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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操作是保证出书质量的前提 - 《大学出版》杂志 - 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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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版》杂志
规范化操作是保证出书质量的前提
张道勤
2006-04-30 08:34:00 来源:《大学出版》2003年第1期
一
图书质量低劣是读者深恶痛绝的事。读书的目的多半是希望从中求得知识,增长才干,即便是消遣类的书,也可以起到调节精神、冶情娱意的作用。但读到质量低劣的书,往往会适得其反,它可能给人以误导,让人为无端地浪费时间而感到懊恼或惋惜。
十多年前,学者评论图书市场,曾以“错误百出是好书”概括当时出版界忽视图书质量的现象。近些年,评论者又常使用“文化垃圾”一词。当然,“文化垃圾”不少出自从事非法经营的书商之手,但正规出版社,乃至以出专著、教材为主的大学出版社,也不乏粗制滥造的劣质产品。有些甚至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大学讲堂,被作为本、专科生的必修课教材,乃至攻读研究生学位及社会执业资格考试的培训教材使用,这就不能不说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
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大学语文课程自1978年南京大学首开以来,陆续在全国普及。初时,各校使用的教材多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二十多所高校联合编写,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此后,由于社会需要量增加,新编《大学语文》便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这些教材或冠之以“人文素质育”,或冠之以“新编实验教材”的美名,照理,推陈出新未尝不是好事,但后出转精,却是读者的必然要求。遗憾的是,尽管不少新书请名人、高官题签作序,顾问、主编、副主编、编写人员排满一页,但质量却是不大讲究的。如某高校出版社出版的“人文素质教育改革教材”,概述部分将《谏逐客书》径称为“赋”,宋代讲唱文学把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列为代表作;“驩兜”排作”驩、兜”,“应”排作”应■”;“诔文”排作“诛文”,“翠翘”排作“翠翅”;常识性差错,可说不胜枚举。更
有甚者,诗歌的开篇夹在散文内,而散文的一页取代了诗歌的开头。如此拼错版面的现象,出版社和印刷厂均未知觉,直至教师备课时才发现。再如某出版社为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编辑出版的辅导教材,初版语文部分词语章把副词归在实词类,不知是遵从的哪家学说。标点章认定并列引号或专名号之间不宜再加顿号,但语词章的论述就不止一次地犯着自己指出的标点错误。
文科培训教材有草率如此者,理工科培训教材质量与之相仲者也不乏其例,看看某出版社为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编辑出版的《工程造价案例分析》初版,听听任课教师的反映,看看学员听课随文作出的校改,说差错之多几至俯拾皆是,恐怕不算夸张。
大学语文及高校培训教材中所以会出现质量如此低劣的出版物,这与出版社管理失职或说未按出版规程操作有直接关系。从作者一方来讲,集体撰稿,参编人员水平不一,有时限要求,资料准备不充分,撰写时间不充裕,可能是书稿质量不高的客观原因。但出版社如严格按照“三审”“三校一通读”的正常出书流程操作,上述差错就大都可以避免。是什么干扰了“三审”“三校”制度的执行?恐怕不外乎两点:一是出版社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主观上放松了管理;二是管理制度不健全,客观上为坏书的产生留下了可乘之机。
