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学者书写改革类图书各有优势，国内学者写改革类图书，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而国外学者涉及改革书写，他们特长主要表现在“世界经济、经济史和经济学原理的方面改革与研究”。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于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随着会期临近，全社会对三中全会的关注日渐升温。因为历次三中全会均对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重大问题作出了重要部署，所以此次会议也被寄予重望。展望改革，舆论和公众普遍关注包括行政体制、户籍制度、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国企改革、财税体制、金融改革、反腐倡廉、生态环 境等。

　　日前中国官方高层智囊机构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国研中心）首次向社会公开了其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交的“383”改革方案总报告全文，勾勒出一幅详尽的改革“路线图”。所谓“383”方案， 是指包含“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的中国新一轮改革路线图。此方案已形成名为《新一轮改革的战略和路径》的读本，并交 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全书于2013年11月初上市。目前该书已在实体书店和各大网店热销之中。不仅如此，各类与中国改革有关的出版物也引发了读者争抢购买 和阅读。换言之，不少读者喜欢从众多改革类出版物中把脉“未来中国”走向。人民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中国发展出版社等出版社的编辑接受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采访时都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他们都将会推出不少与改革有关的图书，值得社会各界期待。

　　新华网设“改革书目”栏目供读者阅读

　　10月28日，新华网制作的“迎接十八届三中全会”专题里，还专门开辟了“改革书目”栏目，可以让党政机构干部和广大读者有针对性地选择购买和阅读。

　　该“改革书目”栏目里的书单主要有：《为民·务实·清廉——做官做事做人60讲》（中国方正出版社2013年5月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读 本》（人民出版社2013年6月版）、《十论党的宗旨：重读〈为人民服务〉》（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版）、《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党建 读物出版社2013年6月版）、《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重要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7月版）、《群众路线大家谈》（华文出版社2013年5 月版）、《做群众最信服的党员》（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7月版）、《十八大前前后后》（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版）、《人民观：一个民族的品质》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版）、《民生为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年9月版）、《十年辉煌》（人民出版社2012年10月版）、《梦想· 机遇·改革——当代中国大局大势大事观察与思考》（新华出版社2013年11月版）……这些图书既有宏观解读，也有细节把脉，话题和内容直指当前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改革和转型，都是颇为难得的优秀读物。

　　找不到“天上掉下红利”的例子

　　“改革红利”和“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是一段时间来人们谈论最多的经济话题。进入2013年以来，人民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等及时的推出了相关的出版物，社会和市场都反映良好。

　　纵观30多年中国走过的路，绝大多数鲜亮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数据都源于前一个阶段的锐意改革，同时又构筑起下一阶段推动更艰巨复杂改革的重要基础。倘 若改革停滞，那就意味着挥霍掉了前一时期改革开放的“红利”，失去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客观上增加了未来改革的难度。因此，在当前改革处于“深水区”和 “攻坚区”的关键时期，系统研究“改革红利”、汇集了当今国内享有盛誉的19位学者（成思危、厉以宁、吴敬琏、林毅夫、高尚全、汪玉凯、熊澄宇、周瑞金、 杨伟民、常修泽、陈锡文、张卓元、郑立新、周小川、贾康、宋晓梧、迟福林、樊纲、彭森）意见和建议的《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 版），尤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价值。

　　在被称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的成思危看来，“制度创新是改革的红利之源”。因而，要深化改革主要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法治和人治、效率和公平、政府和市场、集权和分权四大关系。成思危认为，政府官员自由裁量权过大，就会集聚社会矛盾，并为一些腐败分子打开方便之门。例如，在征地和拆迁过程中，由于一些政府官员采用不守法（并非为国家利益而征地）、不讲理（征地和拆迁的补偿过低），不公开（补偿费用被层层克扣）的处理方式，往往造成政府与拆迁户之间的对立，影响社会稳定，造成国家和社会财产的损失。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他认为“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要相互配合，才能获得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政府调控是必需的，但要遵守市场规律。政府的作用就是反对利用垄断地位谋取不正当的利益，鼓励竞争。

　　当下国内外经济学界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中国发展到现在，红利已经用完了。”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这种认识是对改革红利的误读。素有国际视野的厉以宁在 比较世界各国的“发展优势和‘红利’的创造”时发现，发展中国家如果未认识到经济及时转型的必要性，只是留恋原有的“红利”或优势而不愿尽力转型，会造成 丧失继续发展经济的信心、实体经济领域投资者纷纷迁到起步较晚的后发国家、本国实体经济产业空心化三个方面恶果。

　　厉以宁特别提出，那些以各种红利的消失作为唱衰中国经济依据的论调是没有道理的，“要知道，发展优势和红利都是来自创造”。原有的资源红利和人口红利， 是这些年来中国改革开放顺利的基础，而如何形成新的资源红利和人口红利，则取决于未来改革的方向和举措。只有继续推进制度改革，改革的新动力才能形成，新的资源红利和人口红利也才能尽快确立。而新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改革红利对旧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改革红利的替代，都须依靠人们的努力——历史上找不 到“天上掉下红利”的例子。

　　据人民出版社相关负责人介绍，《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目前发行已有5万多册。另外经人民出版社授权，香港三联书店也在不久前正式推出了该书的繁体字版，并已在香港上市发行，主要是面向海外华文读者。

　　除了《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外，《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版）、《改革红利：十八大后转型与改革的五大趋势》（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2月版）也属于同类读物，它们也有不俗的社会和市场表现。

　　比较难得的还有华生的《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东方出版社2012年9月版），该书中分析指出，“中国改革的三个阶段：以经济改革带动整体改革，以社会改革带动全面改革，以政治改革带动整体改革。改革下一步，以社会改革带动全面改革。”

　　国内外学者书写改革类图书各有优势

　　谈到当下改革类读物在国内现状，中央编译出版社副编审邓永标用对比的方式向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介绍说，国内外学者书写改革类图书各有优势，国内学者写 改革类图书，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而国外学者涉及改革书写，他们特长主要表现在“世界经济、经济史和经济学原理的方面改革与研究”。

　　邓永标进一步指出，这类读物紧扣当下的议题和热点，以敏锐的视角和犀利的评论，廓清对于改革问题的认知。读者一般都乐于阅读。“它们往往都是以5000册起印，由于市场表现都不错，其中不少品种很快会再版。”

　　长期关注和策划改革类和经济类图书的中国发展出版社四编室主任宋东坡也与邓永标表达了相似的看法：包括宏观经济在内的各类改革方面的图书，市场表现一直以来都比较平稳，“毕竟当下是经济社会，经济和改革都是人们比较关注的话题”。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3/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