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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人士话出版改革

记者陈斌

2004-03-22 16:58:17 来源：

　编者按 温家宝总理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积极推动文化体改革和机制创新，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发展。两会期间，记者围绕温总理报告的这一精神，就出版产业改革的话题，采访了有关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访谈内容在此一并刊出，以飨读者。

　强化体制创新　加速集团发展
　杨牧之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出版集团党组书记、管委会主任，新华发行集团总公司董事长，两家单位均为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颇感责任之重大，改革任务之紧迫，决心乘人大二次会议东风，大力推动改革前进。

　今年全国人大会议，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文化建设讲得非常具体，讲到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讲到完善文化产业政策，讲到制定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讲到实施精品战略，讲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发展。这是温总理从政府的角度对文化体制改革作出的部署，这不是一般的号召，而是必须完成的任务。我们中国出版集团作为中央确定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深感肩负使命，责任重大。我们要认真学习和领会温总理报告的精神，增强改革试点的紧迫感，加大改革力度，加速改革进程。
　温总理在报告中强调，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发展是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从国际趋势看，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美国、德国；英国、日本、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以美国为例，它推出了许多促进本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其文化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和在全国出口中所占份额不断上升。其影视和音像制品不断发展，已经成为超过航天航空业的第一大出口产品。美国电影大片畅销全世界，就连号称电影事业非常发达的意大利，放映美国大片的时间都占了电影总放映时间的90％。法国尽管不断抵制美国文化的侵入，放映美国大片的时间仍旧占了电影总放映时间的60％。这表明，美国文化不但在国内快速发展，在经济上成为支柱性产业，而且大力推向世界，占领国际市场。这种文化的输出，实际上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输出。如果我国放映美国大片的影院，像麦当劳、肯德基那样遍布全国，那就将对我国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严重影响。这就是说，文化作为产业不但会产生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还会带来影响巨大的意识形态后果和价值观后果。从国内背景看，我国的文化产业由于体制、机制上的严重制约，发展不快。现在中央下决心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创新机制，这将会大大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我们作为试点单位，透过国际趋势和国内背景，更能加深对温总理报告中有关论述的重大意义的认识。
　中国出版集团成立近两年来取得了一些进展。2003年中国出版集团共生产各类出版物8358种，同比增长55．4％；定价总码洋22．82亿元，同比增长35．6％；平均再版率49．2％，同比提高13个百分点，实现利润总额1．83亿元，同比增长7．4％。但是离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和一些兄弟出版集团、发行集团改革的近展也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加快发展。
　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积极推动文化体制改革，我作为试点单位的一员既感到责任重大，更感到紧迫的压力。会后，中国出版集团将尽快召开有关人士会议，根据中办21号文件和国办105号文件精神，抓紧制定、完善有关方案。文化体制改革首要的是要实行体制创新，中国出版集团将实施整体转制，要在授权经营、资产处置、财政税收、投资融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方面制定实施细则，用好配套政策，解决实际问题。这次转制涉及面广、政策性强、要求高、任务重，要精心组织，正确调整和处理多种利益关系，切实维护好职工的合法权益。要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化解矛盾，维护大局，确保集团改革和日常工作的顺利进行，实现平稳过渡。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发展。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一良好机遇，抓住文化体制改革这一历史契机，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转变体制，创新机制，强化管理，加快集团改革发展的步伐，在新的一年里使集团取得突破性、实质性进展，以不辜负党中央、国务院的期望。