二
受经济利益驱使,放松管理,在出版社不是个别现象。从理论上讲,出书应重双效益,而在两个效益中,社会效益应放在第一位。但实际操作起来,社会效益只要过得去,出版社首重的还是经济效益。因为没有钱,出版社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而单位员工收入的高低,则与出版社的盈亏成正比。故毋容讳言,没有哪家出版社是不以追求最大经济效益作为管理取向的。在此思想支配下,主观上放松质量管理常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争卖点,为抢占市场快出书而缩减正常的工作程序。(二)接受书稿不看质量高低而看投稿方出资多少。(三)压缩编制,编校合一;或以业余校对取代专职校对。
争卖点,抢占市场是对选题性质相同或相近的热销图书而言的。“时间就是金钱”,这是出版社在抢占市场中总结出的经验。望风转向,聚集热点,选题策划中出版社间相互撞车是常有的事。为防竞争失利而快速出书,调动各部门作接力赛式地紧张配合,尽可能压减工作环节以缩短流程是出版管理人经常采用的手段,而被压减的环节必然是工作繁琐而费时的审稿和校对工作,这就无可避免地会对成书质量构成威胁。
不看文字质量,给钱就出书,这多半是对读者面窄,市场上无销路,投稿者愿意给予亏损补贴的图书来说的。这类情况也称协作出版。协作出版,给钱越多,出版社越感兴趣。没有钱或赞助不足以补亏,学术价值再高,都可能遭受冷落,这在出版界已是较为普遍的现象。给钱出书,若是机关企事业单位,顾问、主编、副主编乃至整个编委会多系在职领导,但这些人往往只挂名,实际做事的只是少数具名不具名的下级成员,譬如秘书、科员之类。故书稿总体质量常存在①体例不统一;②文字质量参差不齐;③打印件作者未认真审读校改,尚有缺脱衍讹字;④引用资料未核实,甚而未注明出处等问题。这类书署名问题乃至座次排列都十分讲究,但编委们对书稿的责任则不甚了了。故整齐材料,加工文字,核补缺漏,加工定稿,凡主编应做的工作,多须责任编辑代劳。接到这类书稿,若出书时限紧,责任编辑就难保忙中不乱。责任心强,精力充沛,工作效率高,仍按三审三校规程操作的,成书纰谬会相对少些;责任心差,专业水平不高,加之出版社管理不严,三审三校只是流于形式的,粗制滥造就不可避免了。调整编制,取消校对室,编校合一或以业余校对取代专职校对,是一些出版社管理人感到非常合算的节流生财措施。但同读一篇书稿,编辑与校对工作侧重点是不同的。纵编辑有完全胜任校对的能力,却未必有按校对规则把书稿重读一遍的耐心,故作为编辑工作的补充,校对工作不可轻忽。编校合一,事实上是取消了校对一环。以业余校对分担专职校对的工作,如管理得好,是可行的,但分担不能完全取代。因为说穿了,业余校对目的在于以打工方式赚点钱,所关注的只是付酬标准和实际完成字数,至于成书质量,未必看作是自己的责任。出版社若不以适当方式对业余校对作能力考察和专业技能培训,对返回书稿不作质量检查,甚而借此为妻子儿女或其他亲属谋第二职业,则出版社的整体出书质量将必不可免地会走下坡路。
三
制度不健全致使规范化操作不能具体落实,通常表现在(一)出版社对编辑工作的考核规定不合理;(二)复、终审不起把关作用;(三)领导以行政手段干预编辑工作;(四)书稿谁组谁编,不能按专业所长进行调配。
出版社对编辑人员的管理通常注重两个方面的考核:1创利多少;2全年完成工作量(品种、字数)多少。至于书稿基础、加工难易、成品质量,则多被忽略。于是编辑人员除注意稿源外,多半精力都集中在快出书、攀比工作量上。提高速度和注意质量通常是一对相互制约的矛盾。譬如有些书稿存在观点和材料方面的问题,编辑不能代笔,只能以书信、通话或面谈的形式向作者提出修改意见,在作者认可的前提下重新加工,这就需要时间。有些书稿水分太多,需作大量压缩删汰,从提高成书质量来说,无论作者动手还是授权编辑代劳,都是必要的,但这样做的结果,无疑将会相应削减编辑自身的工作量。因而应当退改的不退改,应当加工的不加工,只改错别字和有语病的句子,技术处理上作些规范统一,成了一些责任心不强的编辑人员习惯的工作方式。有些为了赶超工作量,甚而以包校的方式减少工作环节,只请熟人读一遍,或借助电脑查找一下错别字,就算校对完成了。出版社对此类现象如不能及时发现,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整体出书质量就很难得到保证。
责任不明确,复、终审不起把关作用也是制度不健全的一种表现。新闻出版署1997年6月26日第8号令《图书质量保障体系》中对初审、复审和终审的工作职责有明确规定。据此,我们不难看出,复审
