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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在职教育

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方卿、徐丽芳

2003-06-25 17:16:14 来源：

　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出现过“图书发行培训班”这样的形式，但是在此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出版行业的在职教育是以师徒相传、边干边学的方式完成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其他各种形式的在职教育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其中，由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和出版中专学校开办的研究生学位班、函授、夜大、干部专修科和专业证书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以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为例，自1983年成立以来该系就以本专科函授、两年制干部专修科和专业证书班的形式为出版发行系统在职培训了4000多名职工，以研究生学位课程进修班的形式培养在职职工100多人。另外，每年全国和地方出版工作者协会都为大批初涉出版工作的人员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以帮助其学习和掌握编辑出版的业务知识和基本技能。还有，在印刷和发行系统逐渐建立了一批不同形式的培训中心，它们积极地与其他办学力量合作开展或者独立承担在职培训项目。一些出版单位则不仅继承了社内培训传统，而且进一步开发出导师制、知识讲座、专题研讨会等新的社内培训形式。而随着中国加入W TO以及国内外出版界日益频繁的交流，一些国外的出版培训机构和高校出版专业也开始参与中国的出版在职培训项目。如早在1989年，当时的新闻出版总署就曾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共同举办出版管理高级培训班。90年代以后，这种合作更加频繁，具体形式则由合作开办研讨班发展到国外著名教育机构如斯坦福大学出版培训中心（SPPC）的高级出版培训班直接面向中国招生；或者由中方有关单位组织系统职员直接出国接受短期培训，如上海新闻出版教育培训中心就计划组织赴国外的出版专业高级研修班。所有这些共同构筑了中国出版在职教育的繁荣景象。
　然而，在我国出版在职教育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与出版业对于人才的需求比较、与发达国家的出版在职教育比较，我们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和差距，还需要通过不懈的努力去弥补不足、缩短差距。
　对于出版发行单位而言，首先要解决认识问题。如前面所说，许多具备长远发展眼光的单位及其领导充分意识到在职培训对于提高员工素质，并最终提高企业竞争力的作用。例如，山东省新华书店自2000年以来，就连续3年在全省系统内选拔业务骨干共计130多人送往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进行为期两年的脱产培训。但是，国内也还有相当一部分出版发行单位把出版在职教育仅仅看作是一种投入，没有意识到它更确切地来讲是一种能够带来高回报的投资，因而对加强员工的在职培训持消极态度。实际上，这样做等于主动放弃了通过提高员工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来提升经营效益的机会。因为受训员工所带来的新的工作思路、业务方法，甚至于一条新信息都很可能带来远不止于培训费用的回报。另外，这也容易挫伤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不利于留住人才。这一点在日益强调终身学习、视在职培训为福利的知识经济社会里将越来越明显。作为人才流失重灾区的西方国家出版业，在互联网泡沫时期曾经用包括培训在内的一系列手段来与网络公司争夺人才。中国出版业作为处于上升期的朝阳产业，加上目前的政策保护，这个问题暂时并不严重，但仍应做好未雨绸缪的准备。
　其次，对于培训机构而言主要应进一步提高培训课程的质量，而这个质量标准实际上是随时间变化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我国出版从业人员的素质与职业的要求差距较大。因此，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尤其是高校系统和行业合作进行的诸如函授等在职教育，实际上代行了为这个行业的许多从业人员进行文化补课的职责；而且其非正规学历教育的性质也决定了它必然强调理论课的作用。这在此前的历史阶段对于提升出版行业的整体素质曾经起过相当积极的作用，但是在新的形势下未免略显滞后。首先，总的来看，国内出版在职培训所提供的课程，其针对性和操作性稍嫌不足。国外的培训课程往往针对一个较小的专题深入探讨，如斯坦福暑期出版培训班和法国出版培训学校就设置了诸如“如何创办杂志”、“杂志何时需要重新设计”、“发行量控制和非盈利性出版”这样的课程，对学员有很强的指导作用。相比较而言，国内概述性和导论性的课程偏多，导致短期不容易看出培训效果。其次，国内培训课程的灵活性方面也有所欠缺。国外出版类专业课程设置通常会随社会发展和行业进步随时更新课程结构、调整课程内容。以纽约大学为例，在2000年前后就在“期刊出版证书班”的课程中加入了“在线出版”、“通过数字渠道进行有效的出版营销”、“印前和在线电子出版”等新课程。而国内的培训课程一经确定，基本上就很少改动，因此难以跟上行业发展的步伐。
　另外，从在职教育的目标来看，应避免短视的倾向。比如美国是一个十分重视短期培训的国家，但是仍然把培育从业人员的“信念”作为3个培训目标中最主要的一个。因为他们认为“一个人除非具有坚强的信念又有专业知识和技能”，否则充其量只能是一个投机商，而不可能成为出版家。一切以利润为最高准则的西方出版业尚且如此，我们没有理由忽视国内从业人员在这方面的教育。因此，在我国今后的出版职业教育中，除了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之外，对事业追求、职业修养和职业道德等属于认识层面的问题也应有所触及。
　最后，出版的职业教育作为出版业发展的重要支持系统，必须尽快完成资金和师资的积累。这一方面有利于培训机构在今后有能力采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和手段，如远程教育等来开展下一步出版在职培训，从而使更多人和整个行业受益；另一方面，这也有利于我国的出版培训机构在更加对等的基础上和国外的同类机构开展教育和合作，而这无论是从促进本国出版还是从加强本国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看，都是十分有益的。

摘自：《中华读书报》2003年6月25日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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