　发展出版产业要破几大难题
　于友先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原新闻出版署署长，从事出版工作30年，参与制订了我国出版改革的许多重要决策，对发展出版产业，出版社转制要破解的几大难题，见解深刻。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积极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加大对公益性文化事业扶持力度，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发展。这里每一句话都是一个重大课题。我感到几年来出版业最困惑的问题现在比较好地解决了，这就是把文化、出版分为公益性和经营性两部分，按不同的途径来发展。
　发展经营性出版产业，要把一批出版社改制为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需要破解几大难题：
　一是书号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照现代企业制度，一般企业要生产什么，怎么生产，什么时候生产，只要按工商部门规定的项目，合法经营就行，这是企业内部的事情。但出版业不同，因为它有意识形态属性，出什么书要有书号。书号是国家出版管理部门按一个编辑每年5个书号配额发给的。出版社改为企业后如果有一大批好书要出，又没有书号，岂不抑制发展了?当初限制书号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现在书号问题怎么解决，应该有个明确的说法。而且书号配额发放也导致一批出版社不思进取，靠卖书号或变相卖书号生存，这不但使国家税收流失，也给腐败者留下可乘之机。
　二是重大选题申报问题。现在重大选题需要申报审批，审批就要有一定的程序，花一定的时间，这在市场竞争中就可能使出版企业坐失良机，影响生产效率。而处在市场经济前沿的出版人和坐在办公室里批书号批选题的人，可能对一些选题的认识并不一致。过去有的书从专业分工考虑，从总量宏观调控考虑，不一定让一些出版社出。但如果出版社企业化了，某些书让谁出就应该看谁在市场中竞争得好，再按出书范围审批重大选题就不一定适宜，这也可能给出版企业之间的竞争带来不公平：有的社能把某些书出好，却不批准它出；有的社准许它出某些书，却不一定能把书出好。这个问题要解决。
　三是融资问题。现在资金是制约出版社做大做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在经济领域国有企业的融资渠道已基本畅通，而在出版领域还有诸多限制。比如过去出版领域融资对业内业外，只限于业内；对国有民营，只限于国有；对国内国外，只限于国内。现在虽然印刷业、发行业融资已不受限制，但对出版社融资还有限制，而作为转制后的企业就不应该再限制其融资渠道。而且实际上一些出版社和报刊社早已和外资合作了。据我了解实际上一些外资参与合作后也不会影响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进外资能促使出版社更快地发展，外资方也不愿意出版社出坏书，那对它也没有好处。因此我们要正视这个现实，研究如何使其合理合法，解决融资问题。
　四是民营书业的待遇问题。民营书业作为一种非国有经济是我国出版业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支重要力量现在已刁；仅仅限于图书销售上，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全国涉足选题策划、编辑出版环节的文化工作室、文化公司不低于2000家，这相当于我国现有图书出版社的3．4倍。现在一些文化工作室、文化公司与出版社的合作已达到很深的层次，从选题到制作，从投资到营销，有的出版社现在是靠着文化工作室、文化公司、书商在维持生存。现在每年北京图书订货会前的二渠道订货会很大一个内容就是出版社和书商在一起商量买卖选题。现在有的文化工作室、书商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已挂出出版社编辑部、办事处、营销部的牌子，它们出书更方便了、合法了。对民营书业发展中的这一现状，我们要正视它，要解决这一现实问题。
　五是用人机制问题。现在一些出版社包袱越背越重，有的出版社一个人养活两个人，在职人员中还有通过各种关系进来的，有能力的和没有能力的都有，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要采取新的用人机制。且不说招揽新的人才，就是把有用的人才留住现在对一些出版单位都是大的难题。首先用政策留住现有人才，不让其跳槽，其次用政策吸引新的有用人才，一些出版社现在还具备这种自主的用人机制和政策。要转制这也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我从事出版工作30年，我感到现在是出版业最好的战略机遇期，是繁荣出版、发展出版最好的机遇期，我们应紧紧抓住这一机遇。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发展出版产业，出版社转制，除了要破解上述几大难题，我建议：
　一是要保持出版领域已有的优惠政策。我们现在面临着国外出版企业要进来，而我国出版业当前的实力与国外出版业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我们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争取能加快发展，做强做大，所以保持已有的优惠政策是必要的，这有助于增强我国出版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二是争取对一些重大出版工程的投入。现在一些有影响的重大出版工程是需要一定先期投入的，而由一家出版社来承担就比较困难。对这些重大出版工程要争取投入，以保证高质量地出好这些书。
　三是要设立出版发展基金，对有创新价值和文化积累价值，而又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出版项目应该给予补贴，这对鼓励出好书十分重要。
　四是重视两岸四地出版领域的交流合作，要加强信息沟通和专业研讨、培训，扩大合作范围。要制定相应的行规共同遵守，促进两岸出版交流和版权贸易的良性发展。

　主动转制争取先机
　汪继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出版集团理事长、科学出版社社长，作为中央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的掌门人，对面临的转制深有感触。

