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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乃出版之本学术是出版命脉——访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范军

本刊记者曹巍

2007-07-17 09:03:39 来源：《大学出版》2007.02

范军：1961年2月生于湖北省荆门市。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先后获文学硕士、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编审，出版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新闻传播学系教授。系中国编辑学会、中国大学版协、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理事，湖北省编辑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和编辑理论、出版文化研究，已出版著作5部，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独立与合作承担的国家及省部级科研课题5项，并有多项科研成果获奖。2005年荣获“第五届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荣誉称号，2006年入选为湖北省宣传文化战线首批“五个一批”人才。

记者：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学出版业的改革也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这次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主要内容的高校出版体制改革将会给大学出版社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范军：按照教育部与新闻出版总署的部署，高校出版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从今年开始，市场化程度高、经营能力强的高校出版社、期刊社均将陆续转制为企业。诚如您所言，高校出版体制改革将会给大学出版社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从机遇方面看，大学出版社在改制过程中，可以得到政府的政策支持。比如，税收优惠，可以免缴l～3年的企业所得税，图书、音像等文化产品出口可以享受出口退税政策等；还有社保金补缴方面的优惠，转制前未参加社会保险的，从转制之月起参加社会保险。转制时在职人员按国家规定计算的连续工龄，视同缴费年限，不再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新闻出版总署也将给予政策支持，邬书林副署长承诺，对转制到位的出版单位，新闻出版总署将在优先配置资源、调整出版范围、发展网络出版、重大出版工程等方面给予支持和优先考虑，在书号等日常管理上也会给予政策倾斜。政府的政策支持给改制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外部环境条件。

大学出版社转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有两个最基本的特征，一是法人财产制度，二是法人治理结构。理顺关系，明晰产权，分清权责，确立法人地位，落实法人财产权，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为转制大学出版社的快速发展清除了体制和机制上的障碍，为其市场竞争力的提升提供了体制和机制上的保障。比如，改制以后，出版社和主办大学之间的关系，不再是行政上的隶属关系，而是出资人与独立法人之间的关系，要受公司法的约束，出版社和学校之间的责权利关系更加明晰，也更加规范。作为独立的法人，出版社的自主权更大，发展空间也更大。比如，可以吸收社会资本，可以申请上市，等等。在高校出版体制改革过程中，可以考虑将营利性的报刊并入大学出版社，组建出版集团，通过出版资源的整合及其配置的优化，直接增强大学出版社的市场竞争力。

改制，对大学出版社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出版社改制过程中，需要花费相当的时间和人力。支付相关费用；改制也可能造成骨干人才流回学校影响队伍的稳定，进而在一定时期内影响出版社的发展。诸如此类均属改制成本。如何有效控制改制成本，对改制出版社来说，是一个挑战。另一个挑战是，如何提升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解放文化生产力，提升出版社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才。出版人才的培养，既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又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并不是单纯通过改制就可以解决的。如何正确处理商业性和文化性之间的关系，对改制出版社来说，也是一个挑战。改制以后，有可能因为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而忽略社会效益，弱化为学校学科建设和教学科研服务的意识，可能会因为商业性而弱化文化性。

记者：您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出版业就像一个花园，鲜花、盆景、绿草等都要有，需要一种生态平衡，如果光剩下几本畅销书和教材，那么国家的文化创新、理论创造和文化积淀就无法体现。”这句形象生动的话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出版业这个大花园中，你们是怎样给自己定位的?

范军：图书是出版社物质和精神形象的载体，坚持出版特色，才能创造出版品牌。基于“举师范旗帜，铸教育品牌"的理念，我社确立了以教育出版为中心，“为学校教学科研服务，为师范教育服务，为基础教育服务”的出版定位。力求教育与出版互动，经济与文化共赢。在具体的思路上坚持“一主两翼”。“一主”便是以出版大中专、中小学教材为主；“两翼”就是具有鲜明学校学科优势特色的学术精品和体现基础教育改革要求的文教类图书。这三者构成我社图书结构的主体，并充分体现了我社特色定位的内涵。文教类图书、中小学教材、大中专教材和学术精品在整个出版结构中各占1／3才能形成比较稳固的格局。

