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布赖特：我的胸针，我的外交《读我的胸针——奥尔布赖特的收藏故事与外交人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精品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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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布赖特：我的胸针，我的外交《读我的胸针——奥尔布赖特的收藏故事与外交人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04-26 09:26:18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读我的胸针——奥尔布赖特的收藏故事与外交人生》（邱仪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是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谈她收藏与使用胸针的趣事的书。小小胸针，无言地传递着她在外交事务以及个人生活中的种种微妙心境，文字风趣。

　以胸针作为外交工具

　以胸针作为外交工具的想法在国务院的工作手册或者任何记述美国外交政策的文字中都无迹可寻。事实是如果没有萨达姆·侯赛因，也就不会有后面的这一切了。

　在比尔·克林顿的第一任总统任期（1993-1997）内，我是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时值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击退了伊拉克对邻国科威特的入侵。作为战后协议的一部分，联合国要求伊拉克接受其核查，并提供关于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项目的所有内容。

　当萨达姆·侯赛因拒绝合作时，我竟敢批评了他。于是由政府控制的伊拉克新闻界便发表了一首题为《致玛德琳·奥尔布赖特，没有问候》的诗。作者在诗歌一开始便定下了调子：“奥尔布赖特，奥尔布赖特，得了吧你，得了吧你，你是这个暗夜里最丑恶的东西。”接着又勾画出一幅抓人眼球的视觉图像：“奥尔布赖特，没有人能阻挡通往耶路撒冷的大路，哪怕是用驱逐舰、鬼魂或是大象。”至此热度已完全煽起来了，诗人便说我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噪音制造者”，“一条绝无仅有的蛇”。

　1994年10月，此诗发表后不久，我要如约会见伊拉克官员，戴什么呢？

　几年前，我曾买过一枚蛇形胸针。当初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买，因为我向来讨厌蛇。每当看见蛇从我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农场的草丛中爬过时，我都会浑身颤抖。然而，当在华盛顿一家我最喜欢的店铺里看到这枚蛇形胸针时，我却无法拒绝它的诱惑。胸针很小，是一条盘绕在树枝上，嘴里吊挂着一粒小钻石的蛇。

　在准备会见伊拉克人的过程中，我想起了那枚胸针，决定就戴它了。我并不认为这一举动有什么大不了的，甚至怀疑伊拉克人是否会联想到那首诗。然而，会见结束后，遇见一位联合国记者团的成员，她熟悉此诗，便问我为什么要选择戴那枚胸针。所有的电视摄像机聚焦在我的胸针上，我笑了笑，说这不过是我传递信息的方式而已。

　胸针的位置越来越靠上

　我还得应对一位男性友人曾开玩笑地描述为“奶子”的问题。在丹佛的莫里初级中学读书时，我曾穿过一件外套，上面装饰有用白线织成的两个蜘蛛网，我正好有一对小虫胸针，便毫不犹豫地把它们别在了蛛网正中，正好一左一右，位于我的上半身，正面，乳房的位置。以我当时的年纪，没有人指出它们看起来简直就像一对肉饼。年纪渐长，人也日渐成熟，当作为外交官奔波在世界各地时，我希望人们看到我的胸针时，无论是观者还是自己都不会感到尴尬。所以我戴胸针的位置也越来越靠上。

　我这么做是有道理的，韩国外长曾评论说———本无意公开的———他喜欢在会议和新闻发布会期间拥抱我，因为我“乳房结实”，这番话见报后，搞得外长几乎丢了工作。当被人问及有何评论时，我说：“我总得有点什么把这些胸针别上去吧。”之后，争论平息了，但当我下次再碰到这位外长时，我们不再拥抱，而是在还有一臂之遥时就停下脚步，然后握手。

　我之所以如此频繁地会见韩国外长是因为我们与朝鲜之间存在太多争议。该国政治权威者金正日已开始试制某种远程导弹，可能会威胁到美国领土。我们决心阻止此事，于是我前往朝鲜首都平壤，与之谈判。

　胸针在地球上没有哪个国家里会像在朝鲜这样如此至关重要而又如此缺乏装饰性。每个朝鲜人都得佩戴印有该国奠基人金日成画像的像章。没有佩戴该效忠徽章便证明有独立的政治思想，而这是被严格禁止并严厉惩罚的。这正是为什么当有人指责美国政治家不佩戴美国国旗徽章时，我觉得很难理解的一个原因。美国是一个强大、自信的国家，我们没觉得有什么不安全的，以至于要不断地表忠心才行。同时，与金正日会面时，我戴上了自己最大的一枚美国国旗胸针。朝鲜人从小接受的教育就认为美国是邪恶的，我想通过他们高高在上的领袖尽地主之谊与我合影，使之改变对那种坏名声的印象。

