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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5年产业背景

周蔚华　李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03-17 10:32:07 来源：《出版商务周报》2006.1.8创刊号4

　国际
　跨入新世纪之后，世界主要国家的文化产业呈现出调整和发展并存的态势。在许多国家的文化产业同比取得较大增长的同时，有些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步伐放缓。仅以图书出版产业为例，2003年，美国图书出版品种达17．5万种，创下历史新高，较上年增长19％；出版产业销售收入增长4．6％，达234亿美元，2004年美国出版品种再创新高，达到19．5万种，销售收入达到237亿美元，比上一年度增长1．3％。俄罗斯在2003年共出版图书8．1万种，与2002年相比增长了16．1％；图书销售册数约4．5亿册，图书零售额达15亿美元。2003年，澳大利亚图书销售总额约为13．694亿澳大利亚元，比2002年增长了6．25％。截至2003年底，韩国出版市场规模约为55．64亿美元。同期，德国、日本等国的图书产业，受制于本国整体经济状况不佳等因素，增长缓慢。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兴的传媒产业或者数字传媒在飞速发展，带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传统的纸质出版物的出版形态发生了变化，使得出版业的新型业务即数字化出版发展前景广阔。
　2001年底，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既为我国图书出版产业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也使出版产业面临着来自国外文化产业的竞争。根据我国政府的承诺，我国在过去的几年陆续在销售环节、音像制品的制作环节以及印刷环节对外资开放，这对我国相关的发行、生产企业已经形成了现实的竞争和冲击。但我们应该看到，正是这种冲击，才激活了中国的出版物发行和制作市场，同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利于我国图书出版产业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运作经验，引进资金，出版技术和人力资源，并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条件，参与国际出版市场的竞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还可以促使我国图书出版产业得以进一步破除地方保护主义等旧有的、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体制束缚，促进我国图书出版产业结构的优化。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这几年来看，总体上是利大于弊的。下一步就是我们如何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以更大力度的改革来迎接所谓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后过渡期”，使出版业获得更大的发展。

　政治
　根据十六大提出的“要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要求，2003年6月，中央召开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部署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此后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指出，要“坚持把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作为宣传文化部门的重要任务”，并特别指出，要高度重视文化体制改革工作，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积极稳妥地推进；要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
　2004年9月，党的第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要“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一步革除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但要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而且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文化的产业功能，深入发掘文化产业的发展活力，使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文化体制改革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中央多次召开关于文化体制包括新闻出版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经验交流会等，中央领导同志深入一线进行调研，不断总结试点工作的经验。前不久中央政治局还专门研究了文化体制改革问题，强调指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增强综合国力的迫切需要，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我们要高度认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积极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中国新闻出版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实现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2003年中央确定了35家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新闻出版系统有21家。这21家试点单位的改革试点工作，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

