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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出版与浅出版谁将主导出版潮流——访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

2005-08-05 16:16:24 来源：

贺圣遂社长一直主张深度出版这一理念，并坚持把深度出版的理念付诸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所领导的复旦大学出版社在出版一流学术著作和大学精品教材方面形成特色和品牌效应，同时也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备受世人瞩目。贺社长是一位学者型的出版人，他于2003年被选为上海市编辑学会会长，2004年荣获上海出版人金奖，在出版业内享有较高的声誉。笔者曾就大学出版社角色的错位与回归问题请教过贺社长，曾领教过他雄辩的口才，严密的逻辑，并深深地被他精辟的见解所折服。深度出版观切中时弊，对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引领作用。因此，笔者冒昧地就深度出版的问题向贺社长讨教。

一、深度出版与浅出版

文心：贺社长，深度出版是您所一贯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在这方面也卓有成就。可还是有一些人对深度出版不十分理解，您能简单介绍一下深度出版的内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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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圣遂：我所主张的深度出版是指出版者要对读者进行文化引导，提高读者的精神境界，满足读者对审美及崇高情感的深层渴望，为他们提供高品质的、体现人文关怀的文化精神食粮。也就是要为读者提供高尚的、健康的、道德的、文明的、先进的、优秀的出版物。深度出版要求当代出版人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文心：您为什么要主张深度出版这一理念呢?

贺圣遂：我的深度出版观是针对浅出版现象提出的。所谓浅出版是指当前出版业为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出现的浅俗化甚至是低俗化的出版倾向。浅出版是迎合读者，满足读者浅层次的需要，而深度出版则是提升读者阅读层次，满足读者的深层精神需求。

文心：深度出版与学术出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贺圣遂：深度出版包括学术出版，但学术出版并不一定都是深度出版，具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文艺作品的出版及其他高文化含量图书的出版都属于深度出版的范畴。对于深度出版，具体到不同的出版社会有不同的表现，大学出版社是在服务教学科研的过程中实现服务社会的目标的，就我们大学出版社而言，深度出版主要表现为学术著作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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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度出版与浅出版谁是出版之本

文心：现代社会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生存竞争日趋激烈，现代人的精神苦闷日益加重，因此现代人更渴望休闲和娱乐，传媒娱乐化已成为世界性的发展潮流，在这样的大趋势下，您倡导深度出版是否有些不合时宜?

贺圣遂：或许有人会这么认为，但我觉得出版与其他媒体有所不同，出版的本质是传播、积累文化，出版人必须有自己的文化追求，出版物必须有深厚的文化含量。为了做大出版社，扩大规模效应，一些出版社降低自己的文化理想，不加选择地出版了大量文化品位不高、内容粗糙的图书。这虽然能满足一部分读者的一般阅读需要，但是却没有起到出版所应有的文化提升的目的。读者是上帝，我们的出版物必须满足读者需求，但读者的需求是多层次的，追求刺激、新奇等感观的快乐是浅层的，读者更深层的追求是提升自我，发展自我。现代人需要娱乐，但他们更需要心灵的滋养。精神苦闷、心理空虚的读者可能更需要的是精神提升，而不是娱乐休闲。通俗读物可以给人感官的快乐，但不能抚慰灵魂，永远安慰和滋润人灵魂的是深度出版物。在低俗出版物盛行于世之时，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出版人，必须坚守文化出版的阵地，必须对读者的精神健康负责，必须努力提升读者的精神文化素质。

我始终坚信文化是出版之根，知识和思想是图书的价值之源。而这深度出版的使命，我们不承担谁来承担?

文心：我觉得深度出版只是少数精英人物的事，广大的民众更需要的是娱乐休闲。

贺圣遂：你这种看法有些片面。19世纪末，俄国的民粹派知识分子认为平民是接受不了优秀文化的，但是俄国的著名出版人绥青却通过出版10万本托尔斯泰全集的普及本证明，即使是俄国最底层的平民照样热爱、需要并且看得懂优秀的文化图书；20世纪初，在鲁迅先生帮助下购买了《毁灭》、《铁流》两种优秀文化作品的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广大民众也有自己的文化追求，只不过我们应该努力找到使他们易于接受的方式。优秀学术文化的通俗化、大众化一直是我社与作者合作谋求的出版境界，例如，我社出版的南怀瑾先生的众多著作在读者中引起广泛的关注，至今为止，南先生的30多种著作累计销售已经上千万册，其中《论语别裁》荣登王府井新华书店图书销售排行榜的榜首，这充分说明广大民众对高层次的读物也是迫切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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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在计划经济时代，出版的教育功能曾被强化到了极致，改革开放以后，读者的自我意识觉醒，出版的娱乐、休闲功能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出版业也日益繁荣，您现在倡导提升读者，读者会买账吗?这是否是一种倒退?

