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对《梁思成与他的时代》有些好奇，于是怀着期待参加了发布会，并获作者朱涛赠书一册。会后受“青阅读”编辑嘱托，要我写一篇书评。承接后则不敢怠慢，在几天时间内检索了若干资料，又将此书通读，平静了好奇心，也由此产生若干感慨和困惑，还是有些话要说一说。

    如作者自己在书尾“致谢”中所说：“本书各章节曾作为一系列单篇论文在《Domus国际中文版》和《时代建筑》上连载发表。”今集散篇成书，更跨半个中国到首都开发布会，足见作者及出版社对该书的重视。

    书中未见对原发表文章是否调整或统筹后结集的说明，当可认为是由原文直接集中的重新发表。正因为书中三篇八章内容原都是独立成文的文章，所以读起来至少可以看出相互之间的区别。

    第一篇“中国建筑：史学的构筑”有两章，分别是“上穷碧落下黄泉：是找东西，还是填充体系”和“强梁无畏”。这一部分主要试图梳理梁思成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关于中国建筑史思想的来源和形成过程。

    该书认为梁思成的史学思想包含“中国民族主义”和“西方古典主义”，还反复论述了梁思成相信“历史主义”信念、坚持“结构理性主义”原则，以及后来对“现代主义”的热情。作者认为梁思成的这些思想线索并不构成根本矛盾，而是都被活跃地调动起来，达到彼此交织、相互支持的状态。

    梁思成建筑史思想的主要来源，该书认为有两方面：其一是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和他于1925年出版的《支那建筑史》一书；其二是梁思成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所受到的“布杂训练”（即基于巴黎美术学院传统的训练体系）。书中尤其强调了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对梁思成的影响和刺激，认为梁思成创办营造学社的原因之一即为了抗衡伊东忠太来华报告的傲慢。作者还认为，中国建筑学者们受民族主义情绪左右，长期以来一直在有意无意地回避这重要的一点。

    这部分内容行文规范，娓娓铺陈之间增进了读者对作者观点的清晰理解，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书中描述了梁思成参与创办中国“营造学社”、偕妻子林徽因历十数年四处调查测量我国各地古代木结构建筑的大致过程，再现了梁思成及那一代人的治学精神和强烈的民族感情。尽管这类描述已散见于关于梁思成的各种评价或回忆文字中，相信读者读后仍可备受感动，并对梁思成那代学者油然生出敬意。

    第二篇“新中国建筑运动与梁思成的思想改造”分为四章，分别是“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大屋顶检讨”和“从争鸣到反右”。读至这一篇开头即可明显感觉到，从行文到内容已与前篇分属两个天下，单从谋篇角度看，这正是集散篇成书的痕迹。

    从本篇行文和书的前言与各方推荐文章看，作者于2009年读到的梁思成的《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1951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是其非常看重的一份文献资料，“我在2009年第一次读到他这篇检讨时，心中产生了一种幻灭感”。由此引发作者的兴致而扩展出去的大块文章，也显现出作者的意境满满。这一篇章着力地批评了梁思成建筑思想的转变，调侃梁思成决心“跟随共产党走向完全的救赎之路”。作者认为正是这篇58年前发表过的文章导致了建筑学界特别是建筑思想界的一些变化。他称：“我期待自己三年来的工作，能将铁板一块的梁思成研究敲开一些孔洞，往里注入些历史反思的生命力。”

    读这部分篇章会有与前篇完全不同的感觉，对不同的读者来说可能倍感快意，可能深感失望，也可能感到一种似曾相识的异样心态……但肯定会读出作者本人对某些问题的热情与对效果的期待。

    第三篇“梁思成的城市规划思想”只有两章，“想象城市与制度”和“梁陈方案：两部国都史的总结与终结”。除了内容上主要讨论关于梁思成的城市规划思想的渊源和来龙去脉外，文风与观点一如前篇。

    很有意思的是，该书为梁思成的建筑思想观点都找到了出处。梁思成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建筑史思想来自日本，“我在文中尤其强调了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对梁的影响”；新中国建国以后“梁极其敏锐地抓住了毛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定义，尤其是其中对‘民族形式’的倡导……作为他构筑新时代建筑理论的政治基础”；而梁思成的城市规划思想则是“模仿《首都计划》的‘学徒之作’”、“沿用了《首都计划》的原则和工程标准”（南京《首都计划》的主要制定者是美国规划师、建筑师亨利·墨菲）。

    该书有一特色，即分别给出了“第一篇总结”和“第二、三篇总结：十年，今天”，很方便读者对作者自己观点的了解，但也显出作者盼望着读者的深入理解。该书配图亦很丰富，但个别图有加工的痕迹。

    书中有很多“我认为”这类的说法，以补充史料或证据的非直接关联或缺失。但书中对所引用的资料都给出了明确的出处，这就守住了治史的最根本的原则之一。（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来源：《北京青年报》2014年01月17日 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