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在线教学系统、成立数字出版公司、承担数字出版项目……这些几年前大学社还可望而不可即的发展成果，在今天已经成为现实。纵观当下的大学社数字出版格局，学术、教研这两大优势为大学社发展数字出版提供了有力支持，一些大型大学社已经完成了数字出版的布局，中型大学社蓄积力量，而小型大学社则正在寻找适合自身发展的数字出版道路。

　　优势 紧握教研资源
　　和非大学社相比，教学资源是大学社手中的显著优势。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林全认为，大学社的优势集中体现在它的大学教材和高等教育等相关的资源。过去做教材资源建设时，主要是出版纸质图书，现在要兼顾数字资源的建设。但是在数字化建设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资源和内容的发掘和保护。
　　对此，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数字出版部主任华春荣也十分认同，他表示，大学社由于规模相对较小、较传统，所以在资金、数字出版技术能源方面都有限，但是大学社亦有自己的优势：大学校园资源，这是大学社开展数字出版的基本保证，如在科研、教学等方面的支持。
　　在教学资源的运用上，复旦大学出版社的成果十分明显。复旦社副社长李华向记者介绍，大学出版社在数字化方面的优势主要集中在教学科研力量方面。以复旦社为例，主要优势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教学资源优势，复旦社的作者都是知名的教授；其次是复旦大学这个品牌的优势；最后，复旦社在多年的选题策划中也积累了一些优势，推出了一些有品牌效应的教材，如二十一世纪大学英语等。现在复旦社采用E－Learning系统，在传统教材的基础之上利用新技术进行延伸。
　　在另一方面，学术出版资源也为大学社发展数字化提供了新的思路。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薛志红表示，大学社主要从事的是学术出版和教育出版。这个方向上有着比较大也比较强的市场需求。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学术出版机构是在数字出版方面最先获得成功的。国内的同方知网也是最早的数字出版的成功范例。对于南大社而言，所依托的南京大学有着雄厚的学术底蕴和人才力量。这为南大社提供了资源优势、项目优势。

　　资金不足 推广乏力
　　对于传统出版社共同面对的资金问题，大学社都在寻找着自己的解决方式。
　　这其中，南大社的方法值得借鉴。据薛志红介绍，为了克服资金瓶颈，南大社积极争取政府资金的扶持。现在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部门对于数字出版的资金支持力量越来越大，这两年来，南大社获得的各类资助达到400多万元。同时南大社对学校承担的各类科研项目进行梳理，寻找具有数字出版潜力和市场前景的项目，进行适合市场需求的二次开发，以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得可靠的项目。另外，出版社在谨慎、稳健的前提下，积极加大对数字出版的投入。
　　同南大社一样，近几年在数字出版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浙大社也在建设之初，巧妙地解决了资金问题。浙江大学出版社社长傅强表示，为降低投入、减少风险，浙大社积极与学校和社会力量合作开展数字出版项目建设，合作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合作各方的优势，寻找“共赢”的机制，出版社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在内容资源、市场信息、行业规则等方面的优势，在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对此，北京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刘乐坚坦言，同很多出版社一样，资金也是北大社数字出版的一个瓶颈，尤其是现在数字出版的投入和产出尚不成比例。除了资金制约之外，数字出版业务该如何有效营销是摆在北大社面前的一大挑战。数字产品和传统出版物一样需要有营销、推广，但是在目前出版社还没有合适的办法和手段来推销自己的数字产品。北大社不少出版年代比较久远的图书，作者已经很难联系上了，补签数字作品合同和支付数字出版稿酬也不容易。另外，电子书的定价策略也不易确定。在侵权、盗版数字作品猖獗、泛滥，数字作品很难得到有效保护的大环境下，要让读者付费阅读数字作品，确实也很困难。现在的电子书定价过低。读者对电子书的价值认识有误区，认为电子书就应该比纸书便宜，就应该是白菜价，甚至免费。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数字出版物很难有比较满意的收益，作为出版方，能给作者的分成自然也太少，甚至拿不出手，难以形成良性循环。” 刘乐坚补充道。

　　瓶颈 诸多需解决
　　相对于资金，大学社对于人才的短缺更为关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数字出版中心副主任朱翊就坦言，对外教社而言，最大的瓶颈还是数字出版复合型人才的匮乏。从大学社自身的机制上来看，很难培养出一个既懂外语教学，又精通计算机技术的数字产品经理角色。如果想从互联网公司引进人才，也存在薪酬待遇、发展空间等一系列问题。
　　除了人才瓶颈，数字出版行业本身存在的问题也在困扰大学社。薛志红就表示，目前国内数字出版缺乏国家标准，这是数字出版发展的一大障碍。仅就电子书格式而言就有很多种，而技术厂商之间又存在壁垒，这使出版社的数字出版增加了工作量和成本。此外，数字版权保护立法滞后，也亟待解决。比如对内容的数字化加工的版权归属、保护期限没有确定，出版社的投入存在风险。再如大量没有数字出版授权的正式出版物、纸质图书已过专有保护期的如何处理等，这些问题制约了出版社数字化工作的推进。希望立法部门和有关行业协会能够重视并解决这些问题。
　　同时，大学社也面临着传统出版社都在面对的观念转变问题。东南大学出版社社长助理兼数字出版部主任、电子分社社长张煦表示，出版社的数字化转型最为困难的是出版理念亟待更新，大部分的策划编辑还都是以纸质出版为中心，缺乏“大出版”的概念。从选题策划、日常的内容加工管理、营销发行的模式上都还没建立宏观的概念。
　　此外，大学社本身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大学社进行数字出版增加了难度。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社长郝勇就向记者坦言，从理论上分析，大学社进行数字化建设似乎比地方社或中央部委社更为有利。因为大学社是集科研与教育于一身，而大学社作为大学的部门之一，优势得天独厚。但是现实却不尽然，由于现行的条块分割式管理，大学的下属各部门各自承担的任务不同，结果是出版社与外部沟通、交流多于内部，通常情况下同外部的沟通、交流不是带有政府或上级指令性背景，就是有着商业盈利背景。这就使作为大学中部门之一的出版社，处境较为尴尬，由于出版数字化的研究是一个长期坚持、不断更新、更正的过程，而校内任何一个学院所提供的支持又很有限。
　　面对未来的发展，复旦大学出版社副社长李华看重的是市场、政策和版权。他进一步解释，对复旦社而言，数字化转型的困难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需要进一步拓展市场。当前已经有不少数字化的产品，如何将这些产品推向市场，被市场广泛接受需要进一步探索；其次，需要政府出台一定的政策来扶持数字产品。比如研发的E－Learning系统被其他高校采用后，能否算他们的教育采购量，学生使用这个系统所完成的课程能否获得学分等；最后要加强版权的保护，打击盗版。良好的版权环境是繁荣数字出版的基础。

来源：《出版商务周报》2012年05月15日