贺圣遂：在计划经济时代强调的是出版的政治教化功能，而我所提倡的是强化出版的文化传播功能，两者是根本不同的。人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每一个人都需要不断提升自己，都需要从书本中汲取营养。我所说的提升读者，并不是要教训读者，而是要把优秀的读物提供给读者，让他们自己从中受益。

文心：目前，整个出版业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除人民出版社外，其他出版单位都正在或将要由事业单位转为企业，出版的产业属性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甚至有人认为出版社既然是企业，就应该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标，就应该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而您却一直在强调出版的文化属性，这是否显得有些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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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圣遂：我不反对转制，也不反对出版社追求经济效益，但反对出版社以追求经济效益为首要目标。如果舍弃文化目的去追求经济利益那就不如去贩卖古董，搞房地产。出版者应该在为读者提供高文化含量的精神产品的前提下，努力地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真正的编辑高手应该能够发现大家都认为会赔钱的优秀图书的经济效益之所在，并尽可能地做出双效来。我们复旦大学出版社坚持出版原创学术著作和精品教材，同时有针对性展开营销工作，使得大部分人都认为可能会赔钱的学术书获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比如我社出版的章培恒教授和骆玉明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共销售50多万册，葛兆光教授的《中国思想史》销售了4万多套、十几万册，赢利都相当可观。我始终认为坚持文化本位与经济效益的和谐统一是出版工作的理想境界。不同的出版社有不同的文化特色，各家出版社应该根据各自的特色和定位为社会提供最好的出版物；不同的出版人也有不同的文化追求，但是在出版工作中，有文化责任感的出版人都会依托所在出版社的文化优势，自觉地追求图书的文化本位，努力发掘与其文化特色相适应的优秀选题，向社会传播优秀文化。而在追求图书文化本位的过程中，由于有独特的眼光和市场敏锐性，最终也会实现比较好的经济回报。利润最大化只是企业众多经营目标中的一种，日本的松下幸之助认为松下公司的目标是“产业报国、服务社会”，盈利仅仅是社会对企业服务社会的一种回报。多年以来，复旦大学出版社都把传承优秀文化作为自己的目标，在传承文化、服务社会的同时，我们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2004年我社利润率、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比例以及净资产增值率等各项指标在全市40多家出版社中都名列前茅。2005年，我社为社会提供了500多种优秀出版物，预计销售额将突破2亿元，同时我们也获得相当可观的利润。

有些出版者为追求一时的经济利益，舍本逐末，热衷于出版低俗读物实在是得不偿失。首先，背离文化追求出版低俗读物会败坏其声誉。其次，出版低俗读物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低俗读物有可能畅销，但绝不可能长销。有文化价值的书，即可能畅销，也可能长销，有重版价值。长远地看，有文化价值的书可能会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第三，出版低俗读物不利于品牌塑造。高品质的图书容易在读者中形成好的口碑，进而形成一定的品牌影响力，这种品牌影响最终还会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我们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复旦博学”、“复旦卓越”精品系列教材以及名家专题精讲书系，都在短期内产生了良好的品牌效应，给出版社带来了良好的声誉与经济效益。第四，出版低俗读物不利于对外输出版权。从以往版权贸易的实践来看，低俗读物是很难向外输出版权的，而原创性的文化含量高的学术著作容易对外输出版权。因为国内著名的顶尖学者在海外有比较高的知名度，他们的作品一经出版，便为海外媒体及学术界所瞩目，这便为对外版权输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我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国思想史》、《中国游侠史》、《中国当代政治制度》等一批学术书都对外输出了版权，这在无形中提高了我社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在传播文化的基础上谋取经济效益，就有可能获得经济益，如果单纯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的，则可能失去经济效益。有些人可能以为我们这是回归传统，回到那种“小国寡民”的出版状态。事实上，我们并不是简单的回归传统，我们觉得继承传统和与时俱进同样重要，优秀的出版理念和优秀的出版传统无论何时都是应该发扬光大的。一个优秀的出版人如果将自己的智慧和创造精神只运用到创造利润方面，那真是太可惜了。出版社留给后人的不应该只是码洋，而应该是书，是藏之名山，留传后世的书。
文心：我国加入WTO后，国外的传媒集团对中国的传媒市场虎视耽耽，为应对外资的入侵，许多出版单位都在努力扩大规模，而您为什么对此持反对态度呢?