是在初审基础上通读书稿全部内容,并实际解决初审提出的问题;终审则是在初、复审的基础上作出总的评价。二者次序有先后,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缺少,也不能同时由一人担任。但有些出版社在实际操作中,常以人手少、业务不熟悉等作借口,一切委之于责任编辑,有的竟至三审三校全部包在责任编辑身上,出版社业务领导只是印前签发一下。笔者所知,这种管理方式在某些地方出版社并非个别现象。有些出版社虽有三级审稿制度,但未严格按照三审程序和要求履行,为方便管理,先将复、终审工作量计算方式作出规定,即按初审字数各给出一个百分比。如此,无论书稿难易,文字基础如何,复、终审在书稿上花费多少精力,只要所审字数相同,所计工作量都是相等的。这种规定不仅有违社会主义按劳付酬的分配原则,也极不利于调动复、终审人员自觉把关的积极性。推行的结果,复、终审不是避难就
易,就是只按社里给定工作量去完成相应的审稿字数,其余则不看作自己的责任。故三审形式虽在,但对书稿质量把关的作用则被人为地削弱了。正因为质量把关最终还是落实到责任编辑一人身上,所以为提高出书速度,有的书稿排出后一式数份,三审与校对同时进行。复、终审实际上只起到对部分书稿作校读的作用。
领导以行政手段干预编辑工作也是影响出书质量的原因之一。行政干预通常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无论书稿质量如何,编辑部必须接收;二是无论编辑工作有什么困难,都必须按规定时限拿出成品。本来,编辑出版工作有自身的规律,书稿能否接收,能否直接进入编辑程序,按操作规程大致多少时间成书,都需责任编辑看过书稿,根据各部门间相互配合、各自需要的时间通盘考虑,才能作出回答。但对出版工作不熟悉的人常把问题看得很简单,认为既有书稿,无非是排排印印,时间不够,加加班就行了。有些身在出版社但从不做编校工作的行政领导,也常越俎代庖,先接收或约定书稿,答应作者或书稿推荐人提出的各项要求,甚而签下协约,尔后交给编辑执行。至于作者水平、书稿质量,则推荐人、接收人均不甚了了。如此做法,潜在着一个很大的危险,即此书稿假如是某在位行政领导要取得某项业务任职资格或为亲属子女取得职称而准备的,书稿内容并非自己的研究成果,代笔者亦非业务里手或竟是杂取他人成果拼凑而成,责任编辑就将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笔者曾遭遇过此类书稿,初读几篇,倒觉文通字顺,有些统计数据也很有资料价值。但询问一下作者撰述经过及资料来源,始知所有文字,均是从某专业杂志上摘抄的,编者只是加加标题,排排章节而已。行政干预有时是被动的,有时是自觉的。下级要争得一个科研课题,要得到尽可能多的科研经费和出版基金,通常会找有名位的领导领衔。即使书稿不看一个字,只要同意挂名就行。事不必亲躬,报酬是优厚的,领导也乐得名利双收。至于某些行政领导自身参与编撰的书籍,主编也常是具名而已,能通阅全书并代作者加工修改的殊不多见。
编书专业不对口,不能人尽其才,是管理中的缺陷,也是影响成书质量的一个原因。当前不少出版社经济指标落实到个人,奖金按年创收利润提成。这在一定程度上能调动编辑各自为战、找米下锅的积极性。但编辑所联系到的书稿中有些经济收益较高的,从专业角度来看,却未必是自身之所长。从管理的角度来看,谁组稿谁编发,可以减少不少麻烦,但编专业不对路的书往往会出现疑难处判断失误、常识性差错不能发现等问题。再者从整体上看,出版社编辑的专业范围,不可能涵盖社会上广大作者的专业,故出版社如不能以积极的措施调配本社编辑间的书稿,并广开门路聘社外专家帮助审稿,出书质量也难以保证。
四
综上所述,出书质量低劣原因有多种,但主要的是出版社领导对图书质量重视不够以致在管理上未能把在实践中带有经验性的行之有效的质量管理政策落到实处。若能放眼于出版社的长远利益,注重基础性建设,不忽视编辑出版运行的每一个环节,一切按规范操作,不以任何侥幸的心理或非科学手段干扰正常操作程序,对具体出版单位来讲,成书优质高效是不难做到的。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出版社]
来源:《大学出版》2003年第1期
本版责编:金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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