为学校学科建设和教学科研服务，是大学出版社的宗旨。服务学术，积累文化，传承文明，是大学出版社的使命。为了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学术文化使命，大学出版社必需面向市场、关注读者，以取得理想的经济效益，但要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力求在文化性与商业性、学术性与大众性之间获得平衡与协调。

我社创建以来，在推出高档次的学术著作方面做了许多努力。但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在“九五”以前，我们的图书结构不尽合理，学术著作、大中专教材出版偏少，且不成规模和系列；中小学文教类图书出版比重过大。形成出版结构上的不平衡。这对于出版社两个效益的实现、对于出版社良好形象的形成都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近几年，我们确立了“学术为本，质量优先”的原则，大力调整图书结构，加大了学术精品策划和出版的力度，在有学术积累价值和有现实影响力两方面的选题上，都倾注了心力。根据系列化、精品化、品牌化的战略，我们拓展了原有选题，如“桂岳书系”、“桂苑书丛”、“华中语学论库”、“教育学博士文丛”、“文学理论批评建设丛书”、“村治书系”、“英美文学研究书系”等学术著作。开发了多个系列的新选题。如“新世纪考试科学丛书”、“心理学研究系列丛书”、“道家道教文化研究书系”、“史学文丛”、“中国民间文化研究书系”、“科举学研究书系”等。整理出版了我校大师级学者的学术著作，如国学大师张舜徽先生文集。这些优秀学术成果的出版，在学术界、出版界产生了很好的反响，为出版社赢得了声誉。经过五六年艰苦的结构调整，我社图书的档次得到了提升，社会效益得到了增强。以后，我们将继续在出精品、树品牌方面，花气力，下工夫。书因社显，社以书传。我们不敢奢望成为流芳百世的出版家，但我们必须弘扬人文精神、科学精神，高度重视出版中的学术积累、文化积累、品牌积累。

记者：2000年之前，华中师大社70％以上的图书品种都是教辅，之后开始调整产品结构，规划了三个重点板块。目前，这三大板块已初具规模，这种图书结构转型对华中师大社今后的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范军：2000年之前，我社出版的图书主要是中小学教辅图书，教辅图书品种占全部图书品种70％以上。应该说，教辅图书对出版社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畅销十余年的“中小学各科重难点手册”至今仍然是响当当的品牌，拥有极大的市场号召力。进人新世纪后，教辅图书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专注于教辅图书的出版，风险非常大，因此我们在2000年以后开始调整产品结构，规划了三个重点板块。

我社自2000年开始压缩文教类图书的品种，其品种比例已由过去70％以上调整到现在的30％左右，但继续保持文教类图书核心品牌的维护和重点产品的开发。随着新课程改革的逐步推进，我社相应维护并拓展了“重难点手册”品牌，推出了与新课程相配套的品种，得到了读者的广泛认同。

基础教育教材是我社新开发的板块。以前我社在这一领域是空白，近几年已逐渐做出了一定规模，目前已有8套通过国家或地方审定的中小学教材。中小学教材市场竞争激烈，加上一费制、教材招标、免费义务教育教材赠送、降价改革，出版社未来的利润空间并不大。

作为一家大学出版社，我们的办社宗旨是为教学科研服务，出版高质量的高校教材是贯彻办社宗旨的重要举措。出版社在建社之初就紧紧依托学校的学科优势，着力打造高校教材品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依托本校语言文学的学科优势策划出版了近100多种中文系列教材。经过多年的开拓与积累,目前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品种涵盖了文学史、文学理论、语言学以及中文专业一般基础课程。我社入选“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的中文教材品种数位居前列。

我社还依托学校其他学科的优势，开发出了多个系列的大学教材，比如与本校信息管理系、音乐学院、教育学院、心理学院等多家院系联合开发了“电子商务系列教材”、“物业管理系列教材”、“音乐系列教材”、“教育科学系列教材”、“课程教育学丛书”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材"等。我社出版的“物业管理系列教材”，是我国第一套物业管理专业教材，这套教材多次重印。

职业技术学院的兴起，为高职高专教材的开发提供了契机。从2003年起，我社抓住这一契机，开始大力开发高职高专系列教材，涉及计算机、生物工程、数学、英语、语文、政治、经济、体育等多个学科领域，目前已经初具规模。我社有多种高职教材入选“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这是我社在这一领域精心开拓、辛勤耕耘的成果。