贺圣遂：我并不反对出版社努力扩大出版规模，但我反对脱离文化追求去扩大规模，反对通过出版低俗读物去扩大出版规模。出版人应该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忘记做出版的终极目的，过度看重经济利益的单向发展虽然可带动出版业的成长，但通常不可持续。在出版界，追求码洋和利润者比比皆是，牺牲内容的仓促性出版，牺牲原则的迎合性出版，甚至牺牲理想的弃守性出版，在不同程度上均有存在，其中也不乏受到惩处者。这也正是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出版界不成熟的病相体现。由于这类出版人大多拒绝崇高、回避经典，走浅阅读、轻阅读的路子，在经济层面难免裹挟泡沫，而在精神态势中，又显现出肤浅和迷惘。有些出版社的GDP情结太严重，盲目地追求大，这样有可能导致其缺乏发展后劲。在国内的大学出版界，单纯从经济角度看，复旦大学出版社也算得上一家大社了，但是我们并不把片面的规模扩张作为我们的追求目标，我们追求的是做实、做强，是把复旦大学出版社做成卓有影响的一流的学术出版机构。我主张出版单位在传播文化的前提下来扩大规模，这样规模越扩大，文化就越发展，利己利国，何乐而不为。

文心：您倡导发展优质文化，反对低俗文化，而在我看来，对低俗文化也不能一概而论，俗文化中不少东西是健康的、优秀的，而且有更广阔的市场。我认为我们出版通俗读物不是太过了，而是根本就没走上轨道。俗文化的不发达导致我国商业出版的不发达，我们还没建立起完备的商业出版的运行机制，我们国家还没有善于运作畅销书的经纪人，我们还没有像J·K罗琳一样的世界级畅销书作家，也没有创作出像《哈利·波特》一样的超级畅销书。

贺圣遂：你说的有一定道理，我承认我国的商业出版还不够发达，也不反对进一步发展商业出版。但我坚决反对大家一窝蜂地都去出版低俗读物，甚至庸俗读物。出版具有娱乐性，但其根本的功能还是传播文化。海洋作战中，既需要航空母舰，也需要战列舰、驱逐舰、巡洋舰甚至鱼雷快艇，它们大小不一、功能不同，但是它们的最终目标都是战斗的胜利。我一向主张出版应该是多元化的，我希望我国的出版社具体分析各自的优势与特点，把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发挥出来。出版社的经营目标不应该一刀切，应该有不同的层次：有商业出版优势的出版社尽可以发挥自身的优势做好商业出版，而有文化优势的出版社就应该利用好自身的文化资源，出版一些严肃的、厚重的有文化传承价值的优秀出版物。出版业中，我对出版的传播文化的使命更感兴趣。我深切地感到精神文化的丧失，将会给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多大的灾难。你虽看到了美英出版业中商业文化的发达，但没有看到美英等西方国家对学术文化的发展也是十分重视的。美国的哈佛大学出版社、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耶鲁大学出版社等等都是非营利性的，都是世界一流的学术出版机构，出版了一大批影响世界文化发展的学术著作。英国的剑桥大学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虽然在经营上获得极大成功，但也是以学术出版为其根本使命的。美英的经济文化飞速发展，这些大学出版社功不可没。日本有一个时期不重视学术出版，导致整个出版的低俗化，人们热衷于翻看动画书，最终导致了日本出版大崩溃，并且对日本的经济发展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日本不重视深度出版导致经济文化发展后劲不足的教训值得我们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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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浅出版与深度出版都应该得到发展，问题的关键是要以谁为本。出版的核心使命是传播文化，这是出版业赖以存在的根本。如果我们舍弃这个根本去追求娱乐、休闲，去追求金钱，那就是舍本求末。