　当然，邪恶存在于观者眼中。我的另外一件较有特色的首饰传达的寓意就与邪恶有关，并说明该如何拒绝它。故事始于1999年春，当时北约各国领导人齐聚华盛顿，庆祝北约成立五十周年。作为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克林顿总统与外交政策小组会面。我们刚坐下来办正事，摄影记者戴安娜·沃克尔却被允许走了进来。拍照对公关有益，却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停止谈论某些机密问题。为了生动地表达保密的必要性，总统用手捂住嘴，做起了怪相。接着国防部长比尔·科恩用双手捂住了耳朵。领会了他们二位的意思，我立即捂住了眼睛。我们简直就在照相机前耍起了宝，逼真地模仿起著名的“勿听坏话，勿出谗言，勿视邪恶”。

　沃克尔拍摄这张照片时，我还没有三只猴子胸针，不过很快我就在布鲁塞尔找到了一套，每枚都以象牙坚果雕成，坐在凸圆形玻璃（粉红、紫色、橙色）底座上，环绕着一圈水晶。猴子作为警告诱惑的由来已湮没于日本民间传说的迷雾中而不可考，但这一劝诫至少可以追溯到五百年前，并与要为错误思想和行为承担责任有关。著名的Kikazaru（“不听”的猴子），Iwazaru（“不说”的猴子）和Mizaru（“不看”的猴子）至今还可以在日本日光市17世纪的东照宫神社的大门上方找到。

　我第一次有机会佩戴猴子胸针出访是去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我打算提出的问题之一就是俄罗斯在车臣地区人权问题上麻痹不仁的态度。俄罗斯军队有合法理由打击搞叛乱的恐怖分子，但出手太重，只会树敌更多。我提出应该允许国际观察员进入该地区以保护平民。普京拒绝了这一要求，并否认做过任何违犯人权的事。他对邪恶视而不见，一如我的胸针。

　尽管我们在车臣问题上存在分歧，俄罗斯人却对我释放出的信号十分在意。普京曾对克林顿总统说他平常都会看看我戴什么胸针，并试图解开其中之意。有时我的选择会反映出我们之间的关系在升温，比如佩戴那枚金制太空飞船胸针就是为了庆祝我们在太空领域的合作。但更多时候，气氛是紧张的。普京，年轻有为而又自律甚严，取代了鲍里斯·叶利钦，而后者两种品质都不具备。我对这位俄罗斯领导人的第一印象是复杂的———很显然他有才干，但他天性上似乎是专横多于民主。几个月过去之后，我早先的希望因普京一意孤行、追逐权力而破灭了。

　在我们与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讨论中，争论最激烈的就包括核武器问题。美国希望对反弹道导弹条约进行修改，我们的对手却不想。谈判开始时，俄罗斯外长看到了我为那天特地选戴的一枚形状似箭的胸针，便问：“那是不是你们的拦截导弹？”我说：“是啊，你也看见了，我们知道如何把它们做得很小，所以你们最好准备谈判。”

　关于导弹的争执证明了冷战的惯性思维消失得很慢。1999年12月的一天，斯坦尼斯·波里索维奇·古谢夫，一位五十来岁的“外交官”，在国务院外的一张长椅上被捕。他实际上是个间谍，正通过窃听装置获取数据。我们的特工发现此装置就安装在一间从我的办公室一直走到大楼尽头的会议室里。这个电子窃听装置很难被发现，不过要发现古谢夫倒不难。为避免被发现，俄罗斯人使用了一种低功率电池，不过这也就意味着任何想收听到信号的人都必须得在附近才行。古谢夫那个秋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戒备森严的国务院大楼外明目张胆地变动自己汽车的位置，而在楼里，我们的安保人员则在地板、墙壁和家具里仔细寻找引发他如此举动的东西。

　这一事件引起了公众关注，惹人不快，但俄罗斯人却并未从此次窃听事件中汲取任何教训，不过即便问，我们也不会告诉他们。这一事件也没有中断我们与莫斯科的外交关系，因为两国关系早已经历过比这难堪得多的间谍事件。仅仅在古谢夫被捕后几天，我就与俄外长伊万诺夫在欧洲见面了。我们还像以往一样朋友般地打着招呼，但伊万诺夫不会没注意到我裙子上别的一只体型硕大的甲虫胸针。