　中央对文化体制改革高度重视，现在重要的是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如何摸索经验，并在全国推广。文化体制改革关键是要在体制上取得突破。在过去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体制下，出版社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微观市场竞争主体，现在的文化体制改革重点就是要塑造微观市场竞争主体，在此基础上形成我国的出版产业。
　中国科学出版集团是2000年经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组建的第一批试点集团，去年又被中央确定为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集团组建三年来的状况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一是有进步，成绩不小；集团的成立促进了发展，三年来集团的产值翻了一番，达到12亿。二是有探索，问题不少；三年中我们每年均制定转制方案，并先后和几家部委出版社接触，探索实行重组，但由于体制的制约均未有结果。三是有希望，需要推动；我们是第一批试点集团中惟一的一家以出版科技图书为主的集团，而且是部委主管的集团。集团的目标是要发展成为两个中心，即：国外优秀科技成果的引进中心和国内优秀科技成果的发布中心，如能实现这个目标，无论是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出版社本身的发展，还是对促进社会进步都会起到积极作用，这个试点集团有特殊意义，是有希望的。但三年来，作为试点集团我们还未享受到有关优惠政策，这就需要推动，进一步落实相关政策。当然国务院105号文件的下达，使我们看到了希望。
　中国科学出版集团是一个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集团，但没有以资本为纽带，实践证明这是组合不到一起的，必须以资本为纽带，必须进行体制上的创新。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只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适应一段时间，而要实现更高的目标，融入国际社会，成为一种产业，特别是要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支柱，就必须进行体制创新。体制创新首先要把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转制为“四自”的市场竞争主体，这难度很大。因为计划经济实行那么长时间，人的观念、现行机制的转变都不是轻而易举的，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大量的人员负担都要由转制后的企业来背。国家提供优惠政策和支持，就是为了建立新的体制和新的机制。
　中国科学出版集团不是被推着变革，而是自己要求变革，要求从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这是因为我们认为现在的体制已经在几个方面制约了出版社的发展，这包括在出书范围上的制约，在出版资源重组上的制约，在资本运作上的制约，在激励机制上的制约，在企业自身经营上的制约，因此我们寻求在体制上要有新突破。转制要解决的两个基本问题是：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了，建立了一个新型的体制，中国出版业就将有一个很大的改善。创新中体制创新是根本，只有体制创新后才会有机制等一系列创新。不同的体制会有不同的政策、不同的运行机制和不同的赢利模式。
　转制就意味着人的身份的转变，从单位人变为社会人，对转制中的复杂程度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其中有大量的思想工作要做，要使广大干部群众感到转制后能促进发展，日子比现在过得好，大家才有信心，才拥护转制。否则他们认为转制后会在海里淹死，那就不会拥护转制。
　我们要求转制更多地是想争取一定的先机，争取超前发展机遇，这是我们进行转制的推动力。不同类型的出版有不同的发展模式，科学出版集团要在科学(S)、技术(T)、医学(M)、教育(E)、文化(C)这几大门类上形成自己的特色，即按SIMEC这样一种结构来发展，国际上一些大传媒集团也是按这种结构发展的。专业出版实际上是传播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是没有国界的。我们要利用两个市场、两个资源进行重组，同时利用试点的优势，和国际上大的传媒集团、专业出版集团进行合作、合资，以使集团具有国外优秀科技成果引进中心和国内优秀科技成果发布中心两种功能来构架新的机制，构架出版资源。在此基础上，肯定要借鉴国外的资源，借鉴国际上现代化的手段和先进的运作、发展模式，甚至包括引进一些人才。国际上大的出版集团、传媒集团并不是靠自身的滚动发展起来的，而是靠资本运作，不断地兼并、资源的不断重组发展起来的。如果我们在体制创新上迈出坚实的一步，形成一批真正面向国内、国际市场的微观竞争主体，很可能在若干年后也会从产品运作向资本运作过渡，将会出现国内、国际出版资源的重组，使国际出版和国内出版融于一体，真正使中国出版业走向国际。
　为了使文化体制改革顺利推进，我建议，一是成立国有文化资产的管理机构，授权其管理全国的文化经营性资产，以有利于实现出版资源的战略性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二是加大对文化体制改革和转制企业的宣传，从出书范围、税收、打破地方壁垒等几方面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三是在集团化和转制过程中，在市场机制还不成熟时，应加大政府推动的力度。
　我们作为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正努力实践，克服以往没有资产关系的松散联盟的不足，真正建立以资产为纽带以整合国内外两个市场、两个资源为目标的集团化格局，为中国出版业的改革探索经验。