目前，我社已经形成了中小学教材及教辅图书、大中专教材和学术专著三足鼎立的局面。三足鼎立的出版结构，对我社今后的发展至少有两个作用，一是增强了抗风险的能力，为我社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是确定了选题方向。专注于某一细分市场、某一图书领域，市场风险很大，我们已有这方面的经验教训。而在自己比较熟悉且有资源优势的几个出版领域进行开拓，显然可以分散经营风险。这正如投资理财，投资于几个理财产品，比仅投资于一个理财产品，风险明显分散了。几个细分市场、几个出版领域同时出现危机的可能性明显降低。就是其中的一个出版领域出版了危机，也有调整的余地。但也不是涉足的出版领域越多越好，一个出版社一般只可能在某几个出版领域有优势出版资源和出版人才。从我社情况看，在三个出版领域进行开拓是比较合适的，三足鼎立也是一种比较稳定的结构。我社虽然已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出版结构。但三个部分所占的份额和市场竞争力是不相同的，所以要在这三个领域进一步加大选题开发的力度。以后的图书选题主要集中在这三个领域，我社将继续在这三个领域打造品牌，提升出版社的整体竞争力。

记者：依托百年华师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学术积淀，华中师大出版社近年来无论在图书结构，还是在打造高端学术著作、文化精品图书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在当前出版体制改革急速推进的形势下，华中师大社是如何规划自己下一步发展战略的？

范军：我社下一步的发展战略是进一步调整出版结构，坚定不移地实行系列化、精品化、品牌化的战略，打造品牌，多出精品，把华中师大出版社建设成一个文化底蕴深厚、出版特色鲜明、富有开拓与创新精神、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品牌出版社。通过出品牌书、育品牌人、建品牌社，全面提升出版社的综合实力与核心竞争力。在“十一五”期间，我社将继续花大力气做好精品论著和优秀教材的出版工作，打造“华大博雅”和“华大精制”两大品牌，继续做好“重难点手册”品牌的延伸工作。

“忠诚博雅，朴实刚毅”，是华师的精神，也是华师出版人的精神。打出“华大博雅”的旗帜，不仅仅是出几本学术著作或几套学术丛书，也不仅仅是把大学教材做一个简单的整合，或者贴一个标签。我们的目的是要塑造我社学术出版、专业出版的形象，在文化整合、学术创新、服务教育中形成特色，显示我们的定位，展示我们的追求，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同时也为我们学校向建设教师教育特色鲜明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迈进尽绵薄之力。“华大博雅”品牌伞下包含“华大博雅学术文库”和“华大博雅高校教材”两大分品牌。我们计划经过几年的努力，使“华大博雅”旗帜下若干系列的学术著作和高校教材，以系列化、精品化、品牌化的形象被市场接受，被读者认可，被学界欢迎。

“华大博雅高校教材”以高校文科教材为主，而“华大精制高校教材”则以高校理工科教材为主。涵盖高职高专教材、独立院校本科教材和普通高校理工科教材等。目前，“华大精制”品牌下的生物学系列教材、计算机系列教材、电子商务系列教材和物业管理系列教材等，均已形成特色和规模。

记者：“文化乃出版之本，学术是出版的命脉”，这是您对文化与出版关系的理解与诠释。对近现代出版优良传统的借鉴，是一个值得出版人深入探讨的课题，您在一系列文章中对近现代出版史中最值得彰显的部分进行了深入的评述。您为什么那么执着于从文化的视角研究出版?

范军：出版业作为文化产业，是以文化作为主体资源的。做出版工作，要讲文化积累，文化整合，文化创新；做出版研究，也当立足于文化层面，作文化的开掘。出版是文化，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文化并不等于出版，它是更大的范畴。只有把出版置于更宏阔的历史背景、更深厚的文化土壤，才会更有生机、更有前景。历史地看，出版编辑史本身就是思想文化史的一部分，出版史和编辑史的研究自然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应该也必须透过文化看出版，当然也可以透过出版来看文化。