　胸针和军功章的较量

　1992年末，当选总统克林顿邀请我担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

　在前往纽约前，我与乔治敦大学的同事，也是罗纳德·里根担任总统期间任驻联合国代表的琼娜·科克帕特里克交换了意见。科克帕特里克给了我一个建议：“去掉那些你作为教授时穿的衣服。”在那之前，我一直是学生、母亲、政府工作人员、教师，而这是我第一次要较长时间地成为公众瞩目的中心。于是我花时间在华盛顿各式各样的服装店里试衣服；不久后我又证明了从未有人怀疑过的这么一句话：纽约为购物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机会。

　我曾以为自己的首次安理会会议会在那间设有马蹄形桌子的大房间举行，就像在电视里常看到的那样，但那个房间通常是开正式会议才使用的，日常开会的地方———这里才是真正处理很多事情的地方———并不比我刚刚才离开的大学研究室大。这种相似性让我想起了自己常对女学生们说的一句话：不要怕打断别人。女人说话前通常喜欢审时度势，但作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沉默绝对不行。因此我便硬挤进那个拥挤的空间，坐下，机会一到，就一头扎了进去。

　从那天起，我开始引人注目，因为我代表的是美国，而且是安理会里唯一的女性。那么多眼睛盯着我，我可不想担心自己的外表出什么漏子，这促使我更加注意自己的形象，并为使自己的衣服看起来更有意思而渐渐购置新胸针。由于联合国里的每个活动都具有政治性的一面，因此佩戴与美国相关的饰品便成了具有本人鲜明特色的主题之一。

　纽约著名的皮埃尔古董展会定期在市中心西区一幢俯视着蜿蜒的哈德逊河的大楼里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收藏者和商人们齐聚一堂。只要时间安排得过来，我也一定会去。

　我喜欢服饰珠宝的一个原因是它既养眼，又不会掏空你的腰包。现代女性应该在打扮上大胆试验，尝试不同的想法。以我的身高(5英尺2英寸），我一直都以为小型胸针对我来说最合适，但不久后我便开始购买更大、更醒目，有时甚至是稀奇古怪的类型。让我始料未及的是，我发现自己更喜欢的是那种大胆而非娴静的打扮。

　鉴于我的胸针变得越来越富有表现力，并引来了越来越多的议论，我认为很有必要对外表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进行一番深入思考。把“衣服成就女人”那句老话改一改，胸针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成就一个女人，或者就此而言，成就一个男人？毕竟，胸针的展示从未局限于某一性别。

　1993年，参谋联席会议主席是科林·鲍威尔将军。我们都是克林顿国家安全小组的成员，并面对面坐在白宫形势研究室那张长长的条形桌旁。尽管我们在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上看法一致，却在美国和北约是否应该介入，以制止在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境内的波斯尼亚发生的种族清洗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我认为我们应该采取行动，并列举了应该这么做的理由；鲍威尔将军则表示怀疑，也列举了不应该这么做的理由。我的窘境是尽管我佩戴着表示爱国精神的胸针，他的胸前却挂满了当之无愧的军功章；他刚从第一次海湾战争的胜利中归来，穿着军服，自信潇洒；我却刚从乔治敦大学的教室里走来，而且，即便是穿上最好的一套衣服，看起来也像只粽子似的（那是在我开始健身前）。

　作为一名平民和女性，质疑这么一位真正的美国英雄的智慧，我感到很不自在，但我也深知大家让我在形势研究室内占有一席之地并不是要我像棵盆栽植物似的一言不发。我接受了当初自己给学生的建议，打断了他，说美国迫切需要制止在巴尔干发生的针对无辜平民的屠杀。鲍威尔则用教鞭和幻灯，清晰地表明了自己的预期：此次行动弊将远远大于利。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陷入了僵持局面，政府也未采取任何行动。随着屠杀的继续，我变得十分沮丧，终于在一次会议上让压抑的情绪爆发了出来。

　“科林，”我问，“如果我们有这么一支优秀的军队却不用，那留着它又有何益？”在他的自传里，鲍威尔写到我的这个问题几乎让他喷血，他不得不跟我解释———耐心地———美国武装力量应起的作用是什么。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愿意承认将军小心谨慎没有错，提出质疑没有错，考虑别的解决办法没有错，担心平民领袖的浅显假设没有错，然而，我在波斯尼亚问题上却是正确的。后来北约最终介入，并由此拯救了成千上万条生命。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1.4.22

本版责编：姜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