　塑造一批市场法人主体
　陈夷茁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局长，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综合性试点地区的文化官员对发展文化产业多有思考，本次人大会期间，她共提出13个议案(其中人大立案8件)10项建议，成为少有的议案大户。

　这次文化体制改革，重庆是西部唯一的一个省级试点地区。
　重庆的新闻出版改革行动比较早。从1997年第四季度我们参加新闻出版署在湖南长沙召开的改革研讨会后，就开始抓发行集团的改革，经过半年的调查研究，制定方案，开展统一思想大讨论，1998年4月30日市政府正式批复，对重庆市三个主要国有发行单位实行人员、机构、资产、业务四个重组，组建重庆新华书店集团。当时我们讲“狼”要来了，要通过资源整合，消除内部竞争，把国有发行渠道统一起来做强做大，统一对外，那时一些职工还不理解。而经过6年后，新华书店的年销售收入从成立集团前的9亿元，到去年增长到15亿元，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率达100％以上，职工的收入也不断提高。现在可以说99％以上的职工都拥护这一改革。
　重庆电脑报社在全国也是比较有名的。2001年报社搞了编辑部门和经营部门两分开，把经营部门改组为一个股份制公司，当年报社净资产是8700万元，到去年增长为1．8亿元。
　这两个例子说明改革是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也是符合文化事业繁荣、文化产业发展要求的。这次中央把重庆作为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地区，重庆新闻出版系统的职工都十分拥护，认为是非改不可。
　这次改革的方向更加明确，不光是对一些重点单位的市场法人主体的塑造，而是包括书报刊、电子音像各出版单位和印刷、复制、发行单位，即把改革在全行业的面上推开，要塑造一大批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市场法人主体，也包括把一批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这其中会涉及到在旧的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利益格局，涉及到干部职工的一些切身利益。但这次改革也是配套进行的，即除了抓微观这一环节，在宏观领域的改革也要跟上。作为地区改革，包括几个环节，除了微观主体的塑造外，政府部门要转换职能，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要依法行政。《行政许可法》7月1日就要正式实施了，政府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行事，比如要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在发行上要对任何资本实行国民待遇；要为所有经营单位服好务，不分国有非国有，不分原来是直属单位还是非直属单位。
　还要进一步发挥中介组织和行业协会的作用，这个行业协会不应该是政府的附庸，而应该是真正体现了经营者利益和行为规范、自律的组织。今后政府将把一些服务性职能交给中介组织，行业管理也可依靠行业组织，加强行业自律，保证健康有序发展，制止恶性竞争。企事业单位也要依法经营。
　政府部门要加强市场监督，把握好市场准入，这包括两方面，一是企业的准入，二是产品的准入。要加强扫黄打非和版权保护，这是对企业能够健康发展的环境塑造。
　改革是为了促进文化事业的繁荣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使其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产业如不能做强做大，就不能保证文化安全。出版业是新兴产业、智力高度集中的产业。我国商品贸易许多年来都是顺差，但出版物是逆差，而且高达10倍以上，不能适应我国经济的发展。这次人代会上，代表们更多地讨论的是增长方式的转变，现在我国的GDP占全世界GDP的4％左右，而我国的一些能源、原材料的消耗却占到全世界的百分之二三十，木材、水泥的消耗甚至占到30％到50％。这就说明我国的经济结构不合理，还是一个粗放的加工型的经济结构，科技含量高的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还不够高。新闻出版业是知识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能源的消耗，特别是其电子音像出版业、网络游戏业对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是很低的，它消耗最多的是智力，而智力是可以再生的，发展这个产业对我国经济转型是很重要的。新型的人才观也要求我们把一个人口大国变成一个人才资源大国。因此我感觉到这次文化体制改革中一个最重要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出版生产力，使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最近国务院出台了105号文件，如果把文件规定的政策用活用足用充分，就能极大地促进出版业的发展。
　这次的改革和过去的改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如果说过去的改革可能更多地集中在组建一些集团上，而这次在试点地区的改革就是全方位的，关键在体制创新。整个文化体制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这是个系统工程，要完整地推进。我们围绕几个方面来落实：
　已经组建的企业集团向规范化发展，把它真正塑造成一个混合所有制的市场法人主体，并争取上市。如重庆新华书店集团这几年实施的是三步改革，第一步是组建集团，整合资源；第二步是机制转换，实行三项制度改革；现在到了第三步体制转换，即把国有独资的发行企业经过股份制改革更多地吸纳社会资本以至境外资本，使其真正建立起法人治理结构；另一方面在资本运作上要争取上市。去年经我们局提出，该集团已获得国有资产授权经营，使其得以对全市新华书店的资产统一运作和管理，有了更大的资本运作的自主权，这对深化集团改革是关键的一步。集团在融资方面已与一些欲投资者进行接触，其中既有国内的，也有境外的。
　电脑报社作为全国改革试点单位将整体转制为企业，而且在吸纳社会资本方面放得较宽，并积极运作上市。
　印刷业的两个主体厂通过争得相关政策实行土地置换，加大技术改造的力度，减少不良资产，并通过股份制改革改造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
　复制业从1999年发展开始就避免单纯国有体制的弊端，走混合所有制的路子。新华多媒体公司是与台湾合资的股份制公司，几年来其利用双方优势，低成本扩张，发展势头很好。
　重庆出版社是一个具有书报刊、电子音像出版业务的综合大社，实力强，具有后发优势，今后将按集团模式来运作，时机成熟时挂牌转为重庆出版集团。
　局机关正加快职能转换步伐。重庆新闻出版局现在是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局，与系统内的各单位没有任何经济上的联系。将按《行政许可法》等法律的要求，进一步规范政府职能，转变作风，做好服务。我们的着眼点就是要更好地利用改革试点的有利时机和优惠政策，把全行业做强做大。