三、深度出版如何才能主导出版潮流

文心：虽然您说的很有道理，复旦大学出版社等不少出版社在深度出版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从整个出版业来看，深度出版还远未占据出版主流。我国目前还没有非营利性的学术出版机构，还没有享誉世界的一流的学术出版社，虽然有许多出版社标榜以繁荣学术为主要目地，但却没有建立起相应的学术出版的体制和机制，没有给热爱文化的出版人创造一个安心学术出版的文化环境。许多出版者必须先解决生存问题，然后才能考虑文化发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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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圣遂：这正是我一再呼吁重视深度出版的原因。要使深度出版引领出版潮流，至少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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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要努力开掘优秀出版物的源头。繁荣出版最根本的是要发展文化，繁荣学术。目前，我国的一些政策及出版环境还不太有利于优秀作品的诞生。许多学术工作者都是为了完成课题，为了早出成果，为了评职称，为了应付考核等实用目的进行学术研究，而不是根据自己个性、兴趣、爱好、志向从事研究。许多所谓的学术著作都是东拼西凑，缺乏自己的创造和内在体验，更谈不上有什么文化含量，这些书的出版除了给作者带来一些切身利益外对广大读者毫无益处，因此出版者必须杜绝这一类书出版。人们都说学术著作出版困难，事实上并非如此，真正有创见的学术著作，既可以为出版社带来品牌声誉，又可以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这样的好书我们是求之不得的。另外，中国的教育体制也应该有利于真正的学者与优秀学术著作的诞生。在国外的大学，读医学和法学等实用学科的学费要高得多，因为读这些学科毕业后好找工作，而且待遇特别高。读哲学等社会科学的学费特别低，甚至免收学费，因为这些学科的研究追求的不是经济效益，这就吸引了真正对这些学科感兴趣的人，投入到这项事业中来。而在中国，所有学科所收学费都是一样的，许多人都涌向实用的可能带来高收入的学科，而许多基础理论的学科则无人问津。所以说，只有改革教育制度，改革对学术工作者的考评制度，才能确保更多有个性的、有创见的优质出版物诞生。

作为出版者应该善于发掘有潜力的作者，甚至可以提前给予一些作者必要的资助，但最重要的是要通过选择和把关，通过推出优质的学术著作诱导作者发挥自己的个性，写出真正有文化含量的图书。我社推出了《中国思想史》、《中国人口史》等一大批文化含量高的图书，在这方面形成了品牌效应，许多学者都非常愿意把自己倾注心血的得力之作交给我们出版。我社即将推出的《旧五代史重辑》就是著名教授陈尚君倾注11载精力打磨出的精品。当许多出版社都把是否具有文化含量，是否具有学术价值作为首要标准时，那些为某种实用的目的而想寻求出版的伪学术书就不会有存在的市场。

第二，要建立确保优秀出版物优质出版的体制。出版社要建立相应的机制，对有较高文化价值，能提升出版社品牌的图书要大力支持。要组织最优秀的编辑组成项目小组搞好重点学术书的出版工作，对于此类书的编辑人员要通过科学的考评机制调动其工作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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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要努力提高编辑人员的职业素质。我认为一个优秀的编辑人员必须具有慧根，慧眼，慧才。所谓慧根就是敬仰文化，热爱文化，有悟性。所谓慧眼就是有文化鉴别力，能从众多的书稿中发现最有文化价值的书稿。所谓慧才，就是要有对书稿进行深加工的能力，要能够完善作品，提升作品，并用完美的形式推出作品。其中慧根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培养编辑人员的学术良知与事业心，要培养编辑传播学术文化的使命感与责任意识。出版是一个非常需要激情、想像力、创造精神，个性化劳动的工作。出版人如果没有崇高感、荣誉感和创造精神，就不可获得真正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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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出版者要把握好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的关系。目前，中国出版界过分追求短期效益的现象非常突出。图书市场的竞争的确越来越激烈，但是单纯依赖短、平、快的浅层次低俗出版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市场竞争加剧的问题。最好的办法还是要静下心来沉下去，把眼光放在出版的长时段效应上，这样出版业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的稳定的发展。

第五，政府要在政策法规上给深度出版以大力支持。如通过减免、减低税收，提供学术研究基金等方式，扶持学术著作的出版。同时政府应该尽快建立非营利性的学术出版机构，为热爱学术出版的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使他们专心于学术著作的出版。

文心：非常感谢您百忙中抽空接受我们的访谈。通过今天的访谈我对深度出版有了更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我相信通过全社会共同的努力，深度出版必将会主导出版潮流，我们的民族文化必将会进一步繁荣，我国的综合国力也必将会进一步提升。(摘自《编辑之友》2005年第4期 )

来源：复旦大学出版社网站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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