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社涉足数字出版较早，在2000年时就与“书生”公司开始了合作，2006年后，我们又先后与方正、超星、番薯网等多家公司建立了业务合作关系。在2011年初，我社成立了“数字出版部”，专项负责我社的数字出版调研、利用与规划。

　　以小规模尝试为主
　　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在做两件事：一是基础工作，将2000年以前出版的图书整理成数字档案，并进行小规模经营性尝试，摸索数字出版的经营之道；二是关注业内数字化发展，了解和把握业内数字化的进程与走势，并在认真地分析、消化和吸收后，积极地通过论文、会议等形态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发出自己的声音。
　　虽然我社涉足数字出版较早，且近年来自身的经济实力有所发展，但纵观全行业，我社还处于发展阶段。从资源环境观察，我社也无法与其他高校出版社相比。因此，这一社情决定了我们在出版数字化方面要积极，更要谨慎。我认为，目前出版数字化还处于具有高风险、高投入的探索阶段，发展快速，但定型的模式几乎没有。

　　做好数字化基础工作
　　从理论上分析，大学社进行数字化建设似乎比地方社或中央部委社更为有利。因为大学社是集科研与教育于一身，又作为大学的部门之一，优势得天独厚。但是现实却不尽然，由于现行的条块分割式管理，大学的下属各部门各自承担的任务不同，结果是我社与外部沟通、交流多于内部，通常情况下同外部的沟通、交流不是带有政府或上级指令性背景，就是有着商业赢利背景。这就使作为大学中部门之一的出版社，处境较为尴尬：由于出版数字化的研究应是长期坚持、不断更新、更正的过程，而校内任何一个学院所提供的支持又很有限。所以，处于发展中的我社，并没有所谓的大学社进行数字化建设优势，我们与中小型出版社的情况基本相同。
　　出版数字化是行业的大势所趋，但是在其发展尚未成熟时，面临着一些问题，如资金问题。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搞出版数字化就像星球大战计划，没钱别搞，这是超级大社的游戏”。这种说法我同意一半，搞出版数字化的研发与应用确实需要资本。但是我不同意的另一半是，“没钱的”社仍有权关注，有权说出自己的观点、表明自己对游戏规则制定的态度。基于此，出版社要“沉着、冷静、关注”，做好力所能及的数字化基础工作，从心理和学术上不断进行沙盘作业与“演习”，时刻准备在条件许可时“参战”，这是应对“资金限制”情况没办法的最。　（采写/赵欣）

来源：《出版商务周报》2012年0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