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中国》赵旭东等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版/99.00元

　　
　　城乡关系是近代中国的重要议题，在中国社会学早期代表性人物费孝通的学术求索中，城乡关系问题占有重要地位。赵旭东教授与其学生共同写作的《城乡中国》一书，进一步研究了城乡关系的问题。

　　当下中国的城乡关系，似乎有一种怪状，农民想逃离农村去往城市，而城里人又似乎厌倦了城市的喧嚣和压力，不断地逃往农村。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导致乡村的凋敝，而城市的快速发展又带来了许多弊端。这种时代的困境实际上是近百年来中国城乡关系不断演进的后果。《城乡中国》提出了“传统中国”“过渡中国”“理想中国”的划分。“传统中国”在近代变革中被打破，以致我们现在仍处于一种过渡状态，当下扭曲的城乡关系即是“过渡中国”的特征。

　　要从“过渡中国”进入“理想中国”，还需要从“传统中国”中汲取资源，但这绝不是简单的回归。如书中所言，在“传统中国”中，城市和乡村是一个连续体，城乡之间是一种互惠的相互依赖关系。农民世代生活在“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社会，他们有着一种文化上的主体性，安身立命于自己的村庄，而不是向往他处的生活。 随着近代中国各种外部和内部力量的冲击，这种连续性的关系被打破，乡土社会遭到“损蚀冲洗”。费孝通在《乡土重建》中将这一逻辑刻画地很清楚，外国资本的进入破坏了原有的城乡均衡关系。居住在市镇中的地主阶层向往都会中的舶来品，乡土工业因而失去了市场。乡村社会的财富经过地主阶层转手，进入了都会，而不是回归到乡村社会。

　　在“理想中国”中，城乡之间应该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该书认为，两者应该是一种相互融入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简单概括为“乡村的城市化与城市的乡村化”。正如书中所言，“乡村同样可以像城市一样，利用科技带来的更加舒适化的设施”，同样，“城市不应是对自然的征服，城市应该包容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只有这样，农民才不会逃离农村，市民才不会在“水泥森林”中惦念着“乡愁”。

　　然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并不能单纯依靠经济或社会的力量，或许需要从文化上进行一次深刻的蜕变。书中提到，乡村的凋敝是一种日益兴盛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后果。当发展从一种手段变成目的，发展的主体人就被置于一种被支配的地位，发展本身似乎“反客为主”成为整个社会的目的之所在，在这种线性的、不断裹挟向前的发展主义话语下，“乡村和农业由国家的根本转变为落后的象征和需要被重建的对象”，乡村社会的主体性遭到忽视。城市居民则面临一种文化归属感的欠缺，这是城乡经济中更为深层的文化矛盾，故而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和平衡，更需要的是一种文化上的转型。

　　愿在一种理想的城乡关系中，有着和谐平等的经济社会“生态”，同时人人享有一种精神富足的“心态”，这才称得上美好生活。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8年11月0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