从文化的视角研究出版，研究近现代出版史，会有许多新的收获，也可以给我们许多启迪，许多教益。作为出版文化的一部分，出版风格是一种成熟的编辑特色，是出版社创造精神的升华，是独特出版理念的聚合。早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一些著名的出版家和他们的出版社便形成了自己的出版风格，如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的学者式严谨风格，邹韬奋和生活书店的战士式泼辣风格，叶圣陶和开明书店的青春型活泼风格，等等。开明书店之所以能在“书林张一军”，形成自己高品位的风格，与叶圣陶等编辑家“惟愿文教敷，遑论心力瘁”的高尚品格是密不可分的。商务印书馆的出版风格与张元济等人的品格，生活书店的出版风格与邹韬奋其人的品格，也无不是相互呼应的。可见，出版风格与出版社的成长历程息息相关，也与主要领导者的个人修养和品格紧密相连。出版人的风格决定出版社的风格，出版社的风格决定了它的成败。正如台湾远景出版社创始人沈登恩所说：“出版社的成功在于它的风格，不在于规模的大小。”这是从文化的视角研究出版所得到的一个启示。

记者：在我的印象中，您不仅是一位社长，更是一位笔耕不辍的学者。深厚的文学素养和开阔的文化视野使您的研究新论迭出，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见解，跳出了“就编辑研究编辑，就出版研究出版”的框框。从多视角看出版，您认为当前出版学研究领域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范军：以文化为本构建和谐出版，是出版工作和出版研究的一个永恒话题。要做到产业与文化的和谐发展，就必须正确处理商业性与文化性之间的关系。这几年，产业化、集团化、市场化、商业化等出版产业问题，是大家关注较多、讨论最多的话题。我们所担心的是，作为文化产业的出版，如果处理不当，出现偏颇，可能发展到后来只有“产业”而没有多少“文化"可言了。我们注意到，几乎所有的出版集团都有雄心勃勃的产业发展计划，重点是在产业规模，在码洋和利润方面，真正的文化发展内涵是很少的。

作为文化产业，出版业无疑要重视经营，讲求利润，但不能忘掉根本，忽略传播和积累文化的使命。刘杲先生说得好：经济始终只是手段，文化才是根本，是最终的目的。出版的本质意义在文化的整合、积累与传播。因此，我们所追求的应该是为文化而出版，而非为利润而出版。我们现在念念不忘上个世纪头几十年的商务印书馆，不仅仅是因为它在产业上的成功，主要还是因为其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伟大贡献。人们称商务印书馆与北京大学为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的双子星座，这才真正道出了它的价值所在。旧时代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这样的民间出版企业，张元济、陆费逵这样的民营出版家尚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利禄，超越短视。我辈新时代的出版人更当以积累文化、传承文明、振兴民族为己任。如今，媒体对畅销书的过分追捧，读者对浅阅读的过分热衷，出版界对教材的过分依赖，无疑都是有违出版的文化宗旨的。

出版史不是利润史、码洋史，也不仅仅是经营史、管理史，它本质上是优秀出版社、杰出出版家出版优秀图书(也包括其他出版物)的历史。谈到现代出版史，人们常常要提到开明书店。这个典型的文化人办的出版机构，就其产业规模和经营效益来看。在当时显然也只能算是中小出版社。但人们往往把开明誉为建国前的“六大出版社”之一，这里说的“大”，实则是着眼于其文化贡献。如果按码洋排队，哪有开明的份呢?

老出版家陈原先生说：“一本亏本书不出，文明亦将灭绝——只出亏本书，文明亦将灭绝。”所以必须寻求文化与经营的协调统一、事业性与商业性的协调统一。时至今日，探讨文化性与商业性的平衡，追求二者融合中的超越，仍是出版界有识之士共同关注、常谈常新的大问题。

记者：《出版文化散论》一书收录了您多年来对出版学研究的成果，也记录了一个出版人不懈的探索之旅。您认为做出版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范军：《出版文化散论》是我2004年第一本出版科研方面的论文集。取名为《出版文化散论》并不表明它有多丰厚的文化内涵，只是更多的表现了自己的一种学术追求。我心中的出版，既是一种学术的追寻，也是一种精神的守望。顺便提一句，我编纂的《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也有望在年内面世。

人生为书，书为人生。书，已成为我工作和生存的重要方式。读书，写书，出书，是我的快乐之源。读精品书，是一种精神的享受；出精品书，让书比人寿长，应是我们出版人不懈的追求。

非常感谢您的采访，也祝《大学出版》杂志越办越好!

来源：《大学出版》2007.02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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