　经济
　我国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为图书出版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过去的5年是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5年，从2000年到2005年GDP年增长8．6％，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大国。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3．65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5％。2004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9422元；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2003年，我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000美元。按照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标志着经济发展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社会消费结构将逐步实现向发展型、享受型升级，并带动投资结构和生产结构产生重要变化，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提供可靠支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为图书出版行业描绘了未来发展的蓝图。2003年和2004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长足发展，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全面推进对外开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领域都取得了较大进展。与此同时，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新闻出版业形成了基本的共识，那就是要使中国出版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因素在出版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教育
　至2004年底，我国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93．6％。1999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招生规模逐年大幅度扩大。2003年，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1900多万人，约为1998年的2．2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7％，每万人口中大学生人数达86．3人，2004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总规模更是达到447．3万人。2003年，全国共有中等职业学校1．47万所，招生515．75万人，在校生1256．73万人，比上年增加65．92万人。此外，民办教育也取得了较大发展。2004年，全国共有民办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228所，在校生139．75万人；民办其他高筹教育机构1187所，注册学生105．33万人。针对以往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我国教育界提出素质教育的新理念，并为社会所广泛接受。教育由应试教育模式，逐渐过渡到以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为学生的成长成才服务。
　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对图书出版产业必将产生广泛而深入的影响。我国人民历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近年来，城乡居民的教育投入逐年上升。2003年，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支出达514元，占总消赞支出的7．9％；城镇居民2003年人均教材支出36．30元，其中，上海居民人均教材支出达82．62元。教育的发展，一方面为当下的图书出版产业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巨大市场，为图书出版产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教育的普及和教育水平的提升，为图书市场培养了为数众多且具有较大消费能力的潜在消费者，为图书出版产业的长期稳健发展提供了条件。
　2003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7．1％，比2002年下降O．6％；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5．6％，较2002年也下降了0．6％；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为934元，比2002年增长3．6％，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达1800元以上。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为图书出版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遇，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在缺乏社会流动机制、社会文化单一的社会中，学生群体几乎是图书产业的惟一服务对象。对学校教育市场的过度依赖，必然造成图书产业结构失衡、发展空间狭小等问题。而在社会多元化文化需求不断增长的环境下，每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及社会成员个体都有主动选择对自身发展有所帮助的文化产品的意愿，这种变化无疑将产生高度差异化的阅读需求。图书出版产业在满足教育图书需求的同时，还将面临不断增长的个性化图书消费市场，这既为图书出版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市场，又对图书出版产业的管理水平、产业结构、市场开放程度，人力资源状况等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

　技术
　根据2005年1月19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十五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04年底，中国互联网用户数量达到了9400万，比上年同期增长8．0%，用宽带上网的人数达到4280万；上网计算机达到4160万台，增长了14．6％；CN下注册的域名数、网站数量分别达到43万和66．9万，分别比半年前增长了5万和4．3万；网络国际出口带宽总数达到74429M，IPv4地址总数59945728个，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34．8％和44％。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大大缩短了出版周期。在传统的出版流程中，编辑既要审读浩繁的文字稿件，又要与作者、印刷以及发行等各环节保持直接的联系。在数字时代，编辑不但可以使用先进的校对软件，有效降低文字差错率，还可以通过网络实现与各出版环节的实时联系，极大地降低了单本图书的平均工作量和工作时间。
　网络出版产业方兴未艾，电子图书(e-book)、按需印刷中(print-on-demand)、网络—手机等新出版方式不断出现。国外许多著名出版集团部组建了网络出版部门，部分图书直接以数字形式在网络上销售。截至2003年底，美国共出版各类电子书6万余种；电子书净销售额从2002年1月的21．1万美元增加到2003年1月的330万美元，增长率高达1447．4％。国内一些出版单位也将视线投向电子书等领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从事网络出版业务的出版机构越来越多。为满足国内出版单位的需求，国内一些高科技公司已开发出了多款网络出版平台。

　法律
　良好的产业运行的重要支撑是要有健全的法律环境。为了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特别是为了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国际惯例，我国政府以及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对一些法律法规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和完善，初步构建了既能符合入世承诺又能够适合我国国情的新闻出版法律体系。
　对新闻出版业宏观管理影响最大的是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实施。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要求，我国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公布了45项需要继续覆行行政许可的事项，2003年和2004年分两批公布了173项废止的规章、规范性文件目录；2004年，新闻出版总署继续认真清理行政审批项目和许可规定。在新闻出版总署69项行政审批事项中，保留45项，取消19项，向省级新闻出版局下放了5项。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新闻出版总署对法规进行了清理，并按照一事一表的要求逐项逐表加以明确，向社会公布。各省级新闻出版局也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加大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力度。这些举措对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加强和改善新闻出版业的宏观管理方式，推进依法行政、规范行政和科学行政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适应“入世”的需要，从2001年以来，中国对有关版权的法律法规进行了全面修订。修订后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从形式到内容上部更加完备，更加成熟，更加符合中国市场经济和国际规则的要求。与此同时，新闻出版总署还相继修订和颁布了《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以及《报纸出版管理规定》、《期刊出版管理规定》，《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印刷品承印管理规定》、《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外商投资图书、报纸、期刊分销企业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形成了比较系统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出版法律体系，为出版业的改装和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来源：《出版商务周报》2006.1.8创刊号4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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