　加快组建专业出版集团
　王军伟：全国政协委员，高等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致力教育出版多年，倾心高教社的发展。

　这几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发展较快，出版码洋从2000年的8亿多发展到2003年的16亿，每年以两三个亿的速度增长，这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文化市场和教育出版市场的需求，同时也是这两年高教社实施两个战略的成果。
　一是实施集团化战略。这主要是体制创新，适应文化企业的需求，我们设了14个分社，如理工分社、职教分社、外语分社、文科分社等，每个分社都有三四个亿至四五亿的码洋。我们还和中山大学出版社、天津大学出版社、吉林大学出版社实施战略重组，进行集团化运作。我们出版社还直接派编辑去异地设工作室，并组建了一个中盘发行集团——蓝色畅想园。这些集团化的尝试效果都不错。
　二是实施精品战略。即适应文化企业和读者的需求，打造新的精品出版模式。比如搞立体化教材，搞教学包，搞教学整体改革方案。给教师提供的不单单是一种书，而是教学整体方案，同时也引进了一批国外优质的教学资源。这些新产品均有较好的市场。
　为了进一步加快出版社的发展，我建议：
　一是进一步加快组建专业出版集团的速度。高教社内部进行了集团化的一些初步尝试，但还不完全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加快组建专业出版集团希望新闻出版总署年内把组建专业出版集团的步子迈得快一些，使我们这种年产值近20亿的出版社，在今年内能享受出版集团的待遇，成为真正的专业出版集团，发展得更快一些。高教社是个非常好的新兴的朝阳企业，比如我分管的职教分社只有四五十人，年产值将近五六个亿，产值的比值是非常大的。但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走实质性的集团化道路。
　二是希望获得对国外教学资源直接的引进权。这样我们既可以减少中间环节，加快对书的引进速度，又可以降低引进成本，减轻读者负担。而现在我们引进图书要经过中图、教图，不但引进速度慢，而且要增加成本。
　三是希望加大打击盗版力度。现在盗版对我们出版社伤害太重，一年有两三个亿的盗版市场。现在我国扫黄打非的力量确实太弱，他们能够把政治上有问题的书和黄色读物制止住就不错了，像我们这种教学书被盗版很难顾及。希望新闻出版总署加大打非力度，保护一下我们这样的企业。

摘自：《中国图书商报》2004－03－19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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