照索尔仁尼琴的理解，整个的彼得大帝以来的俄罗斯传统，全部有问题。

　　在一个拍摄于上世纪90年代的纪录片中，索尔仁尼琴絮絮叨叨，批判的矛头几乎指向所有现代的东西，从政治到生活，甚至城市规模，他都大发宏论，认为全都中了西方文明的毒，已经坏到无可救药了。

　　索尔仁尼琴“往回看”，就要有一个“理想国”，他要的，是彼得大帝（1672─1725）与尼康大牧首（1605-1681）之前的俄罗斯传统。

　　彼得大帝与尼康有什么错？

　　彼得大帝的圣旨

　　非独索尔仁尼琴，彼得之后的俄罗斯知识界，都爱将问题引向他。彼得干了一桩重开新天地的大事。

　　彼得大帝发现，尽管俄罗斯地大物博，但他所继承的，不过是一张白纸。彼得在白纸上写了两个字：欧洲。圣旨传了下去，并被粗暴且强有力地执行了。

　　这个故事引发的最引人瞩目的辩论，来自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化界的西化派与斯拉夫之争。这场争论的范围，遍及俄罗斯社会的各个领域，胡子、服饰、语言文化、文学创作、首都乃至于政治体制问题，两派都各有见解。

　　今天，这场东方与西方、激进与保守的争论，早就烟消云散了。留给世界读者最直观的印象，大概就是屠格涅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纷争，两者不仅在文体上大为不同，更在小说中与交往中发生激烈舌战。

　　帝俄时代，文化生产受到高度控制。政治上的思考与辩论没有公开的生存空间，从而使得文艺作品中担负起了政治讨论与社会关怀的重任。正是这个原因，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作家，都几乎在小说中唇枪舌剑，大讲政治、信仰、民生乃至于国家前途问题。

　　奇怪的是，这些埋藏在小说中的核心辩论，都和彼得的政策有一定历史承续关系。十九世纪，是俄罗斯的启蒙时代，启蒙克复专制，文明胜于野蛮，进步战胜落后，这看起来几乎是不刊之论。广义上的斯拉夫派，是文章上的赢家（阿克萨科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属此阵营），却是政治与社会实践中的输家。十九世纪俄罗斯历史的每一个进程，似乎都在按照彼得的方式推进。最终，催生了高度仿效欧洲先进政体、或者按照欧洲思想家设计的1917年的两场革命。

　　对于彼得在圣旨上写“欧洲”两字，思想史争论中，对这位大帝的做法，大抵就是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但彼得改革的故事，本身没那么简单。

　　彼得迫使俄罗斯迈向近代资本主义，接受西欧式的服装、礼仪乃至于文教语言体系。而这些措施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彼得通过官僚化手段。彼得之前，俄罗斯土地贵族，同时也是政治世家，经过彼得改革之后，官僚由中央选派指定，土地贵族的进身之阶，就只有依附于皇权，失去了原本的政治力量。

　　国家机器官僚化，这是彼得政治改革中最为核心的部分。皇权主导改革，通过现代化的官僚政治系统，更进一步强化皇权。
　　“封建”一词的原初意义，是贵族制下“封土建国”，欧洲列国漫长的封建史，大多符合这一定义。在这个意义上，沙皇彼得也在反封建，并且要用资本主义手段来驯服封建土地贵族。和整个欧洲现代的轨迹一致，俄罗斯帝国的形成，也经历了三个形态，从邦国（基辅罗斯时代零散的斯拉夫公国）到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等级君国（土地贵族与君主联合执政时代），最终，彼得完成了第三步，把君国变成了帝国（独裁君主制下的多民族国家）。

　　彼得改革的第一个伏笔，是皇权固然得到加强，却得罪了土地贵族。贵族知识分子的来源，也就并非没有缘由。在整个十九世纪与沙皇政权进行政治对抗中，充当急先锋的，就是出自贵族的知识分子。社会身份背景与思想行动，并不能简单画等号，但彼得及历任沙皇加强皇权的集权改革中，却塑造并培养出了皇权的对立面——贵族反对派。

　　难以驯服的异端

　　以强化皇权为核心的官僚体制改革，碰上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强化国家对于宗教的管理。

　　东正教并不是俄罗斯的本土宗教。俄罗斯于1988年接受东正教为国教，1453年东正教大牧首所在地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攻克，东正教世界的中心，就转移到了莫斯科。随后，莫斯科提出了第三罗马论，“第一罗马已灭亡，第二罗马君士坦丁堡已为野蛮人攻灭，第三罗马莫斯科，将永远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中心”。这个教权中心的理论的提出，直接为俄罗斯的领土扩张提供了文化上的合法性论述。

　　但东正教世界中心的转移，并不能代表东正教世界的统一。俄罗斯东正教，混杂着地方化的多神教、因典籍翻译产生的礼仪不一，等等一系列问题，始终困扰东正教的统一。

　　尼康大牧首（1605-1681）强力推行正统派（三个手指画十字）的宗教改革，驱逐、流放旧礼仪派（两个手指画十字）。尼康更为野心勃勃的是，他不仅要统一东正教，还要将教权置于皇权之上。而沙皇阿里克谢在1666年尼康改革成功之际，就流放了尼康，将教权置入皇权之下。彼得更进一步，设立宗教事务管理局，将东正教用行政手段加以管理。彼得用“恺撒主义”，将教权与皇权合一，用绝对君主制一揽子解决了俄罗斯帝国的治理问题。

　　但问题是，异端仍然存在，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千万人。正统派称这批异端为分裂派教徒，分裂派教徒在俄罗斯历史上，长期被边缘化，于是，他们也成为反沙皇的急先锋。金雁在本书第二章中，举证了分裂派教徒资助布尔什维克的历史。

　　1994年，流亡海外二十年的索尔仁尼琴高调回国，其中一个重要的活动，是去祭奠分裂派受难圣徒阿瓦库姆。索尔仁尼琴不是分裂派教徒，他重视的，应是分裂派教徒不懈抗争的精神之力。尼康之后的两百余年，无论精神上还是物质上，分裂派教徒始终在给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反叛提供资助。


　　来源：《新京报》2012-10